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云:“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又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班氏父子云,《太史公书》十篇缺,有录无书,其字数理应少于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但是今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不仅一百三十篇粲然具在,而且却有五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字,反比原著多近三万字,而记事涉及太初以后事,乃至昭宣元成之际。显然今本《史记》已非《太史公书》原貌。梁启超说:“现     

读司马迁《货殖列传》

史记作为伟大的历史名著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早有定评,正如鲁迅所称誉的,它是:“史家的独唱,无韵的《离骚》”。但是,它在经济思想方面的卓越见解,历来却不见评述,或者认为《史记·货殖列传》也是厌薄货殖的。明朝人陈仁锡就说:“一篇总是厌薄货殖以讥讽当世。”(见桐城先生点勘《史记·货殖列传》附后评语)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大都厌薄货殖。孔子批评其学生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秦汉之际,把经商贬为“末”业,与农之为“本”相对称。汉高祖更用法律规定“市井之子不得仕”,“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司马迁撰写《史记·货殖列传》却能超出时代偏见,给货殖以赞誉,这是难能可贵的。     

试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作为中国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司马迁通过自己的刻苦攻读和实地调查 ,将先秦唯物主义思想、黄老之学、儒家思想以及楚、齐等区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奠定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风格典范。而他通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思想 ,不仅是这一风格典范的代表 ,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史记》思想体系的内涵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有关司马迁及《史记》种种

一《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生平司马迁,字子长,《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均无“字”,此始见扬雄《法言·寡见篇》及《君子篇》。今陕西韩城人,《自序》云:“迁生龙门。”《汉书·迁传·颜注》:“龙门山,其东则在今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差误商榷

近年教历史文选课,采用赵淡元先生主编的全国通用教材《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上、下册）获益良多。该书凝集了全国近二十位学者的智慧。所选要籍脉络分明,选文注释详赡。兹就备课所得,列五事以为商榷,以期不断提高质量;笔者建议乃浅陋之见,仅供参考而已。一、校对失误者多处,应予订正。如：上册第60页《战国策·赵策》中“变右之教”之“右”当作“古”。上册第103页《史记·平准书》“天下若其劳”之“若”,应为“苦”。下册第54页《晋书·祖逖传》中有“父武,晋王椽,上谷太守”之“椽”当作“”。下册第94页《新唐书·魏…     

吴越风俗考

“吴越”是为地名,当指春秋时代崛起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句吴、于越二国的疆域所在。其中心地区包括今江苏省的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根据《左传》、《史记》等书的记载,吴是由南下的姬姓周人与当地的土著“荆蛮”结合而建立的国家。《史记·吴世家》索隐云:“荆者,楚之旧号……,蛮者,闽也,南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考

关于司马迁生年的史料现存两条: 一、《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依此推算,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二、《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司马贞《索隐》引晋张华《博物志》的佚文:“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     

读史戋札

囊年读史,每心有所得,或觉词义艰涩,辄手记之,积稿亦累累.十年动乱中散失大半.今重检剩简,名之曰“戋札,盖一得之虑云尔.史记“史记”一词,原指史书所记,并非书名,《史记·六国表序》及《天官书》提到“史记”的地方都是此意,《汉书》亦同.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所提“史记”说:“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是不对的.《汉书》称迁著书为《太史公百三十篇》.称《史记》是后来的事.     

略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贞《史记索隐》冲出名物训诂式史注的束缚,突破为史作注而不破原书的时代风气,为自己的先人之巨著《史记》作注。他充分肯定《史记》的伟大之处,同时不为先人避讳,不特意弥缝“家传是书”之缺失,敢于立言,勇于批驳,既表明了自己对祖上的尊崇,又弥补了《史记》的缺失或不足。他的《史记索隐》不仅有功于《史记》,更有功于后世《史记》的研读者。     

浅析司马迁"八书"中体现的宇宙观

在《史记》“八书”中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宇宙思想,全面阐述了天、地、人、阴、阳、五行等原始的宇宙发生因素,“八书”构成了早期的天人宇宙论图式。同时还在《律书》和《历书》中通过阴阳五行八正之气,探究了宇宙由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中阐释了“天地人”的作用和关系,在《礼书》和《乐书》中阐述宇宙的和谐之道。     

