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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艳春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8(1)
"A Psalm of Life"是19世纪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作品,全诗共有9节,36行.分别从词汇、句法、节奏、韵式、修辞等方面分析原诗,比较三种不同的译文:黄新渠《生命的礼赞》,黄果昕《生之颂》,黄一宁《人生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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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2017,(11)
《橘颂》期许与歌颂的人物对象,自汉代以至当下楚辞学界一般的主流诠释均认为是屈原自颂自期,即《橘颂》是屈原写给自己的作品。但通过细读文本,还原《橘颂》创作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我们发现屈原通过《橘颂》进行自我赞美和期许的诠释并不正确。"南国""受命不迁""更壹志兮""任道""嗟尔幼志""自慎""秉德无私""参天地""伯夷"等,均彰显《橘颂》中使用的核心词汇属于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元素;从"颂"属于祭祀场合用的赞美诗,而"伯夷"身为一国之太子以及"愿岁并榭,与长友兮"这些因素看,屈原不可能以《橘颂》来自我赞美和期许;屈原在《橘颂》中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期许和赞美的对象应是举行"加冠礼"时的楚威王太子芈槐。换言之,《橘颂》是写给楚威王太子芈槐的诗篇,其文本性质为"加冠礼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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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期以前,周礼走向成熟,特定的礼仪文化使时人对君王的谏、戒、刺被隐蔽在一片颂美之词中,即以颂美之词讽谏君王,把讽谏之意隐于颂美言辞中。这种献诗礼俗是由周代礼教制度所决定的,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以美为谏"现象贯穿于《诗三百》,而犹以《雅》诗表现得最为突出。毛诗和三家诗在诗义阐释上"美"与"刺"的不同,实际是以不同视角对"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加以观照的结果,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风雅正变说"与"以美为谏"献诗传统有关。"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决定了《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质,对后世诗歌创作亦有深刻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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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颂》是上博楚简中数篇楚辞体作品之一,是与屈原《橘颂》在性质、旨趣、体裁、结构、艺术表现甚至文字篇幅等方面都颇为一致或大略相同的咏物诗。其作者,当是类于屈原、任职官府的楚国士大夫;其内容,犹同《橘颂》,赋桐成颂以颂扬热爱家国、心志专一、坚贞刚毅、特异独立、端正梗直、不从流俗、抱负远大、志节高尚的品格精神;其表现,则如同《橘颂》的"赋而比之也",咏物抒情,托物言志;其产生时代,也大致是屈原生活时代的战国中晚期。比较而言,《桐颂》与《橘颂》有着形式的朴雅之别、境界的低高之分等差异。《桐颂》及上博楚简中其他楚辞体作品的面世,使得人们对楚辞的兴盛、先秦文学的演变有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认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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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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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仪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它伴随着人的尊严而产生。高尚感是人们永恒追求,它在先秦文学典籍中有充分的表现,其主要文本载体是《诗经》。在风雅颂三者中均有表现高尚感的作品,不过这类作品最集中的表现还在《颂》诗中。《颂》诗的主要风格是高尚,它通过威仪观念表现出来。《小雅》言及"威仪"的诗篇,主要呈现出整齐的章法。《大雅》言及威仪的诗篇,主要呈现出错综的章法。《颂》诗最主要的章法特点是不分章,而做诗人的主观际性是《颂》章法的决定性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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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囿于统治者及世俗好恶,且能超越一己怨愤,司马迁对实录进行了彻底坚守。《史记》的美颂,无畏无私,实事求是,充满正义和骨气,是实录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首篇选择示美颂、客观叙事寓美颂、他人肯定寄美颂、＂太史公曰＂表美颂,构成《史记》美颂艺术的表现方式。运用互见法、创体后破体,凸显《史记》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先秦美颂传统的陶染、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最初创作动因的诱发,促成《史记》美颂艺术的形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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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鲁颂.泮水》是一首祭祀颂歌,描述了僖公在泮宫祭祀先祖周公之事,并通过比兴、铺陈、反复、夸饰等修辞方式,极力颂扬周公征伐淮夷之功、教化民心之德。因周公辅佐成王、征伐淮夷、安抚天下的文治武功,祭祀时得以用天子之礼,故鲁国作颂称扬其功,告于神明,正如《毛诗序》所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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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颂》诗,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释“颂”为“容”,一种训“颂”为“镛”。前者本之《毛诗序》,宋、清学者遵之;后者则是张西堂先生的新说,为当代一些学者所称引。二说虽有近理之处,但未得颂之本意,有必要加以申辩。一、“颂”不得为“容”为“镛”说《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申“形容”为“形状容貌”,清儒阮元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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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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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颂》与《九章》“其余的八篇气象和格调都迥然不同”。从内容来看,“这里面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从形式来看,“大体上是遵守着四字句的古调”。于是有人说《桔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也有人说是晚期的作品。至于《桔颂》所颂者也说各有异,或曰自颂,或曰颂人,或日“所颂者不知究系何人”。凡此说明还需对《桔颂》作更深入的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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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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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三<颂>的主导思想倾向是颂人而非颂神,颂时王而非颂前王.<颂>诗的宗旨在于颂"今",而不在颂"古".<颂>诗的根本性质是颂美时王之盛德、成功.<周颂>31首诗只有4首可视为颂神,余皆主颂人.<商颂>大体作于殷商后期,亦主颂时王.商、周之<颂>皆以颂天子盛德、成功的方式告神,<鲁颂>纯颂时王,无告神之意.对<颂>诗所颂对象性质的认定是阐释、研究<颂>诗的基础和出发点.以三<颂>所颂对象为考查重点,在此基础上总结<颂>诗的性质特征和创作规律,以揭示<颂>诗的本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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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九四二年一月,郭沫若完成了史剧《屈原》。此剧一出现,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它的演出轰动了重庆山城。然而,个别好心朋友,都劝作者把“雷电颂”改为“天问”或别的场面。其理由是“雷电颂”与《李尔王》里的“暴风雨”场面“有平行”。甚至警告说:“在暴风雨的题材里,莎士比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因此超过它是需要一个titanic的劳役的”。这一建议,郭沫若并未采纳。但是,“雷电颂”与“暴风雨”是否“有平行”?对《屈原》与《李尔王》应当怎样看?“平行”论产生的原因何在?弄清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屈原》及郭沫若的史剧成就都是有益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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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魂记》、《柳毅传》是唐传奇中的名篇,在两宋及其后的禅林中也广为流播,并以各自的关键情节"倩女离魂"、"柳毅传书"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禅宗话头或公案,进而又产生了不少颂古之作。就两个话头公案的生成而言,前者与士大夫的参禅密切相关,后者则代表了下层信徒的悟道路径。至于颂古之作,大多属绕路说禅,即主要用遮诠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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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跃平 《高等函授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5):46-48
时代氛围的相似、个性气质的相近,使隔100年的郭沫若与雪莱产生了心灵的共鸣,使《天狗》成为《西风颂》的异域回响,成为反映时代心理、时代气度、时代精神的中国战歌。郭沫若超人的才气与喷薄的激情也使《天狗》带上了艺术表现粗糙的硬伤。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