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沈易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蔡沈的象数易学著作《洪范皇极》中蕴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借助宋代图书学的两个基本图式河图、洛书,建立起辩证法的基本框架,其中河图表征矛盾的静态结构,洛书表征矛盾的运动发展.他通过自己创作的“九九数图”、“范数之图”等图式,以“数”的方式阐明天地万物运动的具体过程.其辩证法以朱熹理学之“理”为本体范畴,而更深层的理论基础则是人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其辩证法阐明的是宇宙的秩序,即“礼”,其价值旨归是实现伏羲时代的“皇极之世”.     

刘向《洪范》五行说新论

对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史书一般把其放在西汉《春秋》学脉络下进行叙述。其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把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置于西汉《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向对于《洪范》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春秋》学引入到《尚书》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尚书》学;二是在解释《洪范》“五行”时用五行相生说取代了五行相胜说;三是在《洪范》“五行”“五事”“皇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皇极”的重要性。     

《洪范》制作年代新探

《洪范》制作年代新探杜勇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洪范》是《尚书·周书》中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它以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见长，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但《洪范》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千百年来人们见仁见智，至今仍无定论。传统的看法有，《洪范》为周初箕子...     

《尚书·洪范》研究的新突破——《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简评

《洪范》是《尚书》中反映殷周之际政治思想成就的一篇重要文献，自汉代至清末，它都是《尚书》学研究的中心。刘节于1928年发表的《洪范疏证》一文，大胆怀疑传统看法，将《洪范》成书下推至战国晚期，这极大影响了《洪范》学、《尚书》学和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传承与新诠。丁四新教授的新著《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重续汉儒和宋儒的《尚书》学传统，以新的材料、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来论证《洪范》为周初作品，进而挖掘《洪范》本身的治道哲学内涵，在《洪范》著作年代考证、大义阐发和经学方法上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是《洪范》研究重回“中国立场”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邵雍的“皇极经世”学及其历史影响

《皇极经世》不仅探索天道、地道、人道,而且从天地之道那里引出"治道"。从这个角度看,《皇极经世》是一部以先天易学为基础、通过天道推演而确立人事治理法则的"传统物理哲学"书。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明确引述《皇极经世》的文献达667卷,先后出现了1114次,足见《皇极经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深刻影响。     

五行记

一、五行说最早的五行说，见于《尚书·洪范》。周武王打败殷时，俘虏了殷臣箕子，箕子作《洪范》。箕子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所谓“洪范九畴”，洪，大也。范，规范、法则。畴，类。即大法九类。建工有序社会需要九类大法，即：“初一日五行，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口协用五纪，次五日建用皇极，次六日×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日念用庶微，次九日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洪范九畴”，首列“五行”。五行指什么？《洪范》接着说：“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日金，五日土。水田润下，火日炎上，木…     

司马迁师承孔安国说考辨

司马迁师承孔安国说考辨陈桐生《汉书·儒林传》中有一段文字：“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     

论韩国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

韩国朝鲜朝文人注解《洪范》,重大法之施行与演绎,显示出了别样的解经特色.他们利用箕子之道来捍卫儒学道统、彰显义理精神,又通过《洪范》经文来阐明理、气、心、性之关系.如此这般,都只为政教而服务,是《洪范》学应用于世的表现.①除此,朝鲜朝学者还将《洪范》九畴分门别类加以细化,用阴阳演范,以象数说经,使《洪范》大法流于旁门小道,非解经之正轨也.可见,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有创获之举,亦有偏失之处.     

试论《洪范》哲学思想的原始形态及其衍变

《洪范》的成书年代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清代之前,一般人根据《洪范》本文,认为西周初年箕子正式作《洪范》。近人有认为《洪范》系儒者伪托,当成于战国中、后期。其实,《洪范》多少有箕子的思想成份在内,同时又不完全是箕子的。它的流传与成书有个过程,很难确切说在某一年。例如《诗·小雅》中的思想在《洪范》中有所反映,而《小雅》大约作于西周后期、东周初期,那么《洪范》的成书不会早于这个时期,至多也是同期。另外,《洪范》的言语,又被《左传》所引用,《左传》有三处(文公五年、成公六年、襄公三年)引《商书》上的话,都出自《洪范》。因此,《洪范》成书的年代最晚又不会迟于《左传》。     

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以《洪范政鉴》为中心

学界往往把北宋《洪范》学兴起的原因,根究为北宋经学拒斥汉唐谶纬、批驳章句注疏的内在诉求,并直接归结为宋仁宗一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而赋予论者的经世意向。这一归因路径更多着眼于学术史的整体变迁潮流,忽略了被学术潮流遮蔽的历史细节,对《洪范》学兴起的“近因”还没有清楚地了解。通过文献梳理,宋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是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只不过,我们常常沉浸在肇始于庆历年间而已经转向的学术潮流中,反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灾异化的《洪范》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经典疏释效应与政治文化实践。     

