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稳定低生育水平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从甘肃酒泉的农村"二孩"实践看生育政策的作用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要不要进行调整?调整的理由和时机是什么?随着生育水平连续十余年低于更替水平,以及人口结构问题日益凸现,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似乎愈加激烈,"长期稳定"派与"适时调整"派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桂世勋,2005)各执一词.观点的分歧是对于现行生育政策作用的认识.取得共识的是中国"提倡一孩"的现行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众说纷纭的是现行生育政策持续下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会造成怎样的人口后果.     

安徽省出生性别比问题分析

本文从安徽省性别比现状分析入手 ,提出了“减少数量的生育观念超前 ,‘偏好男性’的生育观念转变滞后 ,是导致性别比偏高的主观因素”的主要观点。剖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对性别比的影响。提出了制定人口政策应坚持以人为本 ,加大物质奖励和政策推动的激励机制 ,着眼于营造崇尚女性的社会氛围 ,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最终实现政府愿望和群众意愿相统一、可持续发展需要和人类生育的自然需求相一致、人与社会和自然协调和谐的小康社会     

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儿童性别比关系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由于该现象发生在现行的生育政策推行以后,所以政策被认为是造成或加剧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直接衡量生育政策,并探讨它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研究十分缺乏。本文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89~2000)数据,分析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社区层次儿童性别比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趋于平衡的性别比更可能在政策被严格推行的地点和时间出现;政策的性别特征激化儿童性别比,但政策仅仅作用于第二胎。因此,在夫妻控制子女性别的能力超过控制子女数量的能力、在部分人群尚不能同等对待男性胎儿和女性胎儿的时候,若要获得相对平衡的出生性别比,政府必须完善现行的生育政策,并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行政干预。     

人口计生委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广泛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行动计划的意见

一、充分认识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重要意义 计划生育、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十五”时期，人口计生系统广泛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动，宣传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普及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知识，提高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对稳定低生育水平、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群众生育意愿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仍存在矛盾，“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男尊女卑”等传统婚育观念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有些地方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认识不到位，部门配合不力，忽视长效工作机制建设，     

关于出生性别比的几个问题--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利用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1%原始数据,研究与出生性别比相关的几个问题,结果表明,外来妇女生育对广东省出生性别比失调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受现行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与人们强烈"性别偏好"的双重挤压,是通过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导致城乡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是不完全相同的.由于"文化滞后",在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市化发展并不必然促使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     

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回顾

本文以“四普”、“五普”数据为基础,采用人口间接估计技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探讨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并以蒙古族、回族和维吾尔族为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当生育水平下降到较低水平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出生性别比失衡与社会政策的柔性调节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日趋严重．不进行治理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目前采取的一些治理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措施。如加强宣传教育、加强计划生育管理等。这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产生改观,但要实现全社会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需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放弃男孩为首选的生育偏好。这种观念的转变和形成应从社会政策入手和进行调节。根据个体生命周期中不同的个体和社会需求．依靠教育政策、生育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政策及退休政策等具体的社会政策对女性和独女户家庭进行关爱和倾斜．通过利益导向创设出生女有福气的生育观和“关爱女孩、尊重女性”的性别价值现。在实施社会政策时,应发挥各项社会政策的灵活性;同时各项社会政策之间应该具有联动性和协调性。此即是社会政策的柔性调节。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原因及其改善

人口学界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对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结合近年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和争论,借助于阿尔瓦罗.洛佩兹弱遍历性理论和贝克尔生育选择成本效用模型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分析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趋势及变动原因。通过对1940-2010年中国出生性别比数据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以及变动原因的解释,本文得出结论: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调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而要改善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改变农民、农村、农业的经济社会条件,增强农民的创新能力,推动农村及城镇贫困家庭从生产性生育偏好向享乐式生育偏好的转变是根本途径。     

生育政策与经济水平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分析

本文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出生性别比为基础数据,分析它和人口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人口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与出生性别比偏高不是简单的负相关关系,而是三次曲线关系。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人口计生工作新路子

内蒙古包头市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这一主题,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全面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新机制建设,人口计生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07年,全市人口出生率8.33‰,符合政策生育率97.29%,出生人口性别比104.72,已婚育龄妇女综合节育率90.97%,继续保持了低生育水平态势,为“ 建设经济强市、构建和谐包头”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育龄妇女生育率的下降和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以广东省为例

从 8 0年代以来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研究经历了发现、探索、深入的过程 ,目前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领导层的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将会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分析 ,主要是 4个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 ;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生育率下降的速度 ;人口工作的重点。近期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工作重点”相关 ,即与”人口政策和人口几乎全部集中于妇女生育子女数为代表的生育率下降”有关 (顾宝昌 ,1992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广东省 1981- 2 0 0…     

苏联的人口问题和人口政策

在苏共“二十五大”和“二十六大”上,都把人口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强调要制定和实行“有效的人口政策”。而且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纲要中,还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全面的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苏联为什么对其人口这样重视?它的主要人口问题是什么?它所实行的人口政策如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简要的探索。     

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性别偏好研究

本文利用 2 0 0 2年国家计生委宣教司的“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 ,研究了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矛盾是群众的意愿生育孩子性别结构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 ,弱化性别偏好对于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都是至关重要的     

人口新常态下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本文解读了中国人口新常态的定义,列举中国人口新常态下的人口红利消退与低生育率并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性别比失衡等现状特征,分析中国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应对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做进一步调整。同时,提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建议,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应该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而做出进一步调整,在生育这个问题上遵循政府不干预,完全自愿原则。     

青海：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措施

由于受“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男尊女卑”等旧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之，我国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群众生育意愿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之间存在矛盾，同时，现代科技手段也为一些人选择性别生育提供了条件，致使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     

加大力度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重大任务。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对全面落实计生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保人口安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甘肃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不同年龄、不同级别城市和乡村的适龄生育人口,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就甘肃省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的生育行为和“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时的生育水平,单纯的“全面两孩”政策并不能有效地提高甘肃省的人口生育水平,且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年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应调整当前我国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同时针对甘肃省的人口年龄结构失调、男女比例失衡及后续劳动力资源紧缺等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以利于甘肃省及全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