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菊之眷·遂初之求·舞雩之风——简析张杖辞赋的哲理内涵

张拭《后杞菊赋》以“杞菊”意象呈现中和之性,表现物我相得的自适心态,其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了陆龟蒙、苏轼、张未的赋作。此赋中的哲理思致是伴随着作者的审美体验升腾出来的,客体的直观性使其义理内涵具有充足的生成性。《遂初堂赋》视“厥初”为恻隐之心,竭力发明《周易·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义,指示返求本心的体验践行之道。《风雩亭词》则指出曾点不忠天理之中庸,时时刻刻都下着操存省察的日用工夫。     

命赋厥初:先秦古赋体制例说

本文所谓的“古赋”,主要是就时间性而言的,指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早期赋体文学,其体制特征虽不如后来的汉赋那样明晰,但却具备了赋的基本因素.本文就早期赋作的体制问题作专门探讨,具体涉及《晏子春秋》《史记》《说苑》《新序》先秦两汉典籍以及《论义御》等出土材料.由此也可对赋体文学早期的发展轨迹与文体特征等问题作新的认识.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

汉晋时期班固、张衡、左思三位京都赋作家均具有出众的史学素养,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正是完成京都赋庞大文学架构所必备的学术支撑。“国都”类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早在东汉早期即由史学家班固奠基,其《两都赋》与其两汉史书的写作互相呼应。《二京赋》在题材上踵继《两都》,秉承了班固所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京都赋创作思路。至魏晋时期,左思《三都赋》在继承班、张“征实”思想的同时,使京都大赋的写作更具有兼顾史、地的学术价值,并且在无形中将“国都”类京都赋与“乡邑”类京都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京都赋文学的新模式。     

《三边赋》之《西藏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的《西藏赋》,从作者及版本、赋作内容、特色与价值等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与当时特定时代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相结合,探讨《西藏等三边赋》所产生的时代背景。     

太一信仰与《大人赋》关系考论

《大人赋》与《远游》俱在追求“太一之境（神）”,以北极为皈依。但就《离骚》言之,以西极为圣地,而《东皇太一》又将“太一神”立在东方,因此《远游》与屈原作品之追求扞格不通,绝非屈原作。《大人赋》的产生正与武帝时代的信仰变革相关,符合“太一”以北斗为车舆即“斗为帝车”的运行模式,而《远游》不合,因此《大人赋》早于《远游》产生,为司马相如原创。作者为劝说武帝放弃对“太一神”的痴狂与迷信,以“北斗拱极”图式构建《大人赋》的文本结构,让“大人”按照“太一”巡天模式环游太空,逼真展示太一之境的枯寂与荒诞。然在方士鼓吹之下已然放弃人伦的汉武帝不以为忤,甚至愈加向往,于是本“欲讽”而“反劝”。《大人赋》分前后两稿,初稿是抒发自己的愤懑与抱负,表达对“太一之道”的向往;经修改献给武帝的文本转而对“太一之神”加以贬斥,结合其临终前所作之《封禅文》来看,寄寓了作者要求驱逐方士,以儒家之道治世的理想。     

论“元祐赋”：以苏门文士为中心

“元祐赋学”是“元祐学术”的内容之一。当时主张复科的苏轼等面临着来自新党和旧党两方面的攻讦和质疑。缘此，苏轼、黄庭坚在元祐期间躬身写作律赋及“效进士体诗”，并组织、教导门人写作律赋，乃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诗赋取士的实现。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由苏、黄等一代文师倡导、参与的“元祐赋”，不仅仅是科场应试的工具，更兼具文学、思想和文化的价值。     

陈山毓《赋略》及其赋学观

《赋略》是一部将选赋、论赋与辑录赋学资料相结合的赋学专著。该书陈氏自序是一篇精粹的赋学论文,从裁、轴、气、情、神五个方面来探讨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绪言》辑录历代的赋论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分成五个部分来加以编排,藉以表达著者的赋学思想;《列传》专门辑录历代赋家的传记资料,内容丰富,颇便读者;正篇与外篇选录先秦至明代的著名赋作,兼及七体、颂体、楚辞体,偶作评点,颇有识见。在明代未年的学术著作中,《赋略》对赋文学进行了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编纂体例及学术观点都值得后人借鉴。     

表现与再现:苏轼与柳宗元游记的比较

苏轼与柳宗元同为唐宋时代的散文大师,他们皆创作了较多的山水游记。仅就游记而言,苏轼的《石钟山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诸作,和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同是传颂不衰的佳作。但是,如果我们把游记文作为一种文体,进行一番历时性的考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古代游记是承接柳宗元《永州八记》再现自然山水的真实面貌的路子发展下来的。苏轼的游记尽管也有一些广为流传的佳篇,但作为一种文     

