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机制

公民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与基本途径。公民参与的广泛展开在地方治理层面上是可行的,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间组织的成长、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以及基层政治组织自治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三种主要实现机制。各地方政府应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部分地区的成功经验,创新公民参与方式,建立和完善参与的配套制度,拓展公民...     

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

本文对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制度环境、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中介组织、群众团体、社会团体、人民团体等概念做了比较和辨析;分别从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两个角度对中国民间组织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着重分析了中国公民社会现存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特征,典型地体现为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现实空间与制度空间的共存。     

构建服务型政府中民间组织的功能探析——以汶川抗震为例

公民社会已经到来,而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也需要民间组织.这次抗震救灾证明,民间组织承载了更细化的公共产品提供、资源整合、促进信息公开等功能,是构建服务型政府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将会在灾后有更大的发展.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发展与实践

马克思通过对19世纪市民社会的研究发现,人与人的关系在物质交往中发生了异化,市民社会成为有产者对无产者剥削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社会,必将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当前,中国的民间社会正在形成。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相比,中国的民间社会有着自己的生成机制和逻辑功能,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社会的功能由批判向建设转向。基于我国政府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可以有效地影响或决定国家政策走向,争取公民多元利益的实现,同时民间社会也是防止政府公共权力异化的强大监督力量。通过培养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增强民间组织的自治性,可以促进民间社会健康发展。     

浙江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机制:资源依赖理论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组织取得快速发展.民间组织与政府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互补作用.本文运用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考察浙江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机制.通过分析,本文得出目前政府与民间组织的非平衡依赖关系,并提出构建未来政府与民间组织基于公民公共服务的互动关系.     

中国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成长模式探析

市民社会的缺失极大地影响到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公民通过非营利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 ,影响和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公民社会的题中之意。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历史及政治性非营利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 ,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是一把双刃剑 ,它们既可兴邦 ,也能乱国。从政府机构分离、自上而下形成与国家合作互补的非营利组织 ,是当前中国政治性非营利组织的成长模式。随着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既与政府合作互补 ,也致力于监督政府行为、限制政府滥用权力。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研究

我国的公民社会建设,以民间组织为主体,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具有公益性和相对独立性等特点。民间组织与民主政治相互影响,只有民间组织健康发展才能推动民主政治,只有民主政治的大环境才能确保民间组织发挥应有作用。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发展要积极引导,民间组织必须在法制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活动,从而实现社会进步。     

论结社自由及其实现--弱势群体结社权与中国市民社会培育

在西方,现代性的结社自由和独立社团是以市民社会为依托的.中国改革路向决定了,无论是就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市民社会之发育,还是建构于其基础之上的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实现,与西方存在着因初始条件不同而相异的路径选择.改革的深化,使多元利益群体形成及群体性利益博弈成为新制度安排中最需要重视的社会现象.但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尚没有相应形成,特别是弱势群体因缺乏相对平等的主体地位与合法有效的组织手段,成为社会影响力和权益保护最弱的群体是目前实现社会利益均衡与整合的最突出问题.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合法博弈主体地位之取得与制度化表达渠道的建立,既表现为自身民主能力的培育,更取决于结社自由制度化权利的保障.因此,就中国社会领域改革现实而言,弱势群体的结社权在一定意义上更能体现结社自由价值理念的本质内涵.     

浅析责任政府的构建

一、责任政府的特征 (一)责任政府的特征 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基本诉求,也是政府实现廉政高效的必要基础。政府行使全体公民委托的权力,必然要对公民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接受公民的制约和限制,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的公共利益。责任政府意味着一方面政府及其工作     

民间组织在现代公民社会中的道德整合功能

民间组织与公民社会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公民社会的道德性和整合功能为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提供基础和依据.在现代公民社会中,民间组织道德整合功能的外在表现是扩大社会公益供给、弘扬职业主义精神、担负弱势群体救助、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创造社会资本、倡导生态环境保护等.其道德整合功能通过民间组织成员的规范、教化、引导、激励等方式予以实现.     

