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

文章通过对比满、蒙、汉文历史档案文献,认为《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顺治元年正月己亥(十日)条所记当为“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十五日”文书的误解,添加的“达赖喇嘛”字样,是清朝修史者异想天开杜撰的结果。五世达赖喇嘛应邀觐见,说明藏区政教界对新兴的大清政权的高度重视。清朝频繁遣使藏区及达赖喇嘛等屡屡遣使清朝,表明双方都渴望建立一种稳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达赖喇嘛要求变更会晤地点以及提前辞行,并非出于“达赖喇嘛长时观望不决”,而是出于他个人及其随从等健康方面的考虑。     

历世达赖喇嘛传记中的皇帝观念与政治认同

以历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教代表人物在其传记中对清朝皇帝有大量的描述。这些记载所呈现出的皇帝观念既有政治想象与政治意向,也饱含政治情感与政治认同,并以充分的历史事实表明:西藏地方与清中央王朝关系的基础并非是宗教意义上的供施关系,而是具备实质内涵的政治隶属关系。     

八世达赖喇嘛及其在清朝治藏中的政教业绩

本文据《八世达赖喇嘛传》等藏汉文原始史料,阐述和评价了八世达赖喇嘛一生主要的政教业绩,论述了他在清朝治藏中的历史作用。他一生务识大局,服从和支持清朝在西藏推行的各项改革制度。他与驻藏大臣关系良好,与几任摄政活佛相处融洽,为增进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府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在抗击廓尔喀的战争中表现十分突出,具有远见卓识,贯彻圣旨、支持清军、征集粮饷、参与章程制定并积极贯彻执行,得到乾隆首肯。他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五世达赖喇嘛与蒙古关系资料——《五世达赖喇嘛自传》选译

1617年(火蛇年) 藏历九月二十三日拂晓,五世达赖喇嘛生于西藏山南琼结。达丹活佛为其起名为贡噶米居多嘉旺格嘉布。 1619年(土羊年) 由于土马年(1618年)之乱留下的祸根,蒙古的大批军队开到绒波达木地方,似乎要统治整个西藏木门人家。西藏的许多丧失了领地的首领以及蒙古贵族的子弟中有不少人成为活佛的转世,所以当时人们议论我是不是也是一个活佛的转世,有的人说我是噶玛噶举派的贾曹活佛或是主巴噶举派的喇嘛拉孜哇的转世。当哲蚌寺的吉索到桑耶寺向护法神禀告有关土马年之乱的情况时,护法神说:“在没有善知识的时候,应把信仰寄托给谁呢?请把希望寄托于雅隆的官府吧!”策斯护法仓巴顿托还预言说:“将穷结的金色金刚用红宝石镶饰起来,再用绸缎来包裹,色泽比黄金更鲜亮,与金刚同名更美妙!”于是,多数随从们就到处宣扬说我似乎是哲蚌寺活佛(指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火龙年1616年藏历十二月在拉萨去世)     

略论四世达赖喇嘛与蒙藏关系

16世纪末,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1507～1582)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1543～1588)共同努力建立的蒙藏友好关系,在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时期,得到了继续发展和巩固。这在格鲁派发展史及蒙藏关系史上,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驱准保藏”与清朝和拉达克的最初关系

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军侵占西藏后,清朝发动驱准保藏。期间,清军密切关注和了解准噶尔与拉达克的关系;拉达克王尼玛南杰协同康济鼐在阿里防守和抗击准噶尔军,配合清军。西藏平定后,清军统帅延信向拉达克颁发文书,劝说其遣使通好。这成为双方直接交往之始。拉达克则协助康济鼐派人到叶尔羌为清朝打探准噶尔情报,开始成为清朝获取准噶尔情报的媒介。雍正帝继位后立即向尼玛南杰颁发赏赐,尼玛南杰遂于雍正元、二年间遣使进京上表朝贡。这样,双方最初关系得以建立。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4月18日在提斯浦尔經由印度外交官員散發的所謂“达賴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詞穷、謊話連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不顧中国是由汉族、藏族、蒙族、維吾尔族等几十个民族形成的統一国家的事实,这个声明一开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謂“独立”。事实上,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是在过去由十三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几百年間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陆續規定的,甚至达賴喇嘛的称号、地位和职权,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規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謂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謀。这个声明从所謂西藏独立开始,証明了声明的起草者反映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志,而根本反对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議。1951年协議一开始就确認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格萨尔史诗”的神话传统与宗教关系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地区普遍流传的民间“英雄神话”。表现出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平生活与生产,希望出现保卫部落的英雄,使人民免受战争灾难;因此借助于想象,创造了半神半人威力无穷的格萨尔英雄形象。他是人民意志和集体力量的象征,是广大群众的一种精神鼓舞力量。     

