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和衣冠戶

封建社会的选举制度,必然是替地主阶級、替封建政权服务的,是选拔封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的。唐朝的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自然不会例外。这里,想通过唐朝的进士科和衣冠戶的关系,簡略地談談这个問題。唐人杜佑,曾經提到“衣冠仕人,进士苗躭也說:“衣冠道路得病”。     

谒黄帝陵

辛巳仲夏我有幸去陕西黄陵县拜谒了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的陵寝。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氏,是我国原始社会繁荣时期一位杰出的部落联盟首领,为五帝之首。黄帝部落居五行之土位,崇尚黄色,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制衣冠,造文字,做舟车,创医学,定算数,务蚕桑,搞纺织,烧陶瓷,锻冶炼,筑房屋,赐姓氏,别男女,定嫁娶,立学堂,定法制,制货币,创历法,导交易……因此,古籍称“黄帝定百物之名”,“凡技术皆自轩辕始”。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元祖”、“始祖”、“初祖”。 轩辕庙位于黄陵县城北桥山之东麓。庙前广场用5 000块大型河卵石铺就,象征着中华民族5 000年的文明史。新建的山门气势恢宏,庄严肃穆,“轩辕庙”三个大字遒劲有力。步入山门,“黄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论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衣冠服饰礼俗——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例

朝鲜通信使在纪行文集《海行总载》中记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衣冠服饰礼俗,他们认为:日本社会根据身份不同而有大体的衣冠等级规范,但同时又普遍穿着斑斓彩衣、不戴冠巾、无靴鞋履舄、跣足而行,且衣制"不秘"、俗尚染齿,全社会无丧服法度,这些都完全不合儒家"别上下、防男女、去夷狄"的衣冠伦理;更甚者,行外交接聘之时,日本也体现不出衣冠威仪及君臣之别。朝鲜通信使从儒家礼义的角度批判了日本的衣冠礼俗,并据此认为日本人是"诡怪"、"巧伪"、"蛮夷"之民。这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主观评判体现了朝鲜通信使面对异质文化时的自我价值体认、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以及因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而产生的对日本根性文化的怀疑和不信任。     

李清照诗文初探

一 李清照(一○八四——一一五五?)字易安,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作家。张南湖分词为婉约、豪放两派;王士祯认为婉约以易安为宗。她的词名,是世所共知的。至于她的诗、文,虽然《宋史李格非传》称其“尤有称于时”;自宋以来,也不断有人称引,如庄季裕《鸡肋编》引“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南遊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等残句;朱弁《风月堂诗话》载晁无咎多次对士大夫称道她的“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和“少陵也自可怜人,更待来年试春草”;周煇《清波杂志》还称赞她的《和张文潜浯     

明代官场服饰述论

明代官场服饰述论王云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衣冠之制的传统．《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从商周开始，冠服制度就已出现，以后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成为与治国之道密切相关的重要制度，历代官修正史，莫不把...     

先秦“小人儒”审视

“小人儒”是与“君子儒”相对的概念。儒的阶层中有“小人儒”,他们忽视仁义原则,仅仅注重个人的实际利益,满足口腹之乐,强调衣冠外表,子夏、子张、子游就是突出的代表。孔子界定小人儒有六点依据:注重外在事务,忽视内在修养;深入微观,宏观把握不够;注重功利需要,轻视或者忽视道义主张;对儒家实质认识和行为上有偏差;没有实行好“中庸之道”;加剧儒家分化,使道家、墨家、法家发展。俗儒、贱儒、假冒儒、衣冠儒、士君子就是历史上比较常见的小人儒。     

秀才、大铁椎柄铁及其他

一、秀才王安石《伤仲永》:“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秀才”一词,各本或阙焉不注,或注焉不详,有必要补注。“秀才”的含义,因时代而不同。两汉时期是美才、优秀人才的意思。《汉书·贾谊传》:“贾谊,雒(洛)阳人也……。河南守吴公(吴廷尉)闻其秀材(也写作“秀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唐颜师古注:“秀,美也。”汉以后秀才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唐初尚沿用此制,不久废除。于是秀才成为唐宋时应举科考儒生的通称。所以“传一乡秀才观之”的“秀才”,是指当时读书人说的,它与明清     

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

契丹大字的创制,文献的记载是比较清楚的,“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新五代史·四夷传附录第一》)。又,《辽史·耶律庶箴传》:“上表乞广本国姓氏曰:……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诸乡里之名,续作一篇,著于卷末……”可知,     

杜预“礼经”说驳议

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孔子“遵周公之遗制”作《春秋》，《左传》五十“凡”就是“周公所制”的“旧典礼经”。其实，杜预“礼经”说既不符合他引以为据的《传》文本意，也与五十“凡”内容相违背，是不能成立的。     

贡、助、彻的涵义及怎样施行

一、“井田”制已得到结论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并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最先的“井田”记载,谷梁宣公十五年传的“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无非钞袭孟子的话.     