《洪范》《吕刑》文献来源问题新论——兼论早期口述“声媒”文献

现传今文《尚书》“周书”部分的《洪范》《吕刑》两篇,都有远早于西周初年的久远渊源。《洪范》是殷商遗民箕子据其所记诵口述给武王的一篇文献,故春秋时期,人们既可称其为“周书”,也可称其为“商书”。《洪范》的早期流传,采用的是口耳传授方式,其原始文本具有突出的诗歌韵文特征,因此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仍可称其为“诗”。其文字写本的最初出现,应在西周初年箕子口述给武王之后。《吕刑》的作者不会是周穆王,其主体部分“王曰”之王,应指某位古老帝王。从所述史事看,《吕刑》的最初产生时代甚至要早于殷商,与夏代的“禹刑”有密切的关系。与《洪范》一样,《吕刑》也有突出的诗体韵文痕迹。在文字写本出现之前,这两篇文献应都经历过很长时期的口述流传过程,一直以“声音”为媒介存世,由早期的乐官群体保存并传授。口述“声媒”文献易于记诵的文体特征,对于判断先秦文献的时代早晚及其史料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

与支离破碎的经文注疏不同,许多宋代学者"自出义理",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较大成就。在传统理学史上的北宋理学五子中,周敦颐的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创作的《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但体系不太完整。张载的理学体系,主要显示在由他提供书稿、由他指导、其弟子在他逝世后编定的《正蒙》一书中,较有系统性。二程影响最大,但二程本人并未撰写专门反映其理学体系的专著,及门弟子也未总结其师的理学体系;南宋张栻分类整理编成的《河南程氏粹言》,首次表彰出二程的理学体系,但并不能完全表达二程之原义。邵雍是宋代最有创造性、自成宏大体系的奇特思想家,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写的《皇极经世书》(比较来看,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最为可靠)。主动自觉创建理学体系者(如周、邵),著述的前后矛盾之处较少;"他定体系"类著作(如二程),前后抵牾之处较多。张载及其《正蒙》介于二者之间。要科学深入地研讨宋代理学史,必须高度重视理学家的原有理学体系。     

北宋《洪范》学简论(续完)

王安石《洪范传》(以下简作《传》)在当世之所以特出于众,首先在于他于仁宗年间,面对弥漫朝野的《洪范》灾异之说,能独抒己见,创为新解,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现实性与战斗品格。关于此点,他在《书<洪范传>后》一文中曾慨乎言之: 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宜其历年以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子世!予悲夫《洪范》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问与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为传注者汨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为作传以通其意。……夫予岂乐反古之所以教而重为此挠挠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王文公文集》卷三三) 此所谓“传注之家”或“传注者”,显指董仲舒,刘向父子与所谓孔安国《传》等。至其     

北宋《洪范》学简论

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二○“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云:“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并称其特点曰:“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非徒以炫博也。”赵氏所说,似亦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通例之一。及至北宋一代,其时最为重视的经书,除《易》与《春秋》外,则莫过于《尚书》之《洪范》。此篇相传为箕子所以答周武王问治道者,先秦古籍多有称述其说。两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尊之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遂亦成为学人探究之要典。然迄北宋建国,据《隋、唐·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专论《洪范》之作,仅有伏生《洪范五行     

在理学与经学之间——黄道周阴阳五行思想简论

晚明大儒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性.面对是时理学的衰微,心学的狂荡,以及政局的纷乱,他以汉儒经学来反思与纠弊.《洪范》中的阴阳五行说颇为其所推重,在他看来,儒家性命之学与阴阳五行思想在天人相应中得以交合融汇；政治秩序与理想道德的重建与和谐在阴阳五行说中找到重新诠释的思想资源.     

《诗经》“罔极”说

通过对《诗经》中"极""罔极"的用例统计可以看出,《诗经》中"极"字的基本含义是道德标准和准则;相对而言,"罔极"之意是无德。《诗经》中的"极"是一个与道德心性相关的重要范畴,这个范畴上承西周初年的"皇极"范畴而来,但却消解了"皇极"范畴宗教属性的逻辑内涵,代之以社会道德和心性思想,成为一个重要的道德评价标准。《诗经》中就是以此为标准,用"罔极"对无德之人进行批判的。这个标准体现了周代文化中社会道德实践的人文精神,是上古中华民族道德自觉的显著表现。     

《宋史·王柏传》勘误

王柏,朱子嫡传,《宋史》有传。然《宋史》本传中有关王柏学术见解及著述的记载却多与史实不符,今略作考辨。1.《王柏传》载其论《书》曰"大禹得《洛书》而列九畴,箕子得九畴而传《洪范》。范围之数,不期而暗合。《洪范》者,经传之宗祖乎!"(《宋史》卷四三八《王柏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2981页)按:危素《王柏补传》与《宋史·王柏传》相校,仅多数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宋明理学非儒家论

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理学是儒学，以为其“义理”学说之“义”出于孟子，“理”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作者认为欠妥。《孟子》没有与理学内涵相同或相近的“义”；“理”也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二者均源于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由“义理”学说具体化出的治国方针和基本哲学理论也源于术家韩非。且理学的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因为《四书）的重点在《大学》、《中庸》，二者均贯穿韩非术家的“义理”思想，而对《论语》、《孟子》的阐释和理解，既要参照《大学》、《中庸》，又要以理学家们所注的“义理”思想为根据。于是，《四书集注》就成了盗版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若将理学当做儒学，就不会走出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