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研究——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个案

文章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为个案，分别从社区经济、组织、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概括出“盘根草格局”的基本特征，描述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主要过程。文章认为，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决定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和力度，而社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会进一步影响社区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试论当代城市社区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在城市社区层面,随着单位制逐渐解体,城市社区进入了后单位制时期,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治理形态从“管治”到“自治”、邻里关系从“解体”到“重构”、社会阶层结构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分异与隔离。     

我国当代城市居民的居住行为变迁及特点

对我国当代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居住组织结构、社区类型和社区空间、社区组织行为等居住行为的要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当代我国城市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期,城市社会组织结构正在或已经从“单位型”向“社区型”转变。当代城市居民出现了异质性,多类型城市社区并存是当代城市社会的主要特征,我国城市社区正向阶层化发展。     

多元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整体提升

社区治理绩效高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总体处在中等偏上水平,但治理绩效在社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社区治理绩效主要受到社区社会结构、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组织资源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在可视性和非可视性社区治理绩效上存在明显差异。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结构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客观影响会受到社区治理行动主体的调节,同时我国城市社区并没有呈现出西方社会发现的社区分层地位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显著关系。     

论和谐社会的社区治理结构

在和谐社会中，应当具有一个什么样的社区治理结构，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与现实状况出发，分析了和谐社会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社会、企业三个主体性因素；提出了和谐社会社区治理的基本结构形态应当是以执政党为圆心，在执政党的外围是国家行政组织，再外围是以社区自治组织为核心的各种社区组织，最外围是社区中的企业和精英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     

市场转型与城市社区重构

伴随经济改革,中国的城市社区经历了根本性的重构。历史因素、住宅供应方式的变迁、房地产市场化以及人口流动是城市社区重构的基本动力。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社区将走向阶层化。这一论断更多限于纯理论描述的层面,考虑到市场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历史效应的影响和城市居民住房能力的分化,城市社区的走向是多元化的,主要趋向还是阶层融合。     

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当代社会学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首先,讨论了社区概念的涵义,旨在明确社区概念自产生以来至今,其定义的变化、发展和目前的认识。其次,阐述了社会学界关于城市社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两种理论及其方法。第一是城市社区邻里关系与社会网络研究,包括“社区失落论”、“社区继存论”和“社区解放论”;方法主要是网络分析方法。第二是社区权力的研究,包括“社会精英论”和“多元政治论”。     

社区、社会资本和社区文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结构性变迁中,社区才能真正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场域,才能呈现出社会性和联系性,但当前的现实是社区更多地表现为地域性和原子性,这主要根源于社会资本和社区文化的缺失,增加社会资本积累和建构社区文化存量是社区回归其本真样态的可能途径。     

城市“社区社会需求”整合:一个重建社区公共性的分析

社区异质性、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整合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本文关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中心命题。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和社区公共性衰减现象,回答了以重建社区公共性来促进社区社会需求整合、构建社区有效治理的方向与可能。研究结论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和"单位制"衰微是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与社区公共性衰减的三个重要机制。社区异质性在宏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微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需求的差别。同时,社区异质性弱化了社区公共性,使社区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威胁了社区整合。因此,重建社区公共性是整合差别化社区社会需求、防止社区"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的关键。重建社区公共性意指建设社区多元主体或社区居民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共识和认同感,社区公共性是一个社区中多元主体共生共处的公共价值,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相互承认彼此间差异并能一致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对社区居民具有一定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公共规则,也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动员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文章从公共价值、公共规则、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和公共服务的维度讨论了重建城市社区公共性的出路。     

当代中国农民主体阶层结构变迁及动因分析

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农民工阶层是当代中国农民的主体阶层,在改革开放前后其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究其原因,主要有:农村体制改革为其变迁提供了必要前提,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大量就业机会的并存为之提供了客观基础,市场取向的改革推动了这一变迁,经济利益驱动是其内在动力,农民传统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则对这一变迁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意涵之探讨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中性的地域社会,而是一个国家建构出来的有着明确边界的政治空间,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治理单元。社区也不是一个想象的温馨美好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是一个充满阶层分化、区隔、内部缺乏有机联系的蜂巢状生活空间。     

