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本质的探讨并不仅仅局限于“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说,从钟嵘的“滋味说”、皎然的“意境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由表层到深层探讨诗歌审美特质的过程。而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古代诗论家们已不再是仅仅局限于从作者的角度,而是从作者和读者共同的角度去探讨诗的本体问题了。     

关于闻一多的一篇佚文——《晨夜诗庋·跋》

前不久,我发现了闻一多先生的一篇佚文——他为彭丽天的新诗集《晨夜诗庋》写的《跋》。这篇《跋》,似少为人知,不仅《闻一多全集》未收入,连有关闻一多的年谱、传记、论著也未提及。众所周知,闻先生是一派诗宗。他影响、鼓励和帮助过一批青年诗人,彭丽天就是其中的一个。彭在《晨夜诗庋·后记》中说:“我在此尽忱谢谢闻先生给我许多的教益和帮助。”闻先生在《跋》中也说:“当丽天初碰见我的时候,我对新诗还是热心的,自己热心作,也热心劝别人作。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总算是因为我的鼓励而感着更起劲的。”《晨夜诗庋》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这时,闻先生虽然已停止创作,但他仍然作为这个诗集的发行人,使它得以问世(代售处是北平佩文书斋);还为它作了     

诗语误解举隅

董仲舒的“诗无达诂”说揭示了诗歌欣赏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给诗多义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武器。但是,过犹不及,如果以“诗无达诂”为口实来掩盖语言知识的浅薄,容许不该发生的歧义,那就是十分有害的了。有鉴于此,袁行霈先生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中谈及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时,就提出了宣示义和启示义这两个新概念。他说:“宣示义是诗歌借助语言明确传达给读者的意义;启示义是诗歌以它的语言和意象启示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鲁迅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批评

一鲁迅先生对诗歌一向自称为“外行”,还说不喜欢作新诗,也不喜欢作古诗。其实他在这谦逊的态度之中,却隐藏着对诗歌高度的热爱:他从诗的创作到诗的理论,有着多面性的活动;特别是他的诗歌理论与批评,是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构成部份,与他一生文学事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始终是面对现实。鲁迅先生的诗论与诗评,是他认识现实与批判现实的一个方面。他不是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也不是自我陶醉的诗人。他的诗歌活动,也可说是整个文艺活动,是出自爱国主义的热情与改造世界的抱负,如他提到他最初论诗的意图:“‘介绍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     

寓目既博 赏心亦当——王士禛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论评

王士禛(1634—1711)是清初在诗坛享有盛誉的大家。他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突出,以“神韵说”为标志的诗歌美学理论颇成系统,而且在对中国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和总结、对历代诗家、诗作的评价方面也用力甚多。他评诗论诗范围广泛而颇具识见,这是我们研究王士禛的诗学思想不可不注意的一个方面。钱钟书先生对王士禛的诗歌颇多批评,但对其评诗论诗却非常推许:“渔洋论诗,宗旨虽狭,而     

刘勰发展了“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理论——初论《文心雕龙》中的情与志

古代文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是评论诗歌及其创作的基本理论。秦汉以前,在诗歌创作及其评论中大都是沿用“诗言志”的理论,强调文学为政教服务,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并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孔子的“温柔敦厚”诗教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荀子认为诗是阐明“圣道之归”的看法等,都是把诗歌当成经学的附庸。汉代诗论的代表作《毛诗序》在继承儒家诗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论闻一多《死水》的审美价值

<死水>是闻一多先生的代表作.读<死水>,只有纠当时人不重其思想内涵之偏(<死水>是一首愤激的爱国诗);也纠闻先生辩解自己"没有技巧"之偏(<死水>贯彻了诗人"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的诗歌主张),才能真正领会<死水>的审美价值.在借鉴西方诗歌绘画理论的同时,闻先生又提倡恢复"对旧文学信仰"及中国古典诗画意境之传统,因而在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及局限(全盘西化而导致传统文化断裂的今天,闻先生的主张更见其卓越之处.     

唐五代诗格中的物象理论

物象是唐五代诗格重点讨论的话题。唐五代诗格以“内、外意”分析物象,按物象的讽谕意义对物象进行分类列举归纳,并以此示人以象显意的做诗之法和“执象指意”的解诗之法。唐五代诗格的物象理论是对诗歌物象的全面清理和总结,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歌理论的细化,在诗学史上是第一次,因而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这一理论对宋人的说诗风气和诗歌注释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闻一多先生与唐诗研究

