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濠梁“鱼乐”之辩

庄子濠梁言"鱼之乐"乃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惠子"安知鱼之乐"之问属于事实认知。惠子首先将二者混淆,继而引发庄惠答问中暗含着几乎是如环无端的无解的悖论。庄子意欲跳出循环往复而毫无答案的论辩,戏解"汝安知鱼乐"为"你在哪里知道鱼乐",进而言说"我知之濠上也",这实际上是隐晦地向眷恋庙堂、执着功名的惠施暗示,为统治者卖命,助纣为虐,醉心外物的角逐,是不可能真切理解、也不可能找到幸福。依据这样的思路,我们认为,庄子"鱼乐"论作为一个隐喻,是要向世人揭明:(1)自由是最可宝贵的,(2)快乐不需要太多的理由,(3)人类最为理想的生存方式或存在状态乃是"与天和"的"天乐"之境。     

庄子“濠梁之辩”与“辩无胜”

本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专栏中发表的羊涤生副教授的《庄子“滚梁之辨”与“辩无胜”》一文,就是从思想史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有些新意,值得一读。     

异类间性问题初探——以庄惠“濠梁之辩”为例

濠梁之辩的核心问题是异类间性问题,不能把它置换为主体间性问题。人与鱼之间构不成有效的双向对话机制,人所做出的鱼乐之判断只能停留在单向确认的层次,达不到双向确认的境界。鱼乐的本质就是人乐,是人把自以为是的乐强加在鱼身上。人在鱼身上看到的是人之乐,而不是鱼之乐。这样的乐就是外加式的、旁知式的,它缺乏内在的确认机制。     

从"濠梁之辩"到"渔樵之隐" ——论恽寿平鱼藻图中的庄学意蕴

《庄子》是乱世中明遗民思想的寄托。遗民画家恽寿平熟读《庄子》,在诗词题跋中以庄论画。恽寿平将庄子的"濠水之鱼""相忘之鱼""逍遥之鱼"等"鱼"意象融入他的鱼藻图中,以庄子的"濠水之鱼"自比,借庄子的"相忘之鱼"以期摆脱困境,通过庄子的"逍遥之鱼"追求渔樵之隐,进而寻求身心的自由与解放。作为遗民群体的代表,恽寿平在面对国家覆灭以及个人生存价值重新定位的时代变迁当中,通过饱含丰富庄学意蕴的鱼藻图,进一步抒发了遗民群体的抑郁之情,为逐步走出精神困境展开了艺术实践与美学探索。     

濠梁之辩的真意——兼论庄子见道与言道的问题

《庄子·秋水》中的”濠梁之辩”从表面上看很象一次运用现代逻辑推理的辩论,其实,庄子是要借辩论知鱼与知我的过程中蕴含我心他人难知的问题,庄子所谓鱼之乐是庄子道心之乐向鱼的投射,惠子难以得知。庄子的道心经过了“心斋”与“坐忘”后的自我经验的超然境界,没有经过自身的修证是无论如何难以感知的。这种道心只可以修证而不能言传于他人。此理既合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的说法,也合乎《庄子·知北游》中“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的说法。所以,惠子想通过逻辑推导的方式证明庄子不知鱼之乐也是可笑的。     

庄子"知之濠上"五解

《庄子.秋水》中“知之濠上”所云,学者少有确论。本文以“知之濠上”一段叙述为例,尝试梳理庄子学说的认识论含义,认为“知之濠上”具有五种可能的解释,其真义是对形式逻辑方法的抛弃和对直觉认识论的肯定。     

福柯“公共性”之辩

围绕公共性这一话题,学界大多在开放而非封闭、权利与责任、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等启蒙与反思体系之中展开。而对于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福柯来说,公共性的话语不是体现在“公共性”的思辨体系上,而是隐含于保卫社会及其旨趣之中。在福柯的研究视域里,社会由公众、知识、权力、现代性意义的启蒙及相关社会事实构成。这种结构的本质即为具有开放、联结、互动、批判等属性的公共性。知识之公共性、权力之公共性以及启蒙之公共性即为福柯社会学视域中公共性及其关怀对象。就归属主体来说,公共性属于社会公众。就知识社会学视域的公共性而言,已有的知识需要反省;未开启或有意回避的研究对象需要纳入;构成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支撑点的权力需要重新检讨;而极具理性意义的启蒙也需要反思与批判。福柯独具匠心地提出,“被屈服的知识”应该进行一场知识翻转,沿此路径,公共性的关切对象应超越专断与狭隘,这即为保卫社会公共性的关键。      

“粮食银行”之辩

粮食银行自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诞生以来,实践中经历了两次发展高潮.伴随着粮食银行的发展历程,理论界相关研究也不断深入,其中不乏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文章就粮食银行的概念内涵、历史演变、运作模式等对理论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疏理,重点对支持的观点、担忧和质疑的声音进行综述,并做简要评述.     

