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近代邮政主权的收回

中国近代邮政脱胎于海关,由于历史的原因,邮政主权一直被帝国主义把持。特别是“客邮”的开办,不但破坏中国邮政主权,而且侵害中国海关经济。中国历届政府和人民为收回邮政主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通过开办国家邮政,统一邮政管理,加入万国邮联,签订外交约章等多种努力,最终撤销了“客邮”,统一了邮权,推动了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重庆邮政刊物述评

邮政是政府设置的为大众传递信息和提供与之相关服务的社会基础性机构。抗战时期,随着邮政机构迁入重庆,重庆成为大后方邮政的中心,体现了全国邮政业的水平。战时重庆创办有邮政综合、邮政金融、邮工、集邮等多个类别十几种邮政刊物,为邮政业发展的显著标志。通过对各邮政刊物的提要钩玄、简要评论,摸索抗战时期邮局业务、邮工的团体和生活、集邮团体和活动等重要情况,探究战时全国邮政业特别是重庆邮政的发展状况、重要人物、影响力等。     

民国邮政与民间信局的关系析论——以20世纪30年代的厦门为中心

大清邮政诞生后,为维护邮权不断挤压民间信局。民国时期,在国家邮政的强力扩张下,民信局和批信局采用走私方式与邮局展开竞争,邮局则以缉私来捍卫国家邮权和邮政利益。民间信局的走私和邮政的缉私斗争,反映了国家邮政与民间信局关系的一个侧面。邮政对民间信局的整合,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对全社会的控制由弱而强的一个转变。     

中国最早外国邮局考论

中国邮政近代化与“客邮”有密切关系。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在广州开办的“英国邮局”是中国最早的外国邮局,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海外邮政的需求,更是为了突破清朝与英国的交涉体制及十三行通商制度。鸦片战争前后,“客邮”在中国不断发展,一方面侵犯了中国的邮权,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传统邮政的进步有一定积极影响。在与“客邮”的长期竞争中,中国近代邮政得以逐步成熟。     

邮政储金汇业局缘起略论

中国近代邮政兴起于西方列强入侵的风雨之中.近代中国的邮政储金、汇兑业务也是在邮驿制、民信局等中国传统邮政、金融组织和西方"客邮"等西方邮政金融组织的共同作用下催生的.经历了"大清邮政"、"中华邮政"后,近代中国邮政储金、汇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基于对西方办邮经验的汲取和对当时国内邮政金融形势的考量,国民政府着手建立起了邮政储金汇业局,使得邮政储金、汇兑在邮政总局的事务中凸显出来,也向专业化和规模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清末民初邮政近代化中的官民之争——以镇江民信局与国家邮政的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考查

镇江自1861年开埠通商,繁荣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民信局的发展兴盛。1896年大清镇江邮政官局设立,民信局因其民办性质始终与官邮对立。官办邮政对于民信局加以控制、排挤。民国期间镇江民信局经营日益萧条,屡接按期取缔之令,到1935年被正式取缔。民信局从被控制到取缔的过程,是国家邮政对邮权的统一过程。国家邮政与民信局争夺邮权,蕴含了在邮政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央权力对地方权益的争夺。     

清代邮政的初期运转及其运行障碍

作为新式寄信递物方法的清代邮政制度,在开办之初即于完善机制与抵御客邮的两难中顽强发展。在充分考虑现实因素掣肘的情况下,赫德采取了缓进的方式推动清代邮政的发展,希图通过自身的逐步强大来抵御客邮对中国邮权的侵犯,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制度转型的艰难与外国因素的影响。     

清末民初邮政近代化中的官民之争——以镇江民信局与国家邮政的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考查

镇江自1861年开埠通商,繁荣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民信局的发展兴盛。1896年大清镇江邮政官局设立,民信局因其民办性质始终与官邮对立。官办邮政对于民信局加以控制、排挤。民国期间镇江民信局经营日益萧条,屡接按期取缔之令,到1935年被正式取缔。民信局从被控制到取缔的过程,是国家邮政对邮权的统一过程。国家邮政与民信局争夺邮权,蕴含了在邮政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央权力对地方权益的争夺。     

客邮对福建邮政的影响

客邮是近代列强在中国所办的邮政，它的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国邮政的发展，侵犯了中国国家主权，但是客邮在客观上对国邮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国邮一方面与之妥协，另一方面又不断与之竞争、斗争，最终迫使客邮撤离。福建地区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全国的缩影。     

