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研究武则天及其时代的新著——评《武则天新传》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载入史册。古往今来,多少贤哲给予她褒贬不一的评论,但即便是近几十年所撰写的武则天传记也很难冲破种种樊篱,对武则天及其时代以全面、公正的评价。杨剑虹教授的新著《武则天新传》则是一部试图撩拨重重迷雾,全面展示武则天及武则天时代的著述。《武则天新传》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全面客观地评叙了武则天及武则天时代。以往的武则天传记偏重于武则天性格的叙述,或局限于政治活动的评叙。《武则天新传》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不仅叙述了武则天一生的重大活动,而且用大量笔墨展示了武则天时代的全貌。作者虽未言及武则天时代这一概念,但他不仅论述了武则天在位前后(包括唐高宗时期的参政、临朝称制、大权在握几个时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推行改革措施等方面的种种努力,专题研究了武则天时代巩固边防和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还独具慧眼,     

论杜诗武则天形象之命意

杜诗中的武则天，是杜甫暮年对自身经历的乱世深刻反思后作为沽世的理想符号出现的。在武则天形象里，既寄托着杜甫以文进身、显荣家世的个人抱负，也寄托着他政治稳定、民生安宁的崇高热望。实际上，武则天形象是杜甫主观理想投射于武则天实际政绩之上形成的一个亮点。     

武则天与刘洎之死

武则天与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之婚姻关系,向为人们所注目,但武则天与李治的接触及恋情关系的确立,则未被留意.对于宰相刘洎之死,史家也往往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加以分析,而忽视了刘洎与武则天、李氏父子三人之关系.唐太宗出征辽东,太子李治、刘洎及其众多嫔妃包括才人武则天等留守定州,武则天与李治恋情关系当于此时确立.太宗失利军还,虽知李治与其嫔妃厮混之事,但苦于未能明了具体对象,于是刘洎难免监视失察之咎而不得不死.其后,李治与武则天的关系还有发展,故太宗将武则天赏赐给李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武李恋情、刘洎之死、唐太宗赏赐嫔妃、武则天二进宫等,都是当时社会形态、婚姻状况、政治趋势的反映.     

《武则天秘史》影评:从历史真实到影视真实

2011年年底电视剧《武则天秘史》走红之后,武则天及唐代宫廷历史为人们所高度关注。作为一种大众娱乐现象,这非常值得研究。唐代的大气磅礴在武则天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对武则天的女性认识与形象进行分析,发现人们对武则天的女性认识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这是历史学界和影视学界"性别书写"的例证。女性意识在初唐的初步松动,到武则天称帝时期妇女开放观念达到高潮,武则天玩弄各种权术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女权时代的巅峰。通过三部影视作品三个不同的武则天和太子形象分析,从历史真实到影视真实,作为武则天的"她"把女人的妩媚与刚强娇柔浑然一体地结合在一起,造就帝王风范和媚女风流。     

一部研究武则天及其时代的新著──评《武则天新传》

一部研究武则天及其时代的新著──评《武则天新传》王大胜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载入史册。古往今来，多少贤哲给予她褒贬不一的评论，但即便是近几十年所撰写的武则天传记也很难冲破种种樊篱，对武则天及其时代以全面、公正的评价。杨剑虹教授的新著《武则...     

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

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代写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本文仔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认为除了武则天政治的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从嵩山武则天诗碑看初唐诗坛盛况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也是古代社会杰出的政治家,她与嵩山因缘际会,留下诸多遗迹与碑刻,其中一些诗歌正史阙载,是靠碑刻传下来的,可补正史之不足。对嵩山武则天诗碑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武则天嵩山活动、文学素养以及对初唐诗坛的引领和激荡作用。     

游走在信仰与权力之间——武则天借佛教称帝的历史源流

武则天是我国历代君王中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自幼就受母亲信仰的影响,25岁时出家认真学习佛法数年,后来利用佛教理论助自己顺利登上帝位,并且援引佛教加强统治。同时,在武则天的大力推崇下,佛教广为盛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可见,武则天的一生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     

毛泽东论武则天研究

毛泽东认为武则天是了不起的女人、确实是个治国之才、有自知之明、荒淫之事值得商量。从毛泽东对武则天的正面评价中,既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武则天在做事、做人方面整体上是称赞的,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广大女性的高度重视和热情鼓励,同时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观人观大节,略小故”的识人方略。同时,毛泽东认为武则天的造字没有生命力、牡丹开花令违反规律。从毛泽东对武则天的负面评价中,既可以看出对武的严肃批评,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的严厉批判,对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热切期盼,还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生尊重规律、坚持真理、不怕压、不信邪的优秀品质。     

关于武则天重用酷吏的几点看法

对武则天重用酷吏,史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否定。有的说,武则天是“千古未有之忍人”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武后之忍》);有的说,她是“居心疑忌,秉性残酷” (岑仲勉《隋唐史》第十三节《武则天之为人》);还有的说,酷吏的“专权跋扈,横行不法,主要是得到武则天的支持。” (郑宝琦《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我认为,仅仅看到这些是不够的,还应看到武则天对酷吏有一个利用、抑制、打击和对冤枉者平反昭雪的全过程。而且,酷吏也确实打击了恣行暴虐的门阀士族势力,对庶族地主的上升以及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看法。     

