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生与华盛顿会议

留美学生密切关注华盛顿会议,积极向国内通告信息,反对直接交涉,监督政府代表,反驳不利国际舆论,并博得了国际舆论一定程度的同情与支持。     

政府层面上的公共外交话语修辞策略研究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新殖民主义论”甚嚣尘上。在这样的国际舆论背景下,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宣传中国的政策、战略就显得十分重要。修辞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说服,因此公共外交话语必须讲究修辞,运用必要的修辞方法使自己的话语更具说服力。在此主要探讨了政府层面的公共外交话语的修辞策略,主要是修辞格的运用策略,如引用、比喻、排比、反问等。     

中国的国际政治文明观与中国政治文明的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崛起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除了贸易与投资的新兴变量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第三世界的代表这些传统优势,中国对国际事务的贡献应该在此基础上超越以往的外交观和国际观.面临失衡和失范的世界,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全球化等种种挑战,国际社会呼吁新的秩序观、文明观.十六大报告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这"四化"作为新时期我国的外交主张与国家意志,这构成了中国国际文明观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际文明观及国内政治文明建设也有个如何国际化的问题,即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如何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如何让国际社会更好接受中国的外交内政理念与国际形象,需要以政治文明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的公共外交体系问题,探讨如何塑造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以更好地服务于今后20年的战略机遇期,着眼于中国崛起的软国力建设.本文试图在这两方面有所探索.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对欧的经济外交——以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为中心的分析

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美国外交的国内起源,它作为研究美国外交的新视角,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更多地呈现出非孤立的特征,美国积极地参与一战后欧洲的重建。但正是因为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分权使两战之间美国的外交呈现出分散化、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特征,最终使美国对欧洲的经济外交以悲剧收场。     

论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及其实质

美国价值观外交在西方已然形成的价值观外交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般力量．价值观外交自身的局限性却从未消除美国政府对其的青睐。究其原因，价值观外交根植于美国社会的人文理念与宗教价值情结，构建于国内政治生态和国民伦理认同的基础之上，具有集战略利益与价值利益于一身的特征。其实质是将贴有美式标签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全球的普世价值伦理，稳固和拓展美国单级独霸的国际地位，实现美国的国际战略利益。     

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

在1911～1912年中国政权发生鼎革之际,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奉行中立政策。首先这是由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局势所决定;其次,与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和对华门户开放原则有直接关系;其三,受美国国内舆论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其四,防止和避免少数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俄国乘机单独干涉中国,谋取特殊利益。总之,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既有中国国内因素,也有美国自身因素;既有国际因素,也有价值观念因素。虽然一般来说,外交是内政的继续,但外交毕竟不能等同于内政,不能不受对方国家国情及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制约。有些问题乍一看来,似乎是美国国内政治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但细加追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国际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促成的。因此,在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对各种因素要有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观点,这对我们正确认识或预见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转型还是调整——试论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其确立离不开20世纪70时代的外交调整。该次调整主要表现在外交战略转向、国内高层人事变动、加入国际组织、消除极左思想干扰、精英主导外交决策等五个方面。这些转变代表着外交转型的雏形,调整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主题,而真正的外交转型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外交传播体系的发展方向

杨明星、周安祺在《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撰文认为,中国外交传播体系亟需弥补漏洞,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第一,中国应转换思维,避免从西方惯有的"战争/控制"维度看待外交传播,而应从"误会/理解"思维出发改进传播策略;第二,主动弱化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减少不同群体间的"文化折扣",以"求同存异"的包容心态开展外交传播;第三,实施"全政府"推进、跨部门联动策略,统筹协调,由多部门联合制定"中国外交传播战略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第四,加强对外交传播媒体的政策支持,优化国内媒体外事报道的风格与形式,建立中外媒体常态化合作机制;第五,凭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优势以及中国通讯产业的技术优势,打造一批具有更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全球性外交传播媒体.此外,我们要围绕大国外交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尽快启动外交传播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项目,加快推动"外交传播学"的学科构建和人才培养进程,向世界讲好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故事,借此提升外交话语权和大国形象,从而真正体现出大国外交的话语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美双边外交的影响因素、特点和趋势

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国内因素和世界各主要力量影响中美双边外交。冷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和“9.11”之后中美双边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取代了中美安全战略合作关系,美对华政策正向着一种基调积极的方向转变,经济贸易外交成为巩固两国关系的基础,反恐外交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人权外交。美中关系总的趋势是向着良好方向发展的,中国的发展不必然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也不必然具有对抗性。对中国来说,在对美外交中处于被动反映的模式仍将存在。     

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思潮的内容及其文化溯源

外交思潮是一国制定对外战略的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国内的文化、价值现和信仰在外交战略上的集中反映和体现.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对外战略中实施霸权战略,其内涵与美国国内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潮相一致,突出了美国国家利益第一的观念,至上军事力量诉求的意识、均势霸权的思想与地缘控制的思维.为了能从本质上认识美国霸权战略,文章分析了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思潮的内容,并力图从美国的文化中探寻这一思潮的渊源,以求能揭示该思潮的内在本质.     

