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髑髅说》之创作时期考辨

学界对曹植《髑髅说》创作时期之判定,可谓众说纷纭,除未定者外,举凡前期及后期皆有学者主张,然而无论主张前期或后期之学者,其论据皆颇为不足,因此诸说皆难惬人心。对曹植本文创作时期之推估,笔者以为其关键在于对曹植本文最末段文字所显现的生死观的理解,因此推估本文创作时期即以此为核心,并配合对《髑髅说》上下文连贯性之理解、曹植思想中诸家杂糅的倾向、曹植后期困顿抑郁的精神生活、“生之欢乐不下于超越性世界”观点的有无,以及《髑髅说》与曹植前期作品《辨道论》相类的反神仙论辩手法等分析角度,推估《髑髅说》当属曹植前期的作品。     

屈骚遗韵与英雄幻梦:曹植游仙诗的思想意蕴

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操、曹植父子较早大量地创作游仙诗,曹植更率先以"游仙"名篇.曹植游仙诗共计十题十一首,约占其传世诗歌总数的七分之一.可见,创作游仙诗是曹植抒泻情感的重要方式.本文对曹植游仙诗的思想意蕴进行分析,认为曹植游仙诗的实质是以列仙之趣来坎壈咏怀,其精神内核是屈骚精神.曹植在游仙诗中塑造了极为开放、自由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实际上是其未竟的英雄梦想的虚幻延伸.     

光武帝刘秀研究辨疑

在对光武帝刘秀的研究中,认为刘秀之母姓张、樊重是光武帝之舅、刘秀母卒于元始三年、刘秀父先为南顿县令、刘秀与族兄刘嘉为太学同学、刘敞是刘秀的族兄、刘秀屯田在建武四年、刘秀"省并西京十三国"为"八国"九国"十国"等说法,皆为对史料的误解。而对刘秀入太学读书在"天凤"何年的千古之谜,也做了具体的考证和破解。     

浅谈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

在我国文学史上,建安诗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曹植则是建安诗歌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不仅数量多,大大超出同时代的诗人,而且诗歌的思想内容丰富;不仅创立了他个人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且也创造和发展了诗歌表现艺术,因而被后人誉为"建安之杰"、"为古今诗人之冠".     

论苏李诗应主要为曹植甄后送行别离之作

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死于洛阳,曹植在二十四年岁末从邺城赴洛,所谓《苏李诗》,应主要为该年甄后与曹植送行于南山淇水之作。如果以曹操死前一个月的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为研究始点,来研究曹植这一年时间的行踪及其诗作,不仅能使曹植个人人生履历这一段时间的空白得到弥补,更能使所谓失去作者姓名的所谓"苏李诗"有可能的真实背景浮出水面。     

曹植私制鱼山梵呗如何成为中国佛乐的标本

正如仓颉被认定为汉字的创造者,曹植因其帝王世胄和不世出的文艺天才和佛道修为,被佛教史家推定为中土佛教音声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坚持相信,鱼山梵呗之所以被立为标本,是因为曹植"拟其声而制梵呗",而且"冥合西域三契七声"。这种因感佛助而极具创造性的拟仿而不是照抄,既能很好地契合中土语文与音声的特点,便于中土广大佛教徒学唱;又能遵循佛教音声以"本行之音"传达"无相之旨"的"声文两得"原则。     

曹植低就称服于曹丕父子的原因解析--兼论曹植儒学人格构建

被称为"建安之杰"的曹植亦是建安时代人格的典范.他的儒学人格为后世文人所认同.曹植对曹丕曹睿的低就称服态度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言是曹植人格的缺失.曹植的态度是在儒学思想主导下的对皇权的一种主动选择,这种选择指向儒学价值理想的实现,最终又完成了对曹植儒学人格的构建.本文从分析曹植对曹丕曹睿低就称服的原因入手来讨论这一问题.     

曹植的“慷慨”诗风及其历史渊源

"慷慨"诗风作为曹植个人文学趣味,和整个建安时期的审美趋向,成为文学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美学范式和艺术特征.本文从表现特征、社会风尚、时代共鸣、产生原因等角度分析了曹植的慷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慷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慷慨"诗风的渊源.     

三曹休闲之探颐

三曹在复杂的政治、军事生活之余,有许多值得玩味的休闲方式。诗文述志是曹氏父子的休闲方式之一。“志”对于曹操来说是济世之志,对于曹丕来说是追求人生的不朽,对于曹植来说是诉说人生的种种机遇。游宴娱心是曹氏父子的另外一种休闲方式。曹操在游宴中不忘抱负和政治炫耀,曹丕则在游宴中享受人生的快乐,而曹植在其游宴活动中,更多的是附和之作。饮酒也是三曹的主要休闲方式之一,对于三曹来说,酒能见智。曹操饮酒、献酒、戒酒、劝酒,拿捏很有分寸;曹丕对酒理性把握;曹植则“饮酒不节”。汉代社会滑稽、俳优等娱乐活动非常盛行,曹操的滑稽体现的是真率,曹丕体现的是风范,曹植体现的是才华。在养生观上,曹氏父子都推崇顺应自然之真。在其他的休闲方式上,曹操体现的是通才,曹丕体现的是享乐,曹植体现的则是文人雅致。     

