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死了 启蒙万岁——近年来关于思想启蒙的图书扫描

思想启蒙是中国艰难步入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课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通过怀疑、叛逆、批判、呐喊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改造、文化革新。虽然思想启蒙之路充满了坎坷崎岖。但是,“五四”之后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放弃启蒙信念,即使屡遭困境,思想的火焰依然不灭,体现出启蒙的坚强韧性。     

新启蒙是当代史学的主要意义——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从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潮流来观察五四时代已经落伍的封建中国,那么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场知识分子明星聚汇的思想启蒙运动。但“五四”运动闪烁的民主与科学光芒很快暗淡下去,七十年来的中国道路历尽艰辛曲折。当中国再次步入现代化与历史转折的关头时,由种种制约所引发的反思就不能不再次呼唤着新的启蒙,而充当反思基础的当代史学,其重大意义就是新启蒙。     

崎岖的启蒙之路 --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以启蒙作为自身的标志之一,1980年代,一些作家回到了五四启蒙之路。但是,启蒙之路荒芜已久,重新开拓并非易事;启蒙精神丢失已久,重新获得也非易事。在新时期之初,作家在大众面前往往是忏悔者而不是启蒙者。最先的启蒙者来自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历史逼迫一些人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觉醒者面对苦难和蒙昧走上了启蒙之路,自我反省是1980年代启蒙文学的重要特点。文化批判在1980年代中期形成大潮,它是启蒙文学受挫几十年之后的一次复兴。人们做出了一个选择:回归五四。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历史上启蒙运动的夭折;二是现代化呼唤一场更加广泛的启蒙。1990年代以来,启蒙文学受到种种指控,但只要人类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文学承担启蒙的使命就绝非耻辱。     

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发现——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

一、知识分子的定位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是最早的觉醒者,对人民大众起着启蒙的作用。因此,在文学艺术作品里常常以正面人物形象出现。1939年,毛泽东同志也提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①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反右派”时,知识分子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文革”时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更成为“臭老九”。在文学艺术中出现的知识分子是被扭曲了的,这与实际生活一样,都只是揭露批判的对象。建国以来,当然也有些作品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那就是五十年代出现的《青…     

言说与不可言说——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话语流变

中国 2 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发轫于 1 898年的维新运动 ,此后经历了三大发展时期 :启蒙精神的激荡与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 ;启蒙精神的重构与缺失———“普罗文学”兴起至“文革”终结 ;启蒙精神的复兴与反思———新时期至 2 0世纪末。启蒙精神裹挟着文学话语的强大力量 ,以背离传统的批判立场 ,实现了与西方启蒙理念的对接 ,铭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时代印记 ,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建构

＂启蒙＂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包含着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设计、知识分子对启蒙客体的认知及其转变、身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启蒙的公共领域建构等内容。＂五四＂时期以来,＂启蒙＂由知识分子双重向度的文学想象,逐步向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话语实践转化。网络对当代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启蒙实践而言意义重大。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和形象抒写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在思想先驱与革命战士的角色选择上,他们大多将角色定位在“人的解放”与“文的解放”上,试图走出一条经由“立人”而“立国”的道路,“自觉”与“浪漫”可以称之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角色的两大基本特征,对应于此,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心灵世界也经历一个由高亢到苦闷到孤独的阵痛过程。     

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本世纪初年是梁启超精神生命的黄金时期,他的新民学说以及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五四”新青年以反思传统、学习西学为文化价值取向,其主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运动,革新传统的思想道德,改造国民性,这一切均由梁启超埋下伏线。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年”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先前“新民说”的继承和超越。梁启超那具有时代意义的心路历程乃近代文化转型和思想递嬗的重要一环     

文化启蒙与系统悖论

五四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对人的发现和觉醒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因而被誉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耐人寻味的是,今天人们在回应现代化挑战、反省民族文化积淀时,蓦然发现尚有许多未经时代精神洗礼的污垢,从而不得不重新回到五四的主题.这当然不是时间上的回溯,而是在文化启蒙意义上历史出现的惊人相似.五四运动后已经有几代人演出过一幕幕悲喜剧,但五四的主题却仍在困扰和折磨着我们.文化启蒙真象希腊神话所描述的西西弗斯滚动巨石那样,无休止地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仿佛已成为一种宿命.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应该是对如何摆脱这种命运的深刻反思.     

