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随身”“随使”性质及其与“随军”之关系——汉唐“军吏”问题研究之一

唐代州镇使府有名为随军、随身、随使的僚佐人员,传统研究多目之为“军院僚佐与军将”。但从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进历史来看,将上述三种人员从“军吏”的角度加以剖析,更具内涵合理性。“随军”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种军吏;“随身”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军吏,但少数情况下特别是到中唐以后,又是武官俸禄“杂给”中的一种;“随使”则多用作晚唐五代军府幕职的前缀性词汇,意为“随从身边,以供驱使”,个别情况也用作一种军吏的名称。从文献叙事来看,随军、随身、随使三者有较大区别,尽管在某些特定场合可以通用,但有严格条件限制。当三者作为一种“军吏”时,皆有一定的俸禄,但其俸禄并非来自国家供给而是由幕府主帅自筹。     

汉儿、签军与金朝的民族等级

一、汉儿南宋史籍涉及金朝往往见“汉儿”与“签军”两词。今人有的著作却将“汉儿”和“签军”两个词合二为一,称之为“汉儿签军”似乎“汉儿”和“签军”乃是同义词的重叠,或是同一史事的重复说法,笔者认为这是不合适的。“汉儿”和“签军”应是金朝民族等级中的两个不同的阶层。     

释宋代“买茶额”和“产茶额”

宋代的“产茶额”和“买茶额”中所记载的数字 ,是我们了解宋代茶叶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材料。然而 ,“买茶额”和“产茶额”究竟代表什么含义 ?如果我们从字面来理解 ,显然会产生很多的误会 ,而以此为根据对宋代的茶叶经济作出的推断也就不准确。本文从对宋代榷茶制度及其运作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对北宋时期的“买茶额”和南宋的“产茶额”的含义作出解释。认为 ,所谓“买茶额”是指国家的榷茶机构买纳产茶州县政府收购上来的部分好茶 ,以供大茶商长途贩运到北方地区进行销售的茶叶数额 ,而所谓“产茶额”是指产茶州县“批发”和“住卖”的茶叶数 ,也就是官府控制下茶叶在全国的销售总额。     

我对“忠义军”抗俄斗争中两个问题的看法

清代光绪末年,活跃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忠义军”,是继义和团之后,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坚持时间最长的自发抗击沙俄入侵的反帝爱国运动。近几年来,我国史学界对“忠义军”抗俄斗争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但有些问题,如“忠义军”抗俄斗争的时间断限,林七(即林成岱)是不是“忠义军”的首领之一等问题,还是众说不一。下面根据我所掌握的档案史料,就上述两个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记难图》的史料价值

《记难图》是近年发现的一部明末人的手稿。作者李挺生,字茹蘖,河南杞县崔庄人。为“邑廪膳员”。曾参加过崇祯壬午科乡试,但自言“卒点额言旋,无能飞去”。当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逼近杞县时,他“出亡异地”,历尽艰辛,“其间厄而解,解而复厄之,死而获生,不可胜道。”《记难图》就是当时他的这种曲折惊险经历的忠实记录。     

论宋代三省冗吏的形成

北宋前期,三省吏制混乱,有吏额配置;中书门下吏人编制齐整,职级渐增并固定化,吏额略增;出现了“守阙”雏形和“私名”.元丰改制后,三省正额吏人数膨胀,机构增多,额外吏职“守阙守当官”出现.南宋时期吏员裁减是主流,正额吏员数额变化不大,鉴于南宋的具体情况,实际是造成了冗吏.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使守阙守当官最终完成正额化,加剧了吏员冗滥.从中书、门下后省吏员演化背后,也能窥得吏员膨胀的苗头.     

呼伦贝尔发现的元代官印

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 此印是1982年10月在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正南200米距克尔伦河北岸约1公里,距地表1米左右处,牧民挖沙时发现。印面呈方形,长方形印纽。边长6.5厘米,厚1厘米,通高6厘米,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体,共11个字,由左向右4行,竖读,除第3行为2个字外,其余各行为3个字。汉音对译为“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印背右侧竖刻两行汉字。第1行为“中书礼部造”,第2行为“至元五年     

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的地租额与粮食亩产量

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地祖额与祖佃田地的地权性质和自然条件相关联;佃户拥有租佃田地的“田面”地租额低,佃户不拥有租佃田地的“田面”地租额则高;租佃田地为“高田”地租额高,租佃田地为“低田”、“荡田”地租额则低。另外,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的粮食亩产量以及复种指数也与田地的自然条件相关联:“高田”的粮食亩产量远高于“低田”、“荡田”的粮食亩产量。     