关于唐代官员谥法运作的若干问题

唐代官员谥法在运作过程中,在请谥、拟谥的阶段存在具体执行、操作的官员群体不符合文献记载的现象,在驳议阶段存在谥号用字意义和字数的争论,在赐谥阶段受到了来自皇帝的较大影响,而正常程序之外的改谥则是对正常程序的延伸、补充,追谥则在皇帝的参与与否、是否可以追谥等方面也有很多正常程序所不具备的特点。     

唐朝反贿赂法律制度的成就与缺陷综析

唐朝反贿赂法律体现了唐初统治者的廉政思想。为了有效惩防贿赂行为,《唐律》对贿赂犯罪情节与刑事责任的规定力求详备。但是,唐朝反贿赂法律制度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这样的法律制度不可能根除贿赂,只能将贿赂犯罪控制在皇帝可容忍的限度内。依靠这样的法律制度进行反贿赂斗争,决定了唐朝反贿赂实践成败参半的命运。     

试论唐玄宗的后宫政策及其承继——《太平广记》卷224"杨贵妃"条引《定命录》书后

唐玄宗即位后就确定了对后宫严密防范的政策,并没有因为纳杨玉环为贵妃而变得昏庸,他对于后宫的驾驭始终得心应手;史实表明,唐玄宗所确定的后宫政策,被其后的诸帝所继承,而这也正是唐玄宗以后诸朝基本不再出现后宫干政的一个重要原因.     

御选唐诗与清代文治

“御选”是清代独有的诗文选现象,御选唐诗与清廷的文治思想以及尊唐思潮密切相关。它以清真雅正的诗风、温柔敦厚的诗教引导社会文化的方向,以唐诗的盛世之音渲染清代治世的清明景象,逐渐消解了文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较好地实现了文治。上有所倡,下必从之,御选唐诗所倡导的诗风也就成为诗坛普遍的崇尚。     

初盛唐的崇道狂迷——谈终南山道教与文人活动

在唐代崇道的大环境下,终南山凭借着自身的道教优势和与帝王的特殊关系成为一代道教名山。又由于它距离京都不远往来方便,就很自然地吸引了不少文人士子在此流连、隐居。他们或以退为进或修道养性,透过这一小的群体我们可以窥见初盛唐诗人的崇道风貌及其文化成因。     

武则天陵墓前“无字碑”解读

武则天立“无字碑”是迫于当时无条件对自己作盖棺论定评价,其功过是非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从唐中宗起至唐亡,十五代唐皇皆为武则天嫡传子孙,限于孝道伦理,亦无法对武氏作如实评价,只能让陵碑空白。     

帝王光环下的个人情怀——唐帝王诗研究

本文就唐帝王诗中抒发个人情怀的部分作品加以分析，从人生的感悟、爱情的炽热、友谊的真挚等三方面阐述了唐帝王在其诗作中体现的超然物外的洒脱、刻骨铭心的恋情、君臣之间的深情厚谊，展示了九五之尊的唐帝王少为人知的真情流露。     

略论唐代统治者的畋猎

唐代统治者们的畋猎，有帝王的狩猎与地方官员的游猎。帝王的狩猎有多种功效和目的，显示实力，宣扬君威，争取归附是其重要的政治目的，另外也有猎取牺牲供奉宗庙的需要，还可为打击兽害做些示范。地方官员的游猎也有在地方上显示权威和能力的功效，保护当地农牧生产免受兽害侵扰，维持上贡珍稀物品需要都是其重要目的。故对唐代统治者们的狩猎活动，不可一概贬为骄奢享乐之举，应该一分为二地评价其功过得失。     

唐人生活中的乐舞之娱

唐代的乐舞之娱,遍及宫廷和民间。唐代帝王之中,不少艺术修养极高,他们不只是乐舞的欣赏者,也是乐舞的实践者和创新者,在这种氛围中,宫廷内外,一批优异的乐舞脱颖而出。除宫廷乐舞艺人外,唐代的官府、军队亦有乐籍歌舞艺人,王公贵族、豪门官宦,蓄养能歌善舞、年轻貌美的私伎成风。在唐人的生活中,凡是官宦富室、文人士子等欢会酒酣之际,必有乐舞,寻常乡闾也濡染歌舞风习。在开放的政治文化政策下,唐代乐舞亦积极吸收外来元素,缀染上浓重的域外文化的色彩。歌舞的美好和欢娱,带给唐人相当大的精神享受和生活满足,也使他们的生命浸润着艺术的芬芳。     

以德怀远的磅礴唐风——管窥唐朝政权与西南、南部民族间的封贡现象

围绕其建立形成的礼仪规范和价值体系--"贡制",是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脊骨.西南与南部的少数民族众多,在历史上多被冠以"蛮"、"夷"的概称,它们在很早时期就展开了与华夏皇权间的朝贡活动.唐朝国力强盛,诸夷宾服,盛唐时期,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的多达"七十余番".故是出现"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四仪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兴盛场面.在当时的唐朝,经济、文化交流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杂缤纷,但是都被一"贡"字强势地掩盖住了.尽管唐朝时期的"封贡"在数量空间上有了惊人的膨胀与延伸,从地理与文化心理上来说,它仍然是华夏中心意识的巩固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