近代中国邮政与国家符号生产

近代中国邮政按照英美邮政体系建立起来后,通过国家权力裁撤了驿站、民信局和客邮,实现了邮权的独立与统一,又通过邮政网点和邮票等方式扩大和强化民众对国家的认知,为民众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提供了最广泛的联系网络和最便捷的交往通道,把民众的邮政需求纳入国家认同的集体行动逻辑。近代中国邮政在生产国家符号的同时,自身也变成国家符号之一。     

基于业务协同的邮政企业运邮服务外包风险控制

以邮政企业运邮服务外包为研究对象,在分析运邮业务流程构成及风险因素基础上,探讨基于双方业务协同的运邮服务外包的程序步骤,并提出运输服务外包商选择、业务运作协同和协同监督控制三阶段风险分析模型。分析认为,应通过建立外包企业资信能力评级及准入制度、制定富有弹性的外包合同、构建实时业务协同监控信息平台等策略,加强对运邮服务外包风险防范,最大程度化解邮政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     

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客邮的衍变

广州在鸦片战争前是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信息中心,英国作为对华贸易的主要西方国家,为满足邮政通信的需求,推行了不同形式的客邮体制,对清代中期中英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这不仅是侵略中国邮权的见证,也为深入中外邮政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交通部与民初邮政基础设施建设述评

交通部对民国初年我国邮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邮政局所建设方面,各邮局总数皆呈明显上升趋势,支局、邮政代办所和次要局所数目增加十分明显。第二,邮政线路规划方面,邮差线增长最快,航船线次之,铁路线即铁路里程数相对保持稳定。第三,邮政运具发展方面,车辆包括铁路邮用行车、邮用自行车,另有船舶及骡驼等形式,均有相当发展。总之,交通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邮政事业的现代化。     

民信局的取缔与邮政的近代化

新式邮政出现后，由于民营通信机构的存在妨碍了邮权的统一，邮政官局采取了多种措施控制、排挤和取缔民信局。在这一过程中，邮政官局吸取民信局的长处，针对民信局的弱点，在资费调整、业务兴革、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均有所改进，推动了邮政的近代化进程。     

交通部与民初的邮权统一政策述评

有关交通部的民初邮权统一政策这一课题,目前学界尚乏专文探究。交通部统一民初邮权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邮驿之争——驿站的裁撤问题,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告成功;二是官民之争——民信局的衰落,交通部借助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排挤民信局,竞争取得了胜利;三是华洋之争——官邮与“客邮”,取得了进步,但不彻底。总体而论,自民国初年交通部管理邮政以来,对传统的信息交换系统如驿站、民信局进行裁撤,对客邮予以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邮权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民初我国邮政的现代化。     

邮传部与清末邮政事业的近代化

清末10年是我国社会近代化的关键10年。以邮政业为例,邮传部作为主管交通的中央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调查、统计与计划,制订邮政政策与章程,发展地方邮政、联邮等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清末邮政事业的近代化。这其中,邮传部领导的、包括邮政业在内的交通建设革命是不可小视的因素。     

清末民国时期的基层邮政——以原四川省为例

清末民国时期原四川省基层邮政,尽管它“僻处西偏”,却也能伴随全国大潮“裁铺改邮”,且组织完备,业务发达,管理颇具特色。这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邮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传邮万里 国脉所系——抗战时期的中国邮政述论

邮政作为通讯的主要形式,对于国家各方面影响极大,战争时期尤其如此。1940年周恩来为中国邮政事业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最好不过地概括了这种状况。一、战前中国东北邮政的沦丧     

党权与邮权:汉口邮务工会成立案研究(1932—1933)

1928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开始颁布一系列法案和政令重组大革命时期的民众团体组织,以拓展其在社会中的权控范围。汉口邮务工会作为邮政体制下的邮工组织,在成立伊始,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引发邮潮。这一过程中,汉口特别市党部依据整理民众团体的法律,极力推动汉口邮务工会的成立,此时与湖北邮务管理局的立场发生严重冲突,市党部虽积极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法律依据却遭到了交通部的行政命令式的否认,最后在私人协商情境下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国民党团体指导权和政府邮政管理权之间的冲突在此一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纠纷最终在维护地方治安的共同旨趣下悄然解决。     

“客邮”文化与文化自觉

“客邮”是带有鲜明殖民性与一定进步性的邮政机构,其在信息传递、物品传送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客邮”文化。而文化是民族发展的根基,将“客邮”文化与文化自觉放在同一时代背景、同一研究视角下,审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对于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在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