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蒙古的关系

以藏文古籍《三世达赖喇嘛传》和一些蒙、汉文史,料为基础,对三世达赖喇嘛和蒙古统治者的相互往来进行了研究。     

刍议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掀开了近代史上新的一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均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中央政府正是在这一政策下,继续行使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是年5月9日,即正式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尤其是紧邻印度的西藏地方发生的变革,十分关注。它利用了     

“光芒四射的皇帝”

巩乃斯草原是花的海洋。哈萨克牧民的儿子奴拉尔汗在这里降生,在这里成长。他当过小学教师、乡政府秘书、乡长、县计委副主任。今年62岁了,家里挂满哈、维、蒙、汉等民族文字的锦旗。上面写着:雷锋式的好干部,民族团结模范,妙手回春,接骨名医等等。这些锦旗默默记录着奴拉尔汗几十年间为10多个民族4万多人次无偿治病的故事…… 1949年奴拉尔汗20岁。他一边读中学一边学习舅舅推拿接骨的技艺与秘方。新中国让他走的是当干部的路。从小学教师到县计委副主任,他干一行专一行。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因本职工作出色而多次荣获新源县、伊犁州、自治区的奖励。他从舅舅那里学来     

“民族与宗教关系的中西模式”专栏引介

<正>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国门打开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探求的问题。人们从哲学理念、制度建设、器物工具的各个层面,对中西之间的差异进行归纳总结。作为影响文化发展的两个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民族、宗教的研究历来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占有特别的地位。但是,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加以特别地     

试述拉卜楞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

藏传佛教数以千计的寺院,在历史的进程中,有的败落,有的滞于原状,有的超乎寻常地崛起,如此诸种结果,相关的原因固然较多,但其中政治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嘉木样一世借鉴历史警训,选定毗邻内地的藏区边缘地带建寺立业,实施与中央政府发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遗嘱”辨析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于1933年12月17日(藏历第16胜生水鸡年10月30日)在布达拉宫圆寂。“全藏持丧49日”,但是“却以一个奇特的理由,缩短为三个星期”。所谓奇特的理由,是因为盼望达赖喇嘛早日转世,从而提前结束持丧时间。然而也应看到,又过一个星期,“藏中全体僧官代表,大会于布达拉宫,一致决     

清朝驻藏大臣的“请训”与“陛见”考

驻藏大臣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与上级、同僚、下属、管理对象等发生联系时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制礼仪,这些规制礼仪共同组成了驻藏大臣的沟通机制。驻藏大臣的沟通机制在顺畅驻藏大臣与各相关群体之间的联系,彰显驻藏大臣的地位,进而保障驻藏大臣职责的正常履行及宣示清朝中央政府对藏主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驻藏大臣在上任和卸任时会受命前往皇帝处进行“请训”与“陛见”,虽然这两项规定是相关大臣与皇帝之间信息传递的一种方式,并非针对驻藏大臣而设立,但在执行时被驻藏大臣赋予了一些特性。文章通过分析“请训”与“陛见”规定的“发展沿革”“执行情况”“意义效果”等内容,认为这两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皇帝及朝廷有效了解西藏情形、面授机宜、指导治藏工作发挥了切实有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治理的高度重视。     

夏扎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的演变

夏扎是清末民初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其对英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及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随着时局变化而变化.在1890至1903年里,他从反对与英国通商到主张通过和平谈判以处理英国发动的第二次侵藏战争,他在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权力冲突中被革去噶伦职务.在1904至1913年里,他转而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处理与中央政府冲突的得力助手,他竭力寻求英国的支持,并成为与英人打交道的”亲英派”.在1913至1919年里,他虽然反对中央政府恢复治藏权力,但也反对分裂西藏.他虽然为首席司伦,但是并无实权,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关系变得冷淡.     

论英国侵藏急先锋贝尔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

英国人贝尔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结缘于达赖流亡印度期间,三年中二人频繁交流,建立了所谓的“亲热的友谊”.当然,有着浓厚政治身份的二人实则是友谊搭台,利益唱戏,各有所图,各取所需.贝尔成功地通过达赖实施了英国的一些殖民政策,成功地使得中国的西藏问题愈加复杂化.贝尔开创了侵略西藏新模式:精通藏文化,对西藏僧俗阶层施以情感攻势,上下其手左右逢源攫取权益.贝尔苦心经营的西藏事业貌似成功,但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西藏地方于中央政府却无太“过分”之举,“精明”的贝尔终被“善变”十三世达赖所弃,亦可说贝尔只是十三世达赖手中的一张牌.     

清朝末年川藏边路之“新政”

清政府晚期为了达到“筹边援藏”、“固边图藏”的目的,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与新政,而“利交通、速文告”便是其中的重要施政之一。为此,清政府在川边与西藏之间采取了辟治道路、安设店栈、改革乌拉制度、设立塘站、架设邮政线路等措施。文章对相关的过程进行了仔细地梳理,认为清政府实施的开通“边路”等开边新政措施不仅深得边地民众人心、促进了川边藏地的发展,更是川边藏地现代化的先声,同时,对于整个西南边疆尤其西藏地方的稳定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