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烟毒泛滥成灾,一度被称为烟国。斯时,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就贩运而言,主宰甘肃政治和经济的诸多群体都有贩烟行径,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是主要贩运者。他们将鸦片贩诸省外、省内互贩或从省外运进本省,赚取巨额款项。贩运路线出境和入境大体均为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从贩运的渠道上看,以1937年为界,该年之前,内销大于外销,尔后,外销大于内销。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由政府财政困窘以及权力失控所致。     

核技术：张扬人性的工具“鸦片”

应用核技术中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是核武器技术和核电站技术。核电站利用可控核裂变过程发电，核武器则利用不可控核裂变过程产生爆炸。从这种意义上说，核电站是可控的“核武器”。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武器是毁灭人类的工具“鸦片”；而作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核电站，是人类慢性自杀的工具“鸦片”。时至今日，核武器和核电站成为悬在人类头顶上的“利剑”，核技术是最典型的张扬人性的工具“鸦片”。     

近代湘鄂川边鸦片种植及其危害

一、近代湘鄂川边鸦片种植征况近代湘鄂川边的鸦片从开始种植到泛滥成灾大约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清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为开始种植时期；二是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为普遍种植时期；三是清末至民国年间（1909－1949年）为烟毒泛滥时期。清道光、咸丰年间，作为外国侵略者的特殊商品鸦片和其它商品一道侵入湘鄂川进，同时作为制作鸦片的罂粟种子也随即传入。不过这一时间还只是在一些穷乡僻壤里有零星的种植，如在湘西龙山县境内也只是在偏僻的“明溪（今桂塘乡）、二梭（今老兴乡）和大达乡（今贾市、内溪乡）一带的小…     

20世纪30年代前后罂粟种植与饥荒

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民国社会毒祸横流,植烟面积达8000万亩,鸦片产量为120万海关担,吸食各类毒品的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6.8％。由鸦片引发的饥荒在当时频频发生,以云南为例,“云南饥荒,系因种植鸦片过多。……今后若不自种粮食,则饥荒永不得免!”鸦片是怎样影响粮食生产进而引发饥荒的呢?     

日军在山西的毒品侵略

侵华战争中所推行的毒化政策是日本侵略政策的重要一环。如果说日军在军事行动中所实施的屠杀、掠夺、放火的“三光政策”、毒气战、细菌战等属于战争“硬式”手法,那么日本在华从事鸦片生产与贸易就是一种渗透和腐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式”手法。因此,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必然带来鸦片的火量种植与贸易。     

一个假、恶、狂的典型——评李洪志的“法轮宇宙观”

李洪志打着“真、善、忍”的旗号竭力兜售所谓“法轮宇宙观”， 撕下其伪装， 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假、恶、狂的典型。其中 “假”揭示它崇尚歪理邪说的伪科学本质； “恶”展现它用精神鸦片和卑劣手法祸国殃民的社会功能； “狂”暴露他诋毁现代科学， 自封佛、神、救世主， 妄图取代人民政府的狼子野心     

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与农村经济的危机

本文重点对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鸦片种植及其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中，普遍而广泛的鸦片种植，无疑给整个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农业基础因受到削弱而变得极为脆弱和不稳定。同时，对这一社会性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民国时期涪陵鸦片泛滥的成因与影响

民国时期,涪陵鸦片种植、贩运猖狂,成为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鸦片泛滥的重灾区,社会影响甚巨。涪陵鸦片的泛滥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鸦片利润丰厚、鸦片为军阀的主要财源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造成了良田锐减、米价上涨、人口减少、票号发展等后果,涪陵鸦片的泛滥给涪陵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伤害。     

中国鸦片源流考

中国鸦片源流考吴志斌，王宏斌鸦片传入中国之后，作为珍贵的药材，曾在中国医药学上得到积极的应用；但作为麻醉性的奢侈品，它给中国却造成过巨大的社会灾难，使中华民族蒙受了１００多年的羞辱。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吞服鸦片或鸦片质的药丸主要是为了健身治病，这种...     