禀才瑰颖,体含飞动─—论王延寿赋

王延寿现存《鲁灵光殿赋》、《梦赋》、《王孙赋》三篇赋作。在王延寿之前,以京都和宫殿命题的骋辞大赋,都是通过夸饰场景和营造气氛以服务于颂圣、讽谏的主题,其所关注的是宫殿的象征意义,宫殿本身并不具备独立性;与此相应的结构模式,则是对行视点和叙列手法。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则由对宫殿象征意义的关注变为对宫殿本身的关注;与此相应,在结构上也突破了骋辞大赋的固有模式,由对行视点和叙列手法变为对细节的时间建构。这种变化,标志着“宫殿”赋已从骋辞大赋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咏物体类。王延寿三赋,体制均小,风格统一,其流转行进的叙事结构、体物入微的写实技法、深沉奇诡的幻境营造和富艳瑰玮的文辞,共同创造了“体含飞动之势”的美感境界。     

《三边赋》之《西藏赋》的史料价值

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的《新疆赋》等《三边赋》,既是赋作精品,也向来被视为史地著作.本文就《西藏赋》的史料价值,从藏族源流史、藏传佛教史、清朝前期治理西藏史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对今天研究清代中叶及以前的西藏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赋论概观

唐代赋论内容比较集中在对汉魏六朝古赋及唐代新体律赋的争议评价上面,并与当时文艺思想上不同倾向的论争相联系;而律赋理论及《赋赋》、《赋谱》等作则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成果,对宋以后律赋评论有重要影响。     

嵇康《琴赋》人伦内蕴发微

嵇康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历来皆标举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反名教思想。殊不知,在嵇康思想深处还有着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倾向。其《琴赋》一文不仅是音乐美学名篇,更蕴含了其以琴德喻人德、遁世而超越、名教与自然的伦理思想。     

写物与体物——《文心雕龙·诠赋》中的创作论

从汉魏六朝的具体赋作出发,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探析《文心雕龙·诠赋》中关于“写物”与“体物”的创作理论。这是刘勰在充分研究汉魏至宋齐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加以发挥创造的结果。     

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

西汉赋体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曾遭遇“作赋乃俳,见视如倡”的伦理危机.《两都赋》的出现,不仅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观点,高标诗为赋源,诗赋同用,从理论上为赋体正名,同时也以成功的创作实践解决了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现实问题,确立了崭新的创作立场、原则与方法,为东汉后期辞赋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穿越中西方象征诗林的“[服鳥]鸟”与“OWL”——《[服鳥]鸟赋》与《猫头鹰与夜莺》中的“猫头鹰”意象之比较

文章对中国西汉贾谊的《[服鳥]鸟赋》与中世纪英国匿名诗人的中古英语代表性辩论诗《猫头鹰与夜莺》中的“猫头鹰”意象作了深入比较,对诗赋中的“猫头鹰”意象的文化原型与象征意蕴、文化耦合与文化差异及文化传播与中西对话进行了跨文化解读,批判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     

评苏轼赋

苏轼是一位才气横溢、多才多艺的作家,他的辞赋形式多种多样。苏轼辞赋中成就最高的当推旅行游览观感赋。《赤壁赋》、《后赤壁赋》两赋是游览赋中的极品。苏轼还有几篇描写饮食的赋,《服胡麻赋》批评另类求仙者,指出眼前杂草野花都可能有益健康,延年益寿。《后杞菊赋》活现出一个穷太守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政论赋是苏轼赋作中质量最差的部分,基本上是沿袭历史上儒家所倡导的那一套老调子,缺乏新鲜见解。此外,《黠鼠赋》感叹人是万物之灵,能训龙斩蛟,能占卜获麟,但却见欺于一鼠,富于理趣。《秋阳赋》、《飓风赋》等在艺术上也多有特色。     

赋体杂文的先导--论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

屈原的《天问》、《卜居》、《渔父》形式上韵散结合,介于诗与散文之间,是从楚辞到汉赋的过渡性作品,是“不歌而诵”的赋的先导。内容上则彰善瘅恶,激浊扬清,表现对丑恶现实黑暗社会的无比愤慨和无情揭露,既是抒发牢骚的泄愤之作,也是典型的社会批评,是辞赋体杂文的开山之作,对后代的赋体杂文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代赋汇》的汉赋编录与分类

《历代赋汇》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赋文学总集 ,也是汉赋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辑录汉赋多达 5 5家 ,计 1 92篇 (含建安赋 ) ,超过清以前所有的赋文学总集。编者将这 1 92篇赋作分为 32类进行编录 ,既展示了汉赋文学题材的多样性 ,又便于后人的仿作和研究。其分类思想多源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书 ,而又根据赋文学创作的实际进行了一些归并、拆分和调整。尽管《历代赋汇》在辑录汉赋时尚有漏收、误收、重收、不标出处等缺点 ,但它仍堪称是我国古代汉赋编录与分类史上的殿军之作 ,至今仍无一部书可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