《春秋》"三传"同异离合关系论略

汉代经学兴起以后,学者们围绕《春秋》和“三传”发生多次大的争议。除“三传”来历及其与《春秋》关系等基本问题之外,有关“三传”间异同、优劣的纷争更成为久而难决的议题。作者针对《春秋》与“三传”、“三传”（尤其《左氏》与《公》、《毂》）之间的关系问题,梳理了宋代以前的主要观点,认为“三传”同根于《春秋》,“三传”体制不同且大义有别,因而既不宜彼此优劣,更不能互相取代。     

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唐代至宋代道统说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这主要和韩愈提出的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理路有关。如果说宋初之前学者主要是倡导“不绝其传”的话,自二程至朱熹则奠定了道统“不得其传”的一面。如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均还是以“不绝其传”为依据建构儒家道统谱系的,皆以道统后继者自任。至理学兴起,程颐等开始倡导道统“不得其传”说,道统上接孟子,度越汉唐,以孟子传道者自任。至朱陆争胜门户,朱熹方奠定了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究其源,最初韩愈认为孟子后儒道“不绝其传”——韩愈对荀子、扬雄等都非常重视,时人曾以韩愈比附扬雄,改为“不得其传”后,一字之别,造成了不同的阐释理路。     

先秦两汉文论的“形而下”特征——中西文论比较丛谈之一

一尽管在二十四史里有“文苑传”、“文学传”,其中偶也涉及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如传前、传后的“序”、“论”常常谈到某一时代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什么样的文学风尚,但那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文学史”。史传、文集、诗文评等著作中也往往涉及文艺批评史上的一些问题,但那也不能算“文学批评史”,对“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外     

重论西周一继一及继承制——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商榷

先周时代周人实行兄终弟及制,因此,周公据武王"乃今我兄弟相后"的意愿,即位为王。据兄终弟及制,周公理应再传位于管叔、蔡叔等其他的兄弟。但周公却力图改革,推行一继一及制,即传一次子,传一次弟,再传一次子,再传一次弟,依次类推。从而使管蔡即位为君的希望成为泡影。管蔡联合武庚叛乱,周公予以镇压,捍卫了新生的一继一及制。根据一继一及制,周公本可以传位于其子伯禽,但却传位于武王之子成王,以表明改制创新的公而无私。一继一及制在西周时期盛行了二百余年,"厉始革典",周厉王改革旧制,不再传弟而传子。此后周王朝基本上确立了"子继之法"。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中外学者虽然相继发现了一继一及制,但却囿于王国维西周实行"立子立嫡"即嫡长制的成见,不能对一继一及制做出正确的判断。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兴起了对一继一及制的否定抹杀之风。有必要通过讨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元传国玺”之谜

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国一般要取得“传国垒”方可以是名正言顺的“真龙天子”。这项制度始于西汉，而最初的“传国玺”相传是秦始皇以代和氏壁刀钧刻而成。此玺传至唐遗失；后来的许多朝代都宣称有“传国垒刀出现，但都是伪造品。清皇太极从察哈尔林丹汉手中所得“传国垒”确有其事、其物。不过，这个“传国玺”也不是秦始皇那个“传国玺”，皇太极极力夸大获得这个“制语之宝”的目的无非出于政治需要。沈阳故宫曾藏有的“制恰之宝”并非皇太极所得之原物，而是乾隆伪作的膺品。     

“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     

晋“作爰田”析——兼及秦“制辕田”

春秋周襄王七年(前645年)晋“作爱田”,哉国间秦也“制辕田”。两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制度,历来说法不一。弄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春秋战国间土地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晋“作爰田”的事迹并见于《春秋左氏传》和《国语》。《左传》载僖公十五年(即周襄王七     

“闾阎鄙贱”者的艺术——论历代画工的创作与社会地位

生活在晚唐的绘画理论家张彦远,总结了前人丰富的实践经验,写成《历代名画记》一书,推动了绘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然而,由于作者的出身和时代的局限,在这部画论中也明显地透露出他狭隘的阶级偏见。他认为:“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张氏以文人士大夫的清高思想,轻视甚至否定了广大画工对绘画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笔者不想更多的去评论这一观点的正误,仅想为历代画史著述中所忽略甚至一再贬低的“闾阎鄙贱”者的艺术补习几笔,进而探讨一下绘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因腐败失去大陆政权的教训

如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号召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核心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首先是处级以上领导骨干，“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冶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