古今中西衡价值──论“学衡派”的文化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7），本质上是一次自觉的文化反省、文化启蒙。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迭遭列强的欺凌，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中国人没有停止过改革社会、救我中华的努力．但“五四”前的自强之路，均是以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觉悟”作为观念支持的，缺乏社会变革应有的群众基础，失败途不可避免。辛亥后，冷酷的历史教训和社会现实，促使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开始了第一次真正的文化“大觉醒”。五四时期是多元的外来文化和多元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渗透、涵化和整合的时期，而“学衡派”就是这个时期的…     

对“五四”价值取向的历史认证

“五四”价值取向是指“五四”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先进中国人所实现的对思想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政治制度、社会改造……即对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的新选择，也就是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向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深刻转变。我们研究、反思“五四”价值取向，旨在揭示“...     

凸现启蒙主义与弱化人文主义──关于“五四”新青年接受俄国文化的研究

“五四”新文化特别地受到俄国文化的影响，今天应该对这个事实及其效应进行反思并做出评估。本文通过研究“五四”接受俄国文化的出发点“情感上认同”和现实主义目的，透视“五四”接受启蒙主义俄国文化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分析同时期俄国文化背景，剖析“五四”如何对待俄国人文主义文化及其对“五四”自由主义影响。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近年来关于思想启蒙的图书扫描

思想启蒙是中国艰难步入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课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通过怀疑、叛逆、批判、呐喊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改造、文化革新.     

感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匮乏——从冰心小说看“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局限性

冰心的小说对"五四"文学的"觉醒"主题及其启蒙主义文化精神做了重要诠释。通过冰心小说,可以看到"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特点及局限性。"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带有明显的青春文化特点,集中表现为感性生命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匮乏。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人的觉醒"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迷惘、感伤情绪。     

从《聊斋志异》的性别话语质疑传统文学经典的合法性

人性的启蒙和爱欲的觉醒是当代人评判传统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指标。比如《聊斋志异》之所以被誉为精神启蒙和妇女解放的先锋,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对男女之情的大胆描写,和对拥有更多自由与活力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但是深究就会发现这些情爱理想,恰好是对传统人伦秩序,尤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秩序的强化,而不是正好相反。因为它所津津乐道的“自荐枕席”和“知已之爱”,只是男性知识分子的性幻想,而女性所拥有的只不过是满足这种幻想的自由和为其制造快感的活力。因此以“爱欲觉醒”作为一种评判经典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对男性中心主义价值观念和行为法则的复制,应该予以反思。     

当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实践及其尴尬处境——读韦君宜小说《月夜清歌》

作为十七年时期的小说文本,《月夜清歌》没有塑造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和先进典型,也没有通过知识分子在和乡村民众的亲密接触中,拷问出了自己灵魂深处的“小”,而是通过暧昧含混的叙事,将乡村颂歌变成启蒙阐释.由于时代政治环境的抑制和启蒙话语本身的缺陷,当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实践由“五四”式的高尚道德义举变成了一场可爱的玩笑并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之中.     

五四文学革命与中国的近代化

五四文学革命与中国的近代化吴乃华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之一。它促进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和中国人民的觉醒，使中国的近代化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一）近代化反思与思想启蒙任务的提出辛亥革命失败后，李大钊、陈独秀...     

艰难的突围——论胡适的学术与政治生涯

胡适徘徊于学术与政治生涯的一生,留给后人的是一个难以解说的悖论,同时他个人痛苦矛盾的心路历程,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真实的精神写照.本文首先从西方文明催动的外在因素和自我意识觉醒的内在因素这两方面论证了胡适向知识分子立场突围的可然性和必然性;又从胡适“关怀”式的学者姿态和当时“政治场”的整合这两方面论证了他突围之艰难.在批评他不专于学术的同时,也应该公正地体察到在时事危亡的时代环境中,一个立志于学术的学者难以形成健全的学术人格的无奈和缺憾.     

"五四"启蒙意识与当代中国大学精神

作为一场由中国早期现代大学中的知识阶层所引领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启蒙意识是五四精神的最深刻内涵,也是五四运动得以生发的一个前提性条件。但后来,救亡压倒了启蒙,启蒙所主张的个人主体意识之觉醒潮流,汇入到了民族主体性觉醒的大潮中,整体主义从此成为中国社会思维的主要脉络。在此逻辑下,中国知识阶层的主体意识与独立性趋于消沉,物质主义思潮又使得信仰和价值迷失,大学精神和学人品格日渐模糊。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建构与形塑,有必要接续五四时期所张扬的启蒙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