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五贯》的戏剧冲突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矛盾冲突,被人物的性格、意志和人物间的特定关系所决定,又表现人物性格与人物间的社会关系。矛盾冲突,是构成情节的基础,又通过情节表现出来。 戏剧的主题,不能借角色的嘴去宣讲,而要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体现出来。而生动的故事情节,又必须充满贯彻始终、逐步上升、扣人心弦的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这些冲突又必须是单一的,典型的,正好能体现主题的。     

戏剧游戏在故事剧主题活动中的运用策略 ——以大班故事剧主题活动《小蚂蚁》为例

将戏剧游戏运用于故事剧主题活动的组织与指导过程中，应根据主题推进的不同阶段进行灵活选用。在故事剧主题开展的情节与角色熟悉阶段，可选用节奏步行、大风吹、雕像师、十级音量、yes/no等游戏；在情节与造型拓展阶段，可选用情绪体验馆、动作传真机、身体作画和拼合物件等游戏；在升华表演与情感阶段，可采用抛球说心声、松鼠与树、记忆相册等戏剧游戏。     

浅谈胡适对李渔戏曲的评价

胡适在五四时期对于传统戏曲的批判和对李渔戏曲的肯定，都出自于剧场性这一戏剧的根本特性。胡适认为李渔戏曲特有的曲折而充满矛盾纠葛的情节，性格丰富复杂的人物，恢谐风趣的宾白，对生活和人情的细腻体会，决定了李渔戏曲是活的文学的样本。胡适这种客观和充满学理性的态度，决定了他在五四时期的戏剧理论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对于中国戏剧的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合理性。     

游戏化微创意戏剧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一个主题创意戏剧游戏大都是由系列微创意戏剧活动串联而成。游戏化微创意戏剧活动在设计组织时，首先应创设音乐、情节与动作完美结合的游戏情境，为幼儿角色描摹、动作探索与创意表现提供有效支架，吸引幼儿主动参与、自主表现；其次应深入分析幼儿游戏的动力因素，设置适宜合理、逐阶递进的游戏挑战，诱导幼儿兴趣盎然地持续参与；同时还要给予充分有效的启发引导，拓展幼儿戏剧想象空间，促进幼儿多维想象、创意表达。     

《上海屋檐下》淡化的超情节系统

本文认为：淡化的忧郁美与起情节的戏剧结构一起共同形成了《上海屋檐下》淡化的超情节系统，它包括淡化的情节、淡化的人物和淡化的生活氛围三个子系统。《上海屋檐下》一剧，超越情节本位的戏剧结构理论，通过超情节的审美序化，赋予了作品超情节的审美意蕴，从而超越了将“戏剧美”等同于情节的紧张冲突的传统戏剧审美观。     

契约与人情的较量——易装与文本证据在《威尼斯商人》中的作用

借助角色服饰转换的戏剧手段和紧凑的文本情节，莎士比亚为我们成功塑造了《威尼斯商人》中巴沙尼奥、鲍西亚、安东尼奥及夏洛克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对不同人物面对具有法律效应的契约和包含人性宽容的情感契约的不同表现的描绘，莎士比亚最终将读者引向对基督教社会金钱与情谊孰轻孰重这一主题的深层考量。     

多头怪兽与政治喜剧——《亨利六世》中篇里凯德的戏剧位置

莎士比亚早期历史剧<亨利六世>中篇里,凯德是一个重要的情节人物,但同时,他的反叛角色,恰恰是约克灵魂中破坏欲望的戏剧体现.从这个角色出发,理解莎士比亚这部历史(政治)剧如何勾勒人的灵魂,将促使我们更深刻地借助戏剧而理解政治生活.     

论《床上的爱丽斯》中配角的选取及其独特作用

作为苏珊·桑塔格戏剧代表作之一,《床上的爱丽斯》塑造了近十位配角形象,形成了配角形象系列。这些容易被忽视并被悬置的人物在整本戏剧中作用明显,他们通过自身的言语和形体动作对戏剧内容的建构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推进情节发展、凸显主角形象和深化戏剧主题三个方面。这些被悬置的角色在与主要角色的交互活动中,共同将这出戏推向了高潮。     

二十年代中国新浪漫文学的两类艺术设计

技巧、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概念，赋予了２０年代新浪漫文学最明显的形式层面─—艺术设计。２０年代新浪漫文学主要有两类艺术设计。一类是基本叙述的诗化与歌化：诗化现象表现在新浪漫小说情节无高潮和新浪漫戏剧冲突瞬间性、错位性、隐含性上；又表现在由此而致的情景定格上。歌化现象表现为诗的诗体偏长、采用叙述语言、有一定情节和戏剧因素等方面。诗化、歌化导致了叙事体裁与抒情体裁的接轨与趋和。第二类是深层文本的象征营构。诗化、歌化达到的定格情景中的意象具有象征意味，它们为新浪漫作品的象征奠定了客观基础。以此为基础，象征营构从意象自身象征和意象结构象征两方面深发开去，并得以建立。     

论戏剧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关系

情节是戏剧艺术的基础。有没有生动丰富的情节是一出戏能否产生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的关键。历来的戏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都十分重视戏剧的情节。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古希腊著名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代表作之一《诗学》中,最早提出“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的论点,强调情节是戏剧艺术的六个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中的“最重要的”成分。他对戏剧情节的重视,对后来戏剧艺术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论曹禺戏剧中的“幕后人物”