一九四四年夏天,在重庆沙坪坝戴修瓒老先生家里,闲谈中偶然提到闻先生,戴老说:“一多不错,读书有见解。”这话给我长期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读到朱佩弦师和郭老等人纪念闻先生的文章,进一步了解先生平生治学的艰辛过程,才懂得“读书有见解”这样的造诣是多么来之不易,是足以作为后生的法式楷模。从朱先生文章里,我们知道闻先生的专门研究是《周易》、《诗经》、《庄子》、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 ,对诗歌内容的诠释 ,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 ,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 ,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 ,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 ,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言志”、“缘情”名异实同论

“诗言志”。朱自清说它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由于孔子又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及“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后人就把儒家这些注重诗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的诗歌理论称为“言志派”;而把“情”视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尚书·尧典》篇“说明”。)     

论王昌龄在盛唐诗歌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王昌龄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过去在文学史中,通常是把他划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来介绍的,这种划分虽然可以概括王昌龄很有代表性的边塞诗作,但却不能反映王昌龄诗歌的完整风貌。而且,这种划分显然还掩没了作为年辈较长、诗名早出的优秀诗人在盛唐诗歌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闻一多曾说:“王昌龄的诗,在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何以如此云,闻先生却言而未申。笔者检阅了若干有关的文献资     

中国诗歌理论起源初探

在我们探讨“中国诗歌理论起源”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研究一下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产生、发展与影响,以及历代文人学者对它的评论。中国古代对诗的评论,就是从对《诗经》的评论开始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人们乘着对《诗经》的评论之舟,才逐渐地发现了关于诗歌理论的岛屿,产生了对诗歌在理论上的认识。 我认为中国诗歌理论起源的第一个美学命题,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孔子提出的这个新鲜的美学命题,是我国最早对诗的评论,也是最早对诗歌理论的完整而系统的阐发。“兴”不单指出诗可以使人振     

艾青诗歌审美表现的音乐美——兼对诗歌音乐性的理论考察

长期以来,对于诗歌音乐性的认识,总是在诗歌语言声音形式的音乐化类似上去认同,强调诗歌语言的韵律、节奏等外在音乐性要素,闻一多先生就认为诗的音乐美主要是“音节的美”.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将声调与意义相分离的倾向,而不能从声调与意义的关系中去发掘诗的深层的音乐形式的美.艾略特在谈到诗歌音乐性问题时认为:“‘音乐性的诗’是具有声调的音乐型式(musical pattern)以及构成诗的那些字所具有的深层意义的音乐形式,而这两种型式不能分离且合而为一的那种诗,假如你提出相反     

论陈衍的宗宋诗学观

本文以唐宋诗之争为视角,综合分析著名诗论家陈衍的诗学观点。其论诗宗旨是“三元”说和“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合”说。对严羽以迄清代宗唐派总体上持批判态度,对明七子批评尤甚;大力宣扬宋诗理论,为“同光体”指引前进方向,并创作出清隽奇峭的宋诗型诗歌。其中也不乏持平之论和精深见解。     

中国诗歌翻译理论漫评

我国的诗歌翻译理论起步很晚,至今尚属草创阶段,始终没有出现象文学翻译理论中严复所标的“信”、“达”、“雅”那样影响深远的理论。自1922年茅盾的第一篇讨论诗歌翻译的专文(《译诗的一些意见》)发表算起,我国的诗歌翻译理论也已经有着六十多年的历史了。但这六十多年来的进步堪称缓慢。诗歌翻译理论界讨论最多的无非是从文学翻译理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如“直译”、“意译”说,“传神”说等,诗歌翻译还缺乏自身的理论。只是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诗歌译本的大量涌现,又掀起了一股诗歌翻译理论的热潮。但这股热潮没有结出丰硕     

论闻一多诗歌的音乐美

人们常说,诗是“音乐的语言”,是最美的语言艺术。闻一多在创作实践中对新诗的抒情美、形式美作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开拓。一九二六年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就是对新诗形式美的理论概括;而音乐美则是诗歌形式的本质特征,诗歌的其他形式要素统摄于音乐美。 “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在语言艺术中,诗歌的音乐性是最强的。离开了音乐美,就没有好诗。“古人诗即是乐”。诗在其源头上,与乐同为一体,是以歌唱的形式流传。直到今日,诗歌仍然是一种可诵性的语言艺术,往往更重视作用于听觉感受。音乐性,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黑格尔说:“音乐和诗有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感情材料,即声音。”郭沫若说:“人类的语言发明之后,一种兼含着明确意识的音乐出现,它便是诗歌。”他们从不同角度一致肯定了诗与音乐的直接的内在联     

“诗三境”辨析

“诗有三境”的理论,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他把古典诗歌的品性,划分为三种境界,即物境、情境、意境。王氏的“三境说”,历史上的诗家,颇有微言,时至当代,仍有“它的理论色彩不浓,又缺少系统的阐述”的评断,这个断语,笔者认为,是论者用现当代诗歌理论研究的成果和水平,对祖国一千多年前的诗论遗产的一种求全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