关于“寇犯阙里”问题的商榷

曲阜方志等书有金朝末年“寇犯阙里”,火焚孔庙的记载。这里“寇”究指什么人?向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蒙古兵,有的说是“红袄军”。前段有的同志著文论证“红袄军”说,断定这次火烧孔庙的是红袄军。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这是关系到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实的问题。现就此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读者。“红袄军”说的论据是乾隆三十六年刊行的《曲阜县志》,该书云: 贞祐二年春正月,寇犯阙里孔子庙,毁手植桧“。《孔庭纂要》云:殿堂庑廊,灰烬什伍,手植桧三株,亦被毁”。对这条材料应注意两个问题:1。《曲阜县志》是以《孔庭纂要》为兰本的,《县志》     

南昌起义中的贵州人

“八一”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立革命军队的开始。根据有关史料，我们发现在这次起义中，一些贵州籍人士曾有过重要贡献。贵州兵是起义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以下简称二十军）、叶挺领导的十一军二十四师，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共３万余人。其中，二十军共有三个师，人数约２万人，是起义部队的主力。二十军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再前则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第九军的军长彭汉章，时任贵州省省长，第九军和王天培的第十军、周西成的…     

明代宁夏镇“烧荒”考

为了防御蒙古势力南下,明政府除采取设立“九边”、迁都北京、修筑长城（边墙）等措施以加强北部边防外,自永乐年间开始,明朝军队每年都要例行性地出边“烧荒”。“烧荒”的主要内容是烧草,但是烧荒的实施时机、实施范围、路线等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本文试对“烧荒”在宁夏镇的实施作一考论。     

略论明代水利撰述的特点

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天下财赋仰给于江南,而江南财赋全资水利,因此水利之于明王朝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明代水利撰述呈现出突出发展的态势.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明代水利撰述具有数量多、注重实用、批判性强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出现又和明代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

在三方角逐的明清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多元化走向,明王朝、李自成和关外的清军,都具备成为胜利者的历史机遇。历史最终以满清定鼎中原而尘埃落定,明朝和李自成多次错误的主动的历史选择,发挥了相当的关键性作用。清军原先是愿意和明朝议和的,但崇祯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在调吴三桂援京或者南迁问题上又再失时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若与清方谈判或者固守北京,也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归根到底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正确选择方能得以具体体现,这就是明清之际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从方言的运用谈《醒世姻缘传》的语言

白话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成书于明末清初,该书最具震撼力、影响最持久的是它独具特色的语言。全书基本以山东方言写成,本文试从方言词语、方言句式、歇后语和俚语三个方面略谈《醒世姻缘传》的语言。     

怀古与经典——清初怀古词与清词复兴

怀古题材受经典的影响很深,在诗词怀古经典都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清初词人仍然对经典在创作上作出自己的回应.无论是利用历史时段的模糊将明朝加入怀古对象,通过群体性唱和以及自我经典化创造新的怀古地点,还是利用大型组词进行怀古形式上的探索,都反映出了清初词人力图超越怀古经典所带来的种种限制,将时代融入怀古题材的努力.这些对经典的反应成为清词之所以实现复兴,建立起自身文学地位的重要原因.     

何桂珍理学经世思想探析

清代名儒何桂珍,秉承程、朱理学精髓,讲求“内圣”,更讲“外王”;注重个人躬行实践,竭力把注重个人修养和求得道德完善的做法推向社会,直至帝王。其目的既在于解说和传播理学,更在于研究现实和拯救国势。他把宋明理学思想与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统一起来,丰富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其思想虽受时代局限,但不乏很多的现实借鉴成分。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论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探析西汉至晚清历代学人校勘《楚辞》的起始与发展轨迹 ,比较楚辞学史与中国图书史可知 ,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应分为 :两汉初兴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发展期、宋元明兴盛期、清代大盛期这四个历史阶段。     

"月明归梦逐成迷"--高启笔下的诗梦意象及生发原因

诗人高启在其入明后的诗作中,写下了大量“梦”诗,这些诗“梦”意象寄托着诗人的自我情感与心志,成为诗人抒发性情的依凭之物。明初的社会政治环境、当时诗人自身的处境及其美学追求,是其梦诗生发的主要因素。     

明重典治吏对反腐倡廉的法律启示

腐败消耗社会资源、降低政府工作效率.出于对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及明太祖朱元璋的个人原因,明朝开国即实行重典治吏,终明之世,严刑峻法,严禁结党,其严厉程度冠历朝之首.明朝注重法律宣传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反腐的做法值得借鉴,当下的群众监督更是可以结合网络信息的传递手段进行.然明朝反腐人治色彩浓厚,是当下应该避免的.今天的反腐应在合理分权的基础上严格依法进行,通过有针对性的刑罚手段科学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