魏文侯都邺辨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邺城条云:“齐桓所筑,汉置魏郡,作都始于曹操。”但《辞海·语调分册》“邺”字条,新版《辞海》(一九七九年三卷本)“邺”字条和一九八○年初版《新华词典》“邺都条”却都说:战国时魏文侯曾奠都此地。魏文侯的都城,本已著于史籍。《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以“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又《汉书·地理志·安邑》:也说魏绛(即昭子)徒治安邑,惠王徙治大梁。魏文侯的世次,在昭子与惠王之间,其都城显然是昭子徙入之后惠王迁出之前的安邑。安邑地处吉之西河。《史记正义》云:“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后,子夏教于西河之上,文侯师事之。”《水经注·汾水》:“安邑……春秋时魏绛自魏徙     

古代汉语同义词辨析(三则)

漕、挽(车免)、输、转、运这一组词在古代汉语中都曾与“运输”有关,但词义来源和历史发展、使用要求却有不同。古代水运、陆运用词不同。在这组词中,“漕”专用门于水运,“挽(车免)、输,转”专门用于陆运,“运”则以用于陆运为主,在一定时期内,兼用于水、陆运输。漕:一般认为本义是“水道运粮”,例举《史记·平准书》“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这值得商榷。它的本义应该是“水流急转处”,《说文》“漕,水转毂也。”水流急转处往往与具体地名联系在一起,故《诗·邶风·击鼓》“土国城漕”,传:卫邑,在今河南滑县境。明《谭苑醍醐·蜀江水路险名》”水如转毂曰漕”,注:今有野猪漕。又曾用作姓名,《陈斋手拓古印     

省文考略

省文,是指古代汉语里在词语中省去本当使用的字眼的语言现象。首先使用这个术语的是清代刘淇之《助字辨略》。例如:于又《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汉书·成帝纪》作“于蕃时雍。”应劭云:“言众民于是变化,用是大和也。”愚案:训“于”为“于是”者,以“于”为省文也。如又《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公羊春秋·隐公五年》:“郑伯克段于鄢。”《传》云:“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注云:“如,即不如,齐人语也。”愚案:“如”之训“不如”,犹“可”之训“不可”,省文也。     

试析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 ,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 ,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重视商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重商论”也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     

论“文景之治”

西汉前期,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与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的统治时期,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比较突出成就的一个时期,被封建历史学家誉为“文景之治”。根据《史记·平准书》对武帝初年、景帝末年的社会情况记载;那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财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朽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牸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     

解“且为忠魂舞”之“且”

毛泽东同志《蝶恋花·答李淑一》中“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的“且”字,不应理解为“姑且”而应作“皆”讲。万里长空之众仙子皆为忠魂而舞,句通意顺,无丝毫牵强之意。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八云:“且”犹“并”也。“且”训“并”,“并”亦训“且”。《论衡·非韩》篇:“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且足者也。”又,同书卷十云:“并”,“皆”也。这是非常明白的。“且”和“并”既可互训,而“并”可训为“皆”则“且”当然亦可训为“皆”了。上面裴书举引的王充《论衡》“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且足者也”句中的“且”,就可以当“并”或“皆”讲.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当”字补证

《扬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曾刊拙文《〈史记·项羽木纪〉中的两个“当”字》,现再补两证: 一《管子·小问》记齐桓公与管仲密谋伐莒,而为齐之役人东郭邮察知一事,亦见于《吕氏春秋》、《说苑》等书。役人或作东郭牙、东郭垂等等,但事迹相同,记述文字相似。役人是从两人谋划时的神色、口的形状、手指向莒国的态势,并结合“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的实际而判断出来的。役人回答两人诘问时,关于手势的陈述,各书所记如次: “兴手而指,势当莒也。”(《小问》) “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吕     

弘扬传统文化 沟通中西学术——钱钟书《史记》研究方法探析

钱钟书先生曾撰有《史记会注考证》,以其独特的学术个性与风格,从广阔的学术视野去深入研究《史记》。他的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而且心手相应地用这些方法步向《史记》研究中的“浑观其一派之落九天而泻千里”的学术境界中去。钱钟书先生研究《史记》的方法,不仅对于《史记》本体研究是一种再深入,而且对于广泛的文史哲研究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其研究方法作一初步的窥探。溯源导流瞻瞩通达钱钟书以极其敏锐而强烈的历史感,藉极其渊博的学识,作溯源导流、瞻前瞩后、上通下达式的研究。钱钟书这种研究方法在《史记》的研究中运用得相当广泛而突出。一是在历史的不同层面上揭示其丰富的内容与意蕴。在《律分》这一则中,即是用此法。《史记·律书》云:“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钱钟书先生揭示了:《礼记》之“名士”谓有名而不仕者,《史记》、《汉书》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