走向儒道互补──对曹植人格建构的动态考察

本文考察了曹植儒道互补人格生成的动态历程，进而从中国古代士──诗人人格发展的大系统中审视了曹植儒道互补人格的历史意义。作者认为，曹植人格分为前后两期；一系到挫折导致了曹植人格的裂变与重构；曹植儒道互补人格的内涵是顺人（即服从专制主）而不失己（即不失平治天下之志向，不失超旷逍遥之襟怀）；此一人格的生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士──侍人基本人格模式的确立。     

论《洛神赋》为曹植辩诬之作

黄初二年，曹植与甄后同罪，灌均所告发曹植之罪，正是有关曹植与甄后关系的弥天大罪。曹植确于延康元年四月去了鄄城，但不是就国，其时的身份仍然是临淄侯，其去鄄城乃是一个任性的行为。从《洛神赋》描写的情况来看，其中不仅有大量明显的甄氏的身影原型，更有两人之间交往的细节原型体现。曹植所要反复申辩的，是两者之间最后的归结点，乃是“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论曹植章表文的抒情特色

章表文是曹植一生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曹植章表文在抒情内容上,多抒发其报国之情、骨内亲情、哀怨之情和感恩之情,在抒情手法上,善用典故、散句和比兴之法,从而使其章表文具有鲜明的特色。曹植在章表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七步诗》托名曹植考

曹植<七步诗>传播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去曹植时代愈近,文献记载愈少.刘宋时出现此诗,唐人有曹植集为据不甚重视,北宋时渐有争议,南宋时著录和引之作典日盛,此后遂真假难辨.刘宋和赵宋时是反曹浪潮的两个高峰,<七步诗>的托名和盛传与这两个朝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试论曹植辞赋中的动物形象

在曹植的辞赋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动物形象,通过这些动物形象,我们可以一窥曹植的内心世界。曹植的文学创作与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前期的作品大都意气风发,积极向上,而后期的作品则深沉压抑。曹植辞赋中的动物形象体现了他人生不同境遇中心境的起伏变化,这种手法是对前代抒情小赋的继承和发展。通过这类作品,可以一窥曹植文学创作与人生境遇的密切关系。     

曹植与李煜后期作品的共同特征及其意义

曹植与李煜所处的时代相去甚远(前后长达700余年),但生活经历和创作的共同之处很多,尤其是后期生活所投射出来的创作才情,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文学成就,奠定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正是曹植与李煜后期的文学创作的共同特性,提供了诗史、词史在演进过程中由初级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的成功范例。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刘秀时期的关中士人及其文学活动

刘秀时期,有大批杰出的关中士人活跃在政治、军事、文化舞台上.他们大多具有儒学背景和廉俭好施、耿直好义的品质.他们不仅以自己卓越的军事才干,为东汉的建立、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以自己出色的政治能力和奉公尽节的精神,为"光武中兴"局面的出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们的文学活动促进了东汉初年文学的发展,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赤眉兴衰与刘秀帝业创构

赤眉兴衰与刘秀帝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并与其帝业创构相始终,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偶然,更有刘秀集团的人为拉动。就政治意识而言,推动和利用"赤眉之乱"与"更始之败",造就出"天下无主"的局面,为刘秀称帝提供了道义基础和政治前提。在具体的战略安排上,刘秀则牢牢把握住了河北与赤眉两大要素,从经营河北,创构帝业开始,就有了明晰的赤眉战略,在三期战略中,步步推进,最终利用赤眉以覆灭更始,造就出了中兴帝业。     

曹植游仙诗新论

曹植游仙诗的创作年代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 ,且都语焉不详 ,通过对有关材料的辨证可以拟定为黄初二年 ;这些诗作的主要思想意蕴是由“忧生之嗟”、对自由的无比向往与获罪被贬后的复杂心境等所构成 ;此外 ,还对游仙诗是否为曹植历经打击磨难之后进取心逐渐衰竭的表现之观点进行了商榷。     

从语汇语句角度考量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

十九首、苏李诗、建安诗歌应是三位一体的同一关系.建安五言诗带来的新兴文学观念和写法,是华夏诗歌演进历程中孤明先发的产物.在曹操的诗作中,还基本上没有十九首的痕迹;七子中只有少数诗人的少量作品中出现与十九首相似的个别语句;曹丕开始出现十余句左右与十九首相似的语句,而到了曹植的诗中,则出现三十余句与十九首、苏李诗的相似、相同诗句,特别是出现汉魏之际由曹植才开始在诗歌中使用的语汇达到十二个之多,这个事实,基本可以说明,十九首中的部分作品,其作者就应该是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