理性与存在──重评庄惠濠梁之辩

本文从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出发，分析庄、惠濠梁之辩的实质乃是对人之本源性生存方式的展露；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阐发了中西思维根本倾向上的殊异，说明在当代世界处境下相互融合的必要性。     

“多”与“少”之辩

网络改变了生活,不少人感叹:网友多了,朋友少了。最近,有人发起"什么多了"、"什么少了"的论坛活动,跟帖网友众多,大家各抒己见,聊得热火朝天。有阐述见解的,有引用名言的,有刻意搞笑的,有感叹抒怀的。城市大了,空间小了。高楼多了,草地少了。道路宽了,眼界窄了。消耗多了,享受少了。房子大了,激情少了。理想多了,实现少了。妥协多了,时间少了。帅哥多了,阳刚少了。娱乐多了,开心少     

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的“不辩”之辩

九一八事变,让张学良背上不抵抗的骂名,张学良对此曾表示:不辩不争,毁誉由人。而在张学良的口述中,他谈的最多的是九一八事变中有关不抵抗问题,他既反省自我,也为己辩护;他辩驳细节问题,对还原历史至关重要;他承认判断错误,却否认不抵抗。这种不辩之辩,不仅颠覆诸多历史观点,化解重要历史疑点,也让人们看清了张学良作为当事人的心路历程。     

“尚俭”与“尚奢”之辩

在个体的消费伦理中，一直存在“尚俭”与“尚奢”的争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尚俭”的消费观已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但由此认为“尚奢”的消费观更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结论也是片面的。在“尚俭”与“尚奢”之间寻找一种既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又适应个体发展的合理的消费观是对消费伦理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文明、健康、适度应该是个体消费伦理合理建构的原则与基础。     

周敦颐“无极”、“太极”辩

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开章首句就是“无极而太极”。“无极”和“太极”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范畴。最早使用这两个范畴的并非周敦颐。但是,对于周敦颐的“无极”、“太极”两个概念的解释,古今学者从来莫衷一是。为了向前辈和同人学习,在此谈一谈自己的浅见,希望得到同行者的指教。 在探讨“无极”、“太极”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之前,应该首先弄清《太极图说》是否是周敦颐所作。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就有过争论。陆九渊在给朱熹的信中说,梭山认为《太极图说》“疑非周子所为”,如果确系周敦颐的著     

船山于朱子、阳明“知行之辩”互斥模式之解构

在价值层面,朱子、阳明都企图达到知行统一之目标。在学理的架构上,朱子、阳明因时立言,其“知行”在先后上,呈互斥模式：朱子主张知先行后,偏重于求知;阳明企图扭转此局面,而倡“知行同时发动”之说,更强调“行”。船山也有知行统一之宏愿,在同情了解之后,指出朱子、阳明二人均重知而轻行,随后赋予知行之“先后”以“缓急”的内蕴。在理论架构上,船山主张“知缓行急”,将行作为知的目的与归宿,无分先后,解构了朱王二人的知行观,化解了其互斥模式,力争使得知行统一在学理上成为可能,亦试图求得圣人原意,使得己说不止于因时立言,而赋予其“千万年语”之意涵。     

蓝田崔氏庄之“崔氏”考

杜甫关于蓝田二诗是写在崔氏山庄与母系亲属聚会之事,崔氏山庄应是驸马崔恭礼后人崔兴宗居处,这与王维、王缙及杜诗所叙环境位置相合,新出《崔汪墓志》亦证明蓝田有崔氏墓地。杜诗中白水舅氏有兄弟三人：白水明府崔顼、少府崔顶与崔预,名人崔造、崔弘礼是其孙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权德舆为崔氏所作墓志均将尉、令误书。新出权璩、李仍叔所撰崔氏墓志亦误,唯曾孙书、孙女婿所撰墓志不误。杜甫母系极可能是崔民幹一支,与崔顼一系共五世祖,杜甫虽少直系舅亲,而与舅系关系密切。在战乱前,杜甫已托邻县舅辈崔顼、崔顶关照安置在邻县的妻子,杜甫到华州后可能又将妻子安置到崔氏舅家,大历初其弟也将妻子安置在蓝田崔氏山庄。     

“古文运动”之称谓辩疑

北宋古文走向复兴的过程能否称之为"古文运动",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事实上,古文复兴的倡导者不仅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形成了组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因而是可以称之为"古文运动"的。学界之所以对此提出疑问,不外乎对"运动"一词的理解存在着先验性错误。     

论《墨经》之“辩”

《墨经》“辩学”实质上是从墨翟的“辩乎言谈”发展而来的古代逻辑学。“辩”相当于“逻辑” ,“辩”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名”、“辞”、“说”。“辩学”的实质内容是“以名举实” ,“以辞抒意”和“以说出故”。“辩”同时具有思辨的意味 ,并由此而通上辩证法     

庄子“小大之辩”与逍遥之旨

庄子逍遥之旨是通过“小大之辩”的寓言揭示的,但历代学者对“小大之辩”的注解各异。郭象从庄子万物自足其性的思想出发,认为小大虽殊,但其逍遥是一样的。钟泰、支道林等则从人的境界处立论,但二者又有不同,钟泰认为“赞大而斥小”,支道林则认为小大皆未适逍遥。各家都企图立足庄子思想,揭示逍遥之旨。庄子之进路在于通过“小大之辩”,进而超越“小大之辩”,进入逍遥之境。     

“和律论”之辩答──对蔡、牛二君之相关“文本”

“和律论”之辩答──对蔡、牛二君之相关“文本”李曙明蔡仲德君与牛龙菲君十多年来，对“和律论”（“音心对映论”）提出诸多话难、质疑。现就“比音而乐（ｌｅ）”，“乐者乐（ｌｅ）也”两个命题试辩答如下：“比音而乐（ｌｅ）”之辩答《乐记、乐本》云：凡音之起，...     

大地伦理“休谟问题”之辩

大地伦理学在生态学规律基础上提出将对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作为生态伦理规则的致思之路被认为遭遇“休谟问题”困境。凯利考特等人从休谟的道德情感基础论的角度出发，通过说明大地伦理学的道德基础是情感，生态学规律的改变是道德情感作用对象的认识而非道德情感本身对大地伦理辩护。超越困境与否争论的途径是消解休谟问题和伦理科学主义思路，有着重视伦理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