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

社会资本与宗教信仰会对个人与家庭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3年在全国范围的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社会资本与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更大;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所在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会显著增加约3个百分点;同时还发现,农业生产经营会对农村家庭创业产生"挤出效应";风险爱好型受访者所在家庭更倾向进行创业。     

中国农村家庭社会性别关系模式的探索性研究

基于文献研究和质性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对Kabeer的社会关系分析方法进行修正,用3个综合变量描述中国家庭中的社会性别关系模式,即权力决策模式、资源分配模式和活动承担模式;并利用在中国东部某县905名(男性313,女性592)农村对象的调查数据,采用上述三个指标对中国农村家庭的社会性别关系模式进行定量的描述性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农村大部分家庭中存在偏向女性的权力决策模式,偏向女性的资源分配模式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活动承担模式,且三个变量间存在相互关系.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阻碍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为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境）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农民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生子女数量的影响和亲生子女数量对农民后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两个角度,构建了理论模型,在2015、2016年分别对湘中和豫东农村1418、1416个户主家庭进行了调查,以各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各个家庭当前社会经济地位、户主父亲以前的家庭成分、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等,对这些因素进行有序probit回归和研究。研究发现,无论在湖南农村还是河南农村,家境较好的家庭子女数量也较多,反之,家境较差的家庭子女数较少;假定子女数量真的影响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回归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正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农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代际转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社会网络、经济发展与农村医疗经济风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农村地区面临着医疗经济风险增大的困境,在村庄治理模式下,社会网络是否有利于降低农村医疗经济风险？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医疗经济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1）社会网络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医疗风险,在控制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影响后,社会网络的作用仍然显著;（2）家庭收入成为约束条件,制约着社会网络在农村医疗风险中的作用,低收入农村家庭社会网络所起的作用显著;（3）从区域来看,在东部地区,社会网络对降低农村家庭医疗风险的作用有限,而中西部地区较为显著;（4）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网络对农村医疗风险的作用将会逐渐弱化。本研究有助于认识社会网络对农村医疗经济风险的保障作用,并为如何解决农村医疗经济问题提供初步的决策依据。     

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家庭道德建设问题

在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家庭出现了种种问题,给农村家庭道德建设带来许多隐患,当务之急就是必须采取一定措施加以解决,重视农村家庭道德建设,这对维护中国社会稳定、进行新农村建设、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研究

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家庭养老保障是基础,农村社区养老保险是过渡,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是方向"的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最后论述了农村社区养老保险向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演化的动力机制.     

农村家庭高创业绩效的引致路径探究——基于组态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农村家庭创业绩效是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为识别促成农村家庭高创业绩效的作用路径,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筛选获得290个农村家庭创业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实证分析作为结果的创业绩效与创业者、创业资源和创业环境三个层面条件组合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在创业者层面,教育程度可作为农村家庭高创业绩效核心条件发挥作用;在创业资源层面,社会网络和互联网络均可发挥核心作用且有替代关系;经营资产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创业环境层面,非农行业往往可以获得更高的创业绩效。提出打造合格创业者、补给创业资源和完善创业环境等对策建议。     

孝养为主、慈善为辅、政府为助——农村养老方式的社会学思考

农村养老牵系亿万农村家庭和数以亿万计的农村老人；在21世纪的今天，农村养老不仅仅是一个个农村的家庭的家庭经济、伦理道德问题，它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建成、社会能否实现和谐稳定的社会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好农村养老，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采取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以孝养老、政府调控、社会力量辅助多条腿走路，保证我国农村老人衣食无忧、精神愉悦，安度晚年。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完善的对策性分析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适应农村经营体制变化、农村家庭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客观要求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紧迫任务 ,是当前中国的现实问题。结合我国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保障形式单一、社会化程度低以及基金筹集模式难以选择的问题 ,本文提出从四个方面进行完善的建议 :开展农村社会福利 ;健全农村社会保险 ;完善农村社会优抚 ;加强农村社会救济 ,从而在我国建立起较为成型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论家庭关系变动中的农村老年赡养问题

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传统的家庭制度向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转变,夫妻关系取代父子关系成为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传统的三世同堂的居住方式演变为夫妻独居和老年人分居,子女对老年人的支持和帮助减少,从而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功能。必须发挥国家、社会、个人和家庭四个方面的作用,继续增强家庭养老的功能,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养老模式,发挥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导作用,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解决农村老年赡养问题。     

