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当人们将自然环境引入人类社会的伦理建构时,伦理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一种能够超越于传统的伦理理念的环境伦理,环境伦理会不会只是在自然环境的层面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是当代环境伦理遭遇的一个理论难题。要解答这一难题,首先要回到伦理的原点,即道德形而上学去寻找环境伦理的基本内核;其次,则要借助于后现代中的他者与责任的理念实现对传统道德形而上学的超越;最终,环境伦理将在一种伦理转向的维度上实现其现实的合理性,乃至成为生态文明的核心伦理观念。沿袭这样一种思考向路,才能看到环境伦理的真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逻辑学还是伦理形而上学——费希特伦理学的“知识学原理”研究

费希特《伦理学体系》是按照其知识学原理写成的,按一般理解是知识学原理在实践领域即伦理生活世界的应用。但是,如果知识学原理本身是个不关涉实践的单纯概念的思辨,它又如何能有向实践应用的规范有交往性呢?本文由此疑问出发,探究在国内外学界很少得到深入探讨的费希特的知识学原理同实践哲学的内在关联,认为费希特的知识学原理不可被理解为单纯的逻辑学,而只能被理解为伦理的形而上学,才是有规范的有效性。由此试图得出的结论是,费希特的知识学原理本身,只有从本原的实践,即本原行动出发,才使得它作为形而上学成为可理解的。     

从“形而上学”到“形而上学”的“经”与“纬”——西方哲学的内求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契合

形上追求是西方哲学内蕴的核心价值取向,从而构成了西方哲学历史发展中一以贯之的线索.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知识论,再到黑格尔逻辑学及其开启的现代哲学的演化,并非是形而上学逐步消亡的过程,面是形而上学不断克服旧形态、走向新形态的自我跃迁——如果用斯特劳森的范畴来表达,即形而上学的修正与描述史.同样,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演进逻辑,与西方形而上学的自我跃迁理路正相契合.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的30年、改革开放启动至20世纪末的20年、21世纪初的10年这三个阶段,西方哲学中国化走过了从接受到辩证、从辩证到认同、从认同到融通的演进过程,学界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重建趋向获得了日益清晰的理论自觉.     

佛教伦理:朱熹的认知、偏失及其教训

佛教伦理在中国儒家学者的心中从来就难获认同,在朱熹这里也不例外。朱熹对佛教伦理的审查结论是:在认知上是"不识天理"、在实践上是"不守伦理"、在目标上是"自私其身"、在特点上是"无缘之慈"、在后果上是"绝类止善"。然而,朱熹的这种理解和评判并不尽符合佛教伦理的本貌,与佛教伦理的特性相去甚远。因此,朱熹既不可能准确积极地诠释佛教伦理,也不可能将佛教伦理真正引入其思想世界,更不可能展开所谓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融合之实践。     

朱熹的“自得”思想

朱熹十分重视治学过程中的自得,并对此有历经多年的深入思考与实践。朱子关于自得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自己之得、得之自身、自然而得之于己等多重意蕴。朱子主张的自得论是其一生研习圣贤之道的原则与方法,在其思想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小说伦理与“去作者化”问题

进入20世纪,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以来,小说这种"大众化"的艺术,日渐"精英化"和"小众化",并进入了"怀疑的时代",而"小说的消亡"成为被经常谈及的话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小说创作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和意义,这表现在对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超越意向,从而打开了小说创作的新时空。不过,由于现代主义思潮和小说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过于注重形式、技巧,过于悲观绝望,从而带来了其形式主义倾向、强调小说的人物主宰论、凸显读者主体论等弊病。而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去作者化"倾向,这又必然导致小说创作在伦理层面的"去伦理化"趋势,导致作者道德意识的淡化和伦理作用的弱化,造成作者与人物及读者之间伦理关系的断裂,使得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存在流于形式而缺乏伦理建构的弊端。鉴于此,我们应纠正"去作者化"的小说理念,克服非道德化、反交流的叙事方式,以便重归和继承伦理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     

朱熹思想中的“天理”和“人欲”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存天理,灭人欲＂是他的重要思想主张。＂天理＂是终极的善,而＂人欲＂遮蔽了人们对＂天理＂的探求;只有抛开＂人欲＂之私,才能达到＂天理＂的至上境界。     