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在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力向私人领域的全方位渗透,相当数量属于公民个人的隐私掌握在行政机关,成为政府信息的组成部分。在构建“阳光政府”的过程中,协调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应坚持国家及公共利益原则、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原则、价值平衡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同时,应完善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和相关制度,以达到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平衡。     

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战略下培育和规范民间组织研究

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看待民间组织的功能,常被看成是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有益补充,能够增强社会资本的储量,是民主的治理方式或是对国家的替代甚至抵制。基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战略下的民间组织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政府应对慈善公益类、经济类、科技类、社区服务类民间组织采取多样化的培育支持策略,针对民族政治色彩浓厚且以社会自治为目的的民间组织采取不鼓励、限制其发展的分类实施控制。     

民间组织：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

民间组织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其“助推”功能根源于民间组织的基本属性、“政府失灵”的客观要求、公民社会赋予的“神圣使命”；并且培育民主价值文化、创建公民多元利益表达渠道、克服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制约政府权力、提供民主政治发展动力等是民间组织“助推”功能的主要外在表现。     

意义与限度——华南虎照片事件的公民社会视角

华南虎照片事件,是公民社会自发监督公权、限制公权滥用的标志性事件.它体现出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表现在积极公民的显现、公民理性水平的提高、新的政治参与平台的形成以及公民社会力量的增强四个方面.同时,事件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不足,表现在公民社会与中央政府的互动机制缺乏、公民社会的总体性弱势及民间组织的缺位三个方面.中央政府应从战略高度,与公民社会建立及时、有效而适度的回应机制,实现公民社会发展和党的执政基础巩固的双赢.     

论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

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所谓集会自由,是指公民享有法律所赋予的聚集在一定场所讨论、研究问题,开展某种活动或表达意愿的自由。所谓结社自由,是指公民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为了进行某种活动而结成一定的社会团体的自由。这就是说,集会是临时性的,而结社则是永久性的。这两者虽然有区别,但都要采取会议的形式,也就是都要举行有组织有领导地商议事情的会议,因此,这两者又是密切相关的。早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就对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作了明确的规定。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不仅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而且规定:“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宪法遭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论中国艾滋病“问题理论”的视角——与《中国艾滋病‘问题’解析》一文商榷

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独特性和解决“问题”的对策究竟何在?本文与潘绥铭等人文章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艾滋病传播的社会因素”、“对艾滋病预防认识的政治高度”并不是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独特性,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全球共识。而中国在应对艾滋病策略上采取的严厉打击卖淫吸毒的方针以及政府以强控制手段和居高临下的管理者身份建构的社会预防模式,才构成了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独特性。因此,中国要成功应对艾滋病,必须改变策略,设立国家和地方传染病基金制度,扩大艾滋病民间组织的行动空间,形成政府、民间组织和研究机构的互动与合作。     

多元慈善合作及其法律规制

民间慈善乃至其他单一慈善形式不足以自足,其长期发展必然走向多元慈善合作之路:由单一制慈善走向混合性慈善,从"中慈善"走向广义的"大慈善",从慈善冲突走向慈善合作。从其深层社会根基而言,多元慈善合作之本质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现国家与社会之合作;通过确保私人利益实现公共利益;通过市场和社会途径解决民生问题。在现实国情之下,多元慈善合作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基于合作的掣肘、基于选择的偏私和基于资源的依附等现实问题,故而,必须对其进行制度规范与资源平衡,在个人层面、民间组织层面和国家层面均做出努力。     

论社会救助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

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国家责任是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实施和监管责任、引导民间救助以及宣传责任等.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该确立国家责任原则,建立以政府救助为主导,民间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模式.     

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三大不利性制度因素分析

现代社会日益由强调“政府市场”二元模式,转为关注“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结构。然而,目前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主要面临三大不利性制度因素:控制型登记管理制度的阻碍、资助型税收制度的缺失、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这些制度上的不利因素成为了中国民间组织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制度“瓶颈”。针对这些不利因素,应建立完备的民间组织立法体系、培育服务型登记管理制度、资助型税收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确立一种非营利分配性评估制度。     

森林游憩区志愿供给研究——基于福建省周宁县若干景区的调查

政府与市场两大供给主体在森林游憩区供给中的局限性使第三种力量,即志愿主体(社会公民)在森林游憩区供给中作用得以发挥。周宁县森林游憩区志愿供给现象的产生有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及环境条件也面临森林资源产权、建设资金、民间组织及其成员业余性的限制等现实约束,周宁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森林游憩区志愿供给方面存在一定的缺位,如果有政府积极的协调、引导及技术的支撑,加上社会力量的踊跃参与,景区将获得更好的发展。为此建议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增强民间组织的社会公信度;为公众提供发展公德,展示公益服务的平台;拓宽筹资渠道,完善收费性服务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