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阅读现状研究——以甘肃省宕昌县为例

早期阅读是儿童接触书面语言的开端，可以为儿童开展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阅读基础。目前，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阅读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农村儿童缺乏良好的社会阅读环境；留守儿童数量逐年攀升，家庭早期阅读无从谈起；农村幼儿园缺乏优秀的阅读作品和有效的指导，早期阅读活动开展不尽人意。为促进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阅读工作的发展，应积极推进“农家书屋”工程，营造良好的社会阅读环境；倡导亲子阅读，重建良好的阅读家风；幼儿园应提供适宜的阅读材料，创设良好的园内阅读环境，让儿童充分感受阅读的乐趣。     

试论近代西北地区的鸦片烟毒问题

鸦片泛滥曾是近代西北地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西北的鸦片问题起源于英、俄等国不法商人的走 私,后因清王朝、国民党政府的放纵和谋利而兴盛。加之地方军闽、官僚的穷兵黩武和贪得无厌,甚至逼民种鸦片, 武装贩运,致使鸦片种植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大量的鸦片生产使西北的城乡经济走向畸形,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 产,并造成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     

左宗棠对近代甘肃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

左宗棠在就任陕甘总督 ,督办新疆军务期间 ,对甘肃的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采取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举措 ,主要涉及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引桑植棉、禁种罂粟等方面 ,并取得了明显的实绩实效 ,为甘肃近代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社会条件和生态环境。研究总结左宗棠的环保思想及政绩 ,对今天搞好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晚清四川鸦片生产及其动因探析

四川引种罂粟,可能始于唐代。清道光以前,该省有24厅州县出产此物。晚清时期,四川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生产省,绝大多数地区皆种有罂粟,而川东一带特盛。清末,全省约有350多万亩土地被罂粟所侵,年均鸦片约12万两。究其动恩,是因为:四川具备种植罂粟的适宜自然条件和固有基础;中国政府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控制,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或禁而不力;加以长江航道改善,高额利润诱惑。于是很多农民趁机习得罂粟种植、鸦片加工技术,从事毒品生产活动。当今开放时代,欲建设小康和谐社会,固亦须远离毒品之害。     

农民环境意识的偏失及矫正——来自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的调查

安定区位于甘肃省中部,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型贫困地区。调查显示该区域农民的环境意识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偏失,表现在农民的浅层环境意识和深层环境意识不平衡、不同年龄段农民的环境意识不平衡和农民的环境知识与环保行为脱节等方面。为了提高农民环境意识,为区域环境保护及生态重建提供软件条件,亟需通过如下农民环境教育措施予以矫正：明确政府自身职责,强化对农民环境教育的战略认识;挖掘本土知识,实现环境教育内容的本土化;发挥中小学生的作用,积极推进环境＂反哺＂教育;注重利益需求,推动农民环境＂知识＂向环保＂行为＂有效转变。     

论民国时期湖南军阀的鸦片贸易

民国前期,湖南成为南北军阀的必争之地。各派军阀为了解决棘手的军费问题,对种植和贩卖鸦片烟土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湖南军阀们不仅勒令湖南农民种植烟土,而且还亲自经营非法的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再度蔓延湖南的恶果是加剧了民国时期湖南政局的混乱和动荡,毒害了湖南的社会风气,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了此后湖南多年的粮食恐慌。     

民国时期西康政府的禁烟及其成效

民国时期，西康境内烟毒泛滥，给西康民众的生活与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此，西康省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禁烟举措，成立禁烟组织机构，完善禁烟法律法规与办法，加强禁烟宣传力度，在禁种、禁运、禁贩、禁吸等方面均采取了相关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仍未能彻底禁绝鸦片烟毒。     

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论议新探

鸦片战争前,鸦片论议中的例禁论不是严禁论。严禁论中存在着“重治吸食”和“严惩兴贩”的分歧。以“重治吸食”、罪以死论禁烟,不应受到肯定;“严惩兴贩”、罪以死论才是合理合情的主张。以封关绝市杜绝鸦片来源的思想和决策是不合时宜的;而弛种土烟与弛禁论则同是想发毒品财。禁鸦片的关键在于打击鸦片贩卖,而不在于断绝对外开放通商。相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通商才是杜漏银、裕国计的良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

土匪、种植鸦片和二流子是旧制度给陕甘宁边区乡村留下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长期以来困扰边区乡村的土匪问题、鸦片问题、二流子问题都解决了,使边区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边区乡村社会问题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转换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顺利的完成,说明中共的政治权力沉降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和重建乡村政治权力积累了经验。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重在赋权和增利,即通过一系列改革,让农民与市民享有同等权利,获得同等利益,拥有同等福利。一旦在城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自然消亡。我国之所以会出现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在于土地制度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程,“土地价格剪刀差”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只有转变政府职能,使地方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才能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体制性条件。     

农民脱贫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及路径重塑--以连片贫困地区甘肃定西为例

解决中国西部连片贫困地区甘肃定西农民的脱贫问题,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多,农业产业化水平低,贫困分布面广且地域差异大,农民文化、技能素质底下等制约定西农民脱贫的因素并没有彻底消除,农民脱贫面临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在实地调查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以往政府主导下的输血式脱贫模式的弊端,从发展区域经济,建立政府主导和市场运行有机结合的反贫困机制,发挥党的领导与农民首创参与的积极作用,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素质等层面出发重塑定西农民脱贫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