冷战后的美国政治与美国外交

冷战后美国政治频繁的戏剧性变化表明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和波动期。美国外交的摇摆与国内政治的波动有直接关系。这种波动不仅是政策性的，也是方向性的。美国政治的剧烈变化把党派冲突与文化检讨纠缠到一起，演变成美国人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匡正，美国外交政策也被置于这种冲突和匡正的争执之中。美国人自己内部的争执很难在短时间里取得共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各派都以自己的好恶去“指点江山”，干涉世界。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也就更加以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而较少地面对国际政治的现实。     

国际舆情视阈下的中日“间岛”交涉问题研究——以日本的舆情外交策略为中心

20世纪初,中日两国曾就"间岛"地区主权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即"间岛"交涉。从国际舆情的角度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国际舆论的因素对日本外交政策影响颇重,日本也主动去引导国际舆论,这实际上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近代日本外交造成的直接影响。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对华侵略蚕食的外交模式。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大肆运用新闻策略,将日本要求内容及会议情形漏泄于外报驻京访事,以制造国际舆论,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暗助。同时,纵容国内报纸自由地发抒爱国反日言论,以为政府对日交涉的凭藉。但出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和防止国民“干预”外交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至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因而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政府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私人基金会：美国当代文化外交路径研究

在当代美国，私人基金会凭借自身优势，在文化外交深度和广度上独占鳌头，这在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上表现尤为明显。当前，文化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中国必须充分发挥资源效应用以促进自身建设及现代化发展，同时清晰把握文化外交的实质，从自身文化安全的角度警惕文化外交伴随的“文化渗透”。     

浅析日澳关系及其发展前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在堪培拉签署了经济伙伴协定及防卫装备合作相关协议。双方意在通过安全及经济领域的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日本首相安倍定义日澳两国为"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日澳双方国家利益的体现,同时也是出于对中国因素和美国因素的考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地区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日澳关系中的中国因素将越来越重要。而中国面对日澳携手制衡,应该继续秉承"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同时,充分利用两国重要贸易伙伴的身份以及国际舆论的影响力对两国实施反制。     

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突破——评《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

王晓德教授的专著《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以专题形式系统研究了美国早期发展历程中发生的重大外交事件,深入分析了蕴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思想根源。作为国内美国早期外交史研究方面的开荒之作,此书具有可圈可点的学术价值。中国的美国外交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还需要在多学科理论素养积累、多种外语掌握等方面深入加强,唯此才能使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取得更大的创新,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转型及其解释

多边主义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最重要的转变。本文从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转型出发，分析了中国在其中遇到的困难、表现出来的特点以及国际国内的主要原因。中国外交由于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国际格局和秩序以及领导人的个性和思想的制约，在参与多边的国际机制、开展多边外交方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中国和平发展与外交创新

21世纪初,中国和平发展步入新阶段,中国崛起的国内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中国和平发展迫切需要外交创新开拓新局面,外交肩负着中国崛起的和平诉求、发展诉求和责任诉求。在和平发展战略的引领下,中国外交创新出现了新变化,外交策略更加奋发有为;外交理念强调合作共赢;外交视野突出全球意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承载着实现中国崛起的历史重任,实现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有赖于外交理论、外交制度和外交实践的改革与创新。     

“两面出击”的形成与终结

"两面出击"是1960年代中国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左"的政治氛围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在与苏联交恶、又没有与美国缓和的情况下的一种生存状态。中国与美苏同时交恶后,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美两国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开始转向实施联合反苏的外交战略,"两面出击"最终终结。     

甲午战前中日外交话语权之争

英、美等国对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持“中立”态度,实即对日本废除中国在朝宗主权的支持,背后则是必欲破除中朝宗藩关系的心态,各国的底线亦仅止于此。在战前争取欧美支持及国际舆论的外交活动中,中国的宗主权话语体系完败于日本的国际法话语体系。以朝鲜独立和改革为幌子,日本瓦解了英、俄均曾有意进行的调停活动。美国则采取作壁上观的心态,乐见日本扫除中朝间的宗藩关系。日本的利益许诺和外交欺骗背后是以近代国际法为理念支撑的外交体系。甲午的战败,虽然标志着清政府调适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但对宗藩关系本身的评价不应以此次战争的结果为唯一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