如何发挥农村家庭养老的最大效用

在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家庭养老方式是几千年的自然选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力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探讨目前在农村家庭养老弱化、社会养老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家庭养老资源,使得家庭养老效用最大化,具有现实意义。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的农村样本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其影响作用的变化规律。研究结论显示,生计多样化作为家庭应对未来收入波动冲击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社会网络越丰富,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越高;同时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加快,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在逐步减弱,社会网络分散风险、降低生计脆弱性的途径难以为继。由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对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服务覆盖面和质量,以满足农村家庭平滑消费和规避风险的长期需求。     

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与问题论农村养老困境的解决

中国已进入老年社会,农村养老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的特殊性,农村养老更需选择高效的解决对策,这就需要立足历史,解决未来。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期间发生了多次变化:计划经济下单一的政府支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家庭和土地的双依托模式;市场化进程中抵御经济的风险社会化模式。但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传统的家庭自保和土地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农村社会保障必须充分考虑这些问题。目前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还是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只起辅助作用。未来的社会要逐渐形成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为主体,伴以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的农村养老体系。     

社会转型期农村养老的主体模式：社会保险抑或家庭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性社会养老保险成为构建中国农村养老体系的核心议题,但20多年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目前尚未实现预期目标。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对家庭养老功能带来双重影响,表现出结构性特征。与社会养老相比,家庭养老的低成本、精准化等特征使其在经济扶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仍具优势。在目前甚至较长期的社会转型期,家庭养老应当成为我国农村养老的主体模式。构建政府支持的家庭支持计划对于稳定、拓展家庭养老功能不可或缺,而社会养老保险值得长期建立。     

宗族网络、收入差距与农村家庭人情支出——基于CFPS2014的实证研究

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之下,人情支出负担过重成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从宗族网络结构的差异和村庄收入差距状况两个角度切入,对中国农村家庭人情负担的基本状况以及人情异化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家作为人情往来的行动单元,人情负担在不同家庭结构、社会网络和收入水平上呈现出异质性;宗族网络发挥了规范人情秩序的积极作用,在宗族网络强度较高、规模较大的地区,家庭人情负担较轻;收入差距加重了人情支出负担,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家庭人情负担越重,且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但同时,宗族网络能够缓解这一负面影响。本文呈现了乡村社会变迁中人情支出负担问题的区域性差异,并揭示了其核心影响机制,为理解农村居民交往行动逻辑和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提供了有益的观察视角和机制性的理论解释。     

中国农村家庭的变迁

家庭是个能动的要素,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与近代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一直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中国农村的家庭,也是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从事自给自足小农生产的传统家庭.其间除近现代的太平天国革命、戊戍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共产党     

抑制或促进？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人情消费的影响研究

人情消费是中国乡村维持社会联系的重要传统,如今却愈发成为农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劳动力外流可能对原有社会人情关系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文章首先从人情关系网络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乡村人情消费独特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此逻辑下不同务工类型（就近务工和离乡务工）可能对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带来的冲击;继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从地区和农户异质性两个方面讨论劳动力外流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各异,表现为就近务工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意味着离乡务工可能会瓦解或重塑农户原有的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并可能会改变人情消费的方式。此外,农民务工对人情消费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也存在差异;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表现出的抑制效应也越大。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个体、家庭、社区和制度等多个层面,利用人口迁移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Probit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主要结论是:农民外出决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农民个体来讲,劳动力外出行为首先表现为人力资本竞争选择的结果;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家庭相对剥夺感和市场流动性差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新经济迁移理论在中国是实用的;对于家庭所在的社区来讲,一个基础条件好和社会网络资本丰富的社区有利于推动农民外出,但过高的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从制度层面讲,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制度变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根本影响。因此,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的关键是要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改善农村发展条件和改革不合理的二元结构。     

农村初中生家庭功能与学校适应的关系研究

为探讨情绪弹性和社会智力在农村初中生家庭功能与学校适应之间的作用机制,以393名农村初中生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四个变量之间均呈显著的两两相关关系,且家庭功能负向预测学校适应;情绪弹性和社会智力在家庭功能与学校适应中既发挥单独中介作用,又发挥链式中介作用。结论：情绪弹性和社会智力在家庭功能与学校适应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调查还在研究结果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农村初中生的学校适应水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