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变通行为的内在逻辑

从关系的视角来看,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的变通行为的动力原则是司法主体的变通行为惯习,而这种行为惯习又来自于政法体制,即来自于以法律的治理化为原则的权力场域。一方面,政法体制限制了行为主体的行动范围,从而形成一种变通的行为惯习;另一方面,主体的变通行为惯习反过来又建构了这种政法体制。正是这种特有的司法场域运作的逻辑导致了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的任意变通现象,要改变这种任意变通的现象使得民族地区司法实践规范化,必须重塑民族地区司法场域的结构和运作逻辑。     

马尔库塞的审美乌托邦

在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中,文学艺术是作为现实对立面被建构起来的,它处在与现实相异在的虚构世界。文学艺术作品的结构,是由肯定现实存在与控诉现实存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艺术意识形态与艺术真理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这种悖论式关系恰恰最为有效地包孕着政治潜能。文学艺术的审美形式是感性形式,它由感性秩序构成;文学艺术就是以此对抗现实秩序,培植新感性,而这正是社会解放的起点。审美形式具有双重性:商品化与抵制商品化。作为一种形式,它为文学艺术设定形态,赋予可复制性和特定的价值,使它无奈地沦为商品;而另一方面,审美形式又让文学艺术获得自律性来抵制商品化。     

家族企业的制度选择

企业组织形式并不能代表该企业组织形式的企业制度。家族企业只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它与现代企业制度是相适应的,选择现代企业制度是其追求经济利益的需要。家族企业的发展受企业规模、经济发展状况、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制度选择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正如制度变迁往往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一样。要求我国现阶段的家族企业超越现实地追求现代企业制度只能是拔苗助长。     

个人行动的社会制约——评迪尔凯姆关于个人行动、集体表象和社会制度的论述

迪尔凯姆明确地批判了斯宾塞和经济学的利己主义原则与个体理性选择理论,强调利他主义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主张以道德观念整合人们的社会行为。在这个基本立场上,他高度重视集体意识或道德观念对社会生活的整合,并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制度的科学。迪尔凯姆论述的集体意识是集体表象,就其意识形式而言是一种感性认识,而就其内容而言乃是由道德、伦理、宗教、风俗、习惯和惯例等构成的感性制度,认为这些感性意识或感性制度广泛地制约着个体的行动。     

体验经济与感性选择的确证

体验经济是以服务为依托 ,通过感觉和记忆使消费者对某种事物或现象留下深刻印象或丰富感受的经济类型。体验经济的实质是产生美好的感觉 ,体验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 ,将是人类经济生活在 2 1世纪的一场最为深刻的革命。既然体验经济必须达到情感体验才能实现经济交换 ,于是 ,感性意识在体验经济中就必然要取代理性逻辑的地位 ,体验经济获得了新的意识活动形式。随着感性意识在体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感性选择和理性选择的地位在体验经济中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矫正少数民族服刑人员的理念、制度与文化

矫正少数民族服刑人员的理念包括普遍性的矫正理念和变通性的矫正理念.其矫正制度也包括普遍性的矫正制度和变通性的矫正制度.矫正少数民族服刑人员的文化主要是社会主流文化.少数民族服刑人员的监狱矫正是一种特殊场域中的文化适应过程,需要综合把握普遍性的矫正理念和制度与变通性的矫正理念和制度,通过关注其民族文化特质的途径来促进少数民族服刑人员适应矫正生活以提高矫正效果.     

“积淀说”的反思与重释“新感性”

“积淀说”在当代中国美学和哲学中影响巨大，但这一理论有着严重缺陷。首先，这种理论所持的理性积淀为感性的思路，造成美学的过度理性化；其次，内容积淀为形式忽视了形式有着自身独特的、不依赖内容的起源；再次，对“实践”也不能理解为依照理性来实施行动，而应该理解为“感性活动”。最后，“新感性”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它既不能变成“理性的感性呈现”，也不能看成是原始本能的激情迸发。“新感性”是感性经验的积累，感性生命力的焕发，也是感性与理性的互动。     

调和是社会矛盾暂时解决的一种特殊形式

社会矛盾的暂时解决正如彻底解决一样,也有多种不同的形式。调和正是这种暂时解决的形式之一。我们应对这种特殊形式进行认真而全面的研究。随意地夸大或简单地否定它都无助于我们对调和在社会矛盾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出比较客观的认识。 一、调和形式的客观性及其依据     

中国传统地方政制基本特征刍议

地方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秦迄清）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从宏观角度而言，可大致概括为四：外在形式郡县制、封国制与特辖制并立，基本内涵政级配置与控制措施共存，具体发展制度性与变通性互动，内在实质具体性与目标性统一。此四者密切联系，彼此互动，体现了传统地方制度伴随社会变迁而日臻成熟。     

制度冲突与下岗再就业

下岗再就业既是一种深刻改变了我国社会结构现状的特殊的社会流动形式,更是一个关系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现实难题,对它的研究具有现实与理论的双重意义。鉴于以往研究在宏观与微观上的分野和对立,本文采用制度冲突的分析框架将影响下岗再就业的各类因素涵盖其中,在制度与行动之间互动的理论视角下展开研究,在分析了下岗再就业过程中三对制度冲突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目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协调与整合。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