乡村治理转型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共同体建构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要求,对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农村社区建设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创新、公共服务机制探索、资源渠道扩展、社区和谐民主文化建设是解决农村社区建设困境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和促进社会有机整合与融合的重要基础。     

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呈现出＂行政吸纳服务＂的一元化服务模式,表现为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单一;公共服务条块分割、封闭运行,其结果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社区成为承接这些剥离出来的职能的主要载体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已呈现出＂服务吸纳行政＂的社区公共服务多元模式,开始倡导政府、市场与社区合理的分工和有效合作来提供公共服务,在实践中也进行了新体制和机制的积极探索,提出加快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多元转化的政策建议。     

社区制度的培育与规则的形成--从几个案例考察城市社区权力的形成方式

社区建设是中国城市基层进行的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的宗旨在于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基层社会领域尝试并培育一种健全、便捷、合理、民主的新型基层社会管理机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新制度与习惯的形成过程.中国城市社区在实现法律授予的自治权力的过程中,其现实权力的来源并不是自动形成的,也不是单纯经由上级政府赐予的,而是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过程当中由社区与政府、社区与社团组织、社区与居民在不断的反复博弈过程中实现的.社区制度的培育过程表现为现有体制下需求者(社区居民)和供给者(政府)之间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量的反复博弈过程.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城市社区治理:角色迷失及其根源——以H市为例

目前,国内对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和居委会的角色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根据法律和政策、政府职能理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和自治组织的特点,政府和居委会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分别扮演规制者、供给者、指导者和供给者、代言人、助手三重角色,但实际上,两者均存在角色迷失的现象,其根源在于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滞后、政府职能转变困难以及居委会的资源约束和理性驱使。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及对策:兼论“两委一站”模式

城市社区是城市建设管理的基本单位,在社会管理和城市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越来越强调加强社区管理和发挥社区的基层服务功能。"十二五"期间,在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管理的大背景下,现有社区管理体制和模式暴露出很多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须在管理模式上探求新的出路。构建"两委一站"社区管理模式可以有效规避管理体制中的矛盾,尽可能发挥出社区在基层的核心服务作用,为促进城市化发展和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     

居委会角色与功能再造：社区治理能力的生成路径与价值取向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在社区治理中却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甚至一度有被边缘化和能力弱化的倾向。借鉴社区网络化治理分析模型，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经历了三种模式。在赋权增能模式下，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网状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平台和中介，要“对上争取项目、对下发动、组织居民，左右链接资源”，扮演着“节拍器”、“赋权者”、“增能者”和“引导者”等积极行动的角色。赋权增能模式，改变了政府在行动、居民不行动的困境，悄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政治社会学解析——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过渡型社区”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区形态,由于其特定的过渡性、不稳定性造成了治理难题.解决这类社区的治理难题的基础在于打破城乡二元分立的思维定势,对社区政治社会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保证治理方案的创新和绩效.社会资本是与社区治理紧密相连的理论工具,传统社会资本的崩解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乏是“过渡型社区”的政治社会基本特征.重塑社会资本是实现“过渡型社区”的良善治理的有效方案,但却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政府与社会、中国适用性等方面的关系.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的视角,重点分析“过渡型社区”治理难题背后的政治社会根源,以求获得学界和社区管理者对“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重视.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全国2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依据计划行为理论设计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通过对1794名居民数据的探索性和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讨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影响因素的合理模型以及各个因素对居民社区自治行为的影响关系和程度。结果表明：计划行为理论基础因子得到了修正;自治态度、自治实际控制感、自治行为、人格倾向、社区社会资本、自治认知、社会经济地位7因素模型为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影响因素的合理模型;自治实际控制感、社区社会资本、人格倾向、自治态度、自治认知是正向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