形而上学的“命舛”——兼谈马克思何以“拯救”了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历史。形而上学经历过辉煌的胜利,也遭到过无情的否弃,究其原因,是它落入了无法自拔的理论窠臼。从形而上学的建构路数来看,柏拉图主义滥觞、同一性逻辑执拗、单纯理性主义、迷崇科学化和语言宏大叙事是其基本表征;而从反形而上学的批判路数来看,颠覆柏拉图主义、异质性话语、非理性诉求、反科学化倾向和微观叙事是其根本依据。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之"惑":一边"颠覆"形而上学,一边又"复兴"形而上学,成为形而上学"命舛"中值得学界注意的一个哲学"悖论"或"吊诡"。马克思哲学在其创立过程中依然无法完全摆脱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的思想"困惑",它在批判、否定形而上学的同时,本质主义地谈论"实践"、基础主义地谈论"社会"、历史主义地谈论"辩证法"、主体主义地谈论"无产阶级"和真理主义地谈论"共产主义",从而"拯救""复兴"和 "重建"了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哲学主题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将如何自存?如果承认哲学仍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它的基本问题与任务将是什么?这是当代哲学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作者以对"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趋向"这一著名命题的分析为切入点,阐发了以"形而上学批判"作为哲学的基本主题,哲学在存在方式、主要内容和思想功能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这表明,"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仍将生机勃勃地存在并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哲学放弃了"唯我独尊"的"女王"的荣耀,却成为了推动人的思想创造和生活幸福的一种朴素而真实的力量。这是哲学所达到的十分重要的新的思想自觉。     

“形而上学”新解

中国长期以来,形而上学被当作与辩证法对立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宇宙观。但实际上,形而上学作为立足于形而下的人对形而上的世界追求的理论体系,它就是哲学。从历史角度看,形而上学既是哲学根本性质,又是人的本性的体现。从狭义看,形而上学是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实验科学的兴起与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理论体系。中国就苦于15没有这样的形而上学时代与精密定量分析的思维方式。今天,要在综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形而上学之路。     

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普世化

朱熹理学自宋至明清在徽州地域社会各个层面深入人心,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徽州人的思想观念、行为处事方式,影响了徽州的民风民俗。这种理学的普世化、民间化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原因。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普世化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生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生动示范。     

“形而上学”新解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理性在人文领域中的强劲蔓延,传统形而上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然而,从形而上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范畴本体论和意义本体论。科学理性所拒斥的实则主要是基于思辨虚构的宇宙本体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就意义本体论而言,形而上学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     

朱熹“体用一源”思想论析

体用范畴自魏晋发展成熟以后,玄学和佛学各派争相言体用,以说明本体与现象、实体与功用之间的关系。程颐揭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基本原则,为理学本体论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朱熹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建构起他的理本论哲学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学的思想基础,他整个哲学体系无不贯穿着“体用一源”这一根本宗旨。     

予“敬”予“和”:朱熹的礼乐价值论

朱熹认为"敬"与"和"为礼、乐的价值主体,并在先秦哲学的基础上作了理学式的丰富与发展,将理学与礼学作了有效的融通。而"敬"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价值,"和"则为目标价值,二者不仅具有礼乐的情感伦理特性,同时还突显了礼乐实践主"敬"的价值导向。总体看来,礼乐是朱熹沟通天理与人欲、贯通上学与下达的桥梁,其情感伦理的本质属性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增添了温润的气质。     

形而上学的当代转向——从“本体论”到“伦理学”

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关注人的,是人之为人的超越性生存本性的理论表达,因而追寻形而上学一直是人的“宿命”。形而上学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内在向度:“本体论向度”———知识何以可能;“伦理学向度”———生活何以可能。形而上学的历史,实质上就是这两个向度的斗争史。当代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转变,并不是消解了形而上学,而是指形而上学从“本体论向度”转向了“伦理学向度”,因而,这种转向不是纯粹理论性的,而是生存实践性的。     

论普世伦理的民族化和民族伦理的普世化

全球化条件下,普世伦理与民族伦理的矛盾十分突出。普世伦理与民族伦理相互依存,其实现表现是二者的相向互动,即普世伦理民族化和民族伦理普世化。我们可以从普遍性与特殊性、人的类性与群体性及全球普遍交往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转化关系。     

“伦理法”的是与非

对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特征 ,人们的概括五花八门 ,然而“伦理法”的概括在近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伦理法”的概括应予肯定 ,但现有的理论解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 ,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伦理法”的概括只有基于世界法律发展的整体背景 ,基于立法、执法、守法等法律运行的全过程 ,才可能达致理论的完满。     

王夫之对朱熹“诚意”“正心”思想的修正与发展

朱熹认为,"诚意"就是指所发之"意"表里内外、彻头彻尾、自始至终都是"好善恶恶"之意,反之,只要有一丁点不够如此,便是"自欺"。王夫之认为,"欺"不应该理解为欺骗,而应理解为欺凌、欺压,"自欺"就是"意"欺凌了自己的"心"。朱熹认为,"正心"就是"心如太虚,湛然虚明",空无一物,不先带着情绪去应接即将到来的事物;"正心"的方法就是"致察"和"敬以直内"。王夫之认为,"正心"就是"正其心于仁义","心为道义之心","正心"的方法是"执持其志"。王夫之的"诚意""正心"思想比朱熹更落实,也更符合儒家一贯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