曹禺在早期戏剧中塑造了一批幕后人物，包括“雷雨”，金八，焦阎王，打夯工人以及古北京人。这些幕后人物可分为两类形象，第一类以“雷雨”．金八和焦阎王为代表；第二类是打夯工人和古北京人，其中蕴含着从黑暗神秘到光明理想的内涵变化。幕后人物不仅构成戏剧冲突推动情节发展，还在舞台呈现中以独特的方式加强戏剧性。这些幕后形象在曹禺笔下整合出现，则主要由于舞台的时空限制和作家的主观艺术构思。     

定罪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各有其特征。一般而言，它们性质不同，作用各异；但有些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功能具有交叉性和双重身分性。在同一案件中，两次适用双重身分情节，并非是对一个事实的双重评价。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在影响刑罚裁量方面，具有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法定情节决定量刑的基本方向，酌定情节起补充和具体化作用，能决定具体刑度。对于多功能情节以及在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应当根据适当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进行具体处理。     

曹禺《雷雨》中的莎士比亚戏剧元素

曹禺的《雷雨》中有显而易见的莎士比亚戏剧元素,特别是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构建。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曹禺在刻画《雷雨》的人物时充分利用了区分对比、心理分析和疯子形象等戏剧手法。而在构建《雷雨》的情节时,曹禺也使用了莎士比亚式的多条线索和戏剧反讽等戏剧技巧。莎士比亚对曹禺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3~6岁儿童图画叙事构成的理解特征研究

选取宁波市某幼儿园3-6岁儿童共90名作为研究对象，以单页多图和跨页连续无字图画书作为研究材料，利用语料分析法，从角色理解、场景理解和情节理解三个方面，重点考察了3-6岁儿童图画叙事理解的年龄发展特征以及不同类型的叙事材料对儿童图画叙事理解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3-6岁儿童在单页多图和跨页连续图画中的图画叙事理解水平呈现显著性的年龄差异，儿童图画叙事理解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提升；对不同类型图画叙事材料的研究表明，材料形式不同，儿童图画叙事的理解水平也不同；3-4岁角色理解、场景理解、情节理解受叙事材料类型的影响最为显著；4-5岁、5-6岁角色理解、情节理解受叙事材料类型的影响较小，且4-5岁图画叙事的理解水平接近5-6岁，但远高于3-4岁，是儿童图画叙事理解的转折期和关键期。     

元杂剧家庭剧旦本研究

戏剧反映人生，人生就是戏剧，尽管故事里的主角时代各异，但他们同是为剧作家的情志服务的。该文从罗锦堂先生所分的8类元杂剧中的家庭剧出发，全取当中13种旦本家庭剧作研究对象，试图从这些旦本的文本出发，分析并归纳这些旦本的旦角类型，来看当中反映的元代社会对妇女在家庭中担当不同角色身份的不同诉求，以及对妇女行为的规范；更从这些且角的言行看出当时社会要求妇女的、或妇女本身要求自己的应有特质。     

荒诞派戏剧与契诃夫

荒诞派戏剧和契诃夫戏剧之间看似截然不同,其实在思想表达和艺术形式上均有诸多相通之处,如荒诞意识的表达、情节整一律的颠覆、零行动的剧情发展、循环式的结构等。不过,分别作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戏剧经典,二者在些许相似的艺术呈现下体现着不同的戏剧精神。     

中国30年代话剧艺术论略

中国的话剧艺术是在本世纪３０ 年代明显走向成熟的, 其成熟的标志主要体现在戏剧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塑造和戏剧语言创新四个方面。从情节的发展意义上说, 以《雷雨》为代表的戏剧创作显示了综合性情节悲剧的多方面特征, 并在多种情节因素的融合方面做出了民族化的改造; 而以《上海屋檐下》为代表的一批作品, 则是以创新性的具有生活实感的结构样式表现了特定时代中国都市下层民众的真实生活, 并在尊重中国观众欣赏习惯的前提下创造了中西合璧的结构形式; 戏剧人物塑造上, 《日出》、《原野》等作品, 开创了中国现代戏剧艺术注重人物内心冲突和心理刻画的性格描写方式; 而在戏剧语言领域, ３０ 年代中国现代戏剧的最大成功在于新的对话机制的建立, 即它的叙事主体和受体都直接表现为剧中人物, 而作者和读者、演员和观众则处于一种内隐的地位。正是在上述几个方面, 体现出了中国本世纪３０ 年代话剧艺术的成熟特征。     

试论《桃中轩牛右卫门之梦》的艺术性

日本当代剧作家宫本研创作的以中国辛亥革命为题材的多幕话剧《桃中轩牛右卫门之梦》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这体现在：（１）在戏剧艺术结构方面，做到多条内在、外在情节线索相互交错地平行延伸，使不同人物的动作具有了完整性与统一性。（２）在人物性格描写方面，采取“点到为止”的描写手法，在较短、较狭窄的演出时空里，塑造了众多具有个性特征的人物。（３）在戏剧场面方面，力求做到戏剧场面多而短；戏剧性与抒情性的有机融合     

论定罪情节

定罪情节是决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决定构成犯罪的各种情况，犯罪构成事实是定罪的重要情节，但是，还要看其他定罪情节，主要有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定罪量刑。     

爱德伽伪装疯丐的人文意义

《李尔王》既是李尔因颠覆理智走向疯癫的悲剧史,也是爱德伽由无端含垢在困苦中磨练的成长史。莎士比亚通过非常态人物的塑造和伪装情节的诗化描写,向世人叙述了爱德伽这一戏剧角色经伪装疯丐承受磨难,历练困苦中的精神追寻,从“单纯”走向“成熟”而实现了人格升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