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论傅斯年的史学贡献

<正> 傅斯年(1896—1950)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者和政客。他一生奔波于“亦官亦学”之间,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锋开始,到台湾大学校长为止,他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却又时常议论政治,卷入政潮,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志向不停地求索奋斗。然而,他毕竟主要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评论以及教育思想等各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其中尤以史学成就最大。本文专门论述傅斯年的史学贡献,至于其史学理论和方法则留待另文再述。由于傅斯年学术生涯的最大特点是既长治事又善治学,所以他的史学贡献既包括他在学术行政方面的工作成绩,又包括他本人的史学研究成果。     

"中外史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4年 6月 1 0日 - 1 1日 ,由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外史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安徽、江西等地的近 4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共提交论文约 30篇。与会者紧扣“热点问题”与“前沿问题”这一主题 ,就史学理论、史学流派及中外历史的一些专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关于史学理论的探讨近几年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 ,由于国际学术交往频繁 ,各种学术译介活动空前活跃 ,我国史学界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史学理论动态比过去更加关注…     

杨万里史学思想钩沉

杨万里（1127一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水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宋史》有传。《诚斋集》和《诚斋易传》是其代表作。他是一位工于诗、精于易而深于史的学者。然而,由于其诗名甚高,以致后人忽视了其易学成就和史学思想。杨万里虽不是史家,没有专门的史学著作,但其史学思想对明清史学颇有影响。     

史学科学化一百年

从近代以来“科学”一词的翻译和引进及其与史学相联系的过程来看,科学并不是史学研究的具体规范,人们认为“史学是科学”只是希望以科学的方法规范史学研究,以期达到理想的境界。然在究竟使用何种科学方法,如何使用科学方法等方面则差别很大。反对者则试图以人文弥补科学的不足,虽然科学和人文精神在史学研究中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由于认识论的滞后,学者们在“史学是不是科学”问题上纠缠许久。中间虽然有新人文学派的补偏救弊,但始终没有从认识论上加以解决,这也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学者争论这一问题的原因所在。当然,各派建立科学史学的实践,仍然有力地促进了史学现代化的进程。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船山论“正统”

<正> (一)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的出现和发展,显示了中国史学跟政治的密切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环绕“正统”的争论,才历代不已。 王夫之在他的论著中,对历代“正统”问题十分注意,而且因应他所处的时局,藉论“正统”而表达他的政治思想。但在过去,不少学者认为船山反对谈什么正统不正统。日人内藤虎次郎在他的《支那史学史》第九章<述正统论>一节说: “《读通(钅监)论》的著者说,这类事不值一提,故关於正统论,书中不置一言。 国人魏应麒也接受这种看法,说船山“不作正统之妄说”,柳诒徵在《国史要义》论“史统”一章,一方面将王船山归入“不持正统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陈寅恪先生是大家公认的史学大家,他在谈到史学创新时,特别强调研究者对于新史料的开拓和新观点的发现。然而我们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新史料和新观点的认识,有一个从单线向复线的演化过程。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十分迷信。本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文献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     

《吕振羽早期思想与实践研究》述论

吕振羽是中国 30年代出现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他早期的思想和行迹需要系统地揭示 ,以启示和教育当代史学工作者和青少年。关于吕振羽 ,学界已有许多褒语。如童超说 :吕振羽一生“集革命家与学者于一身”,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蒋大椿说 :吕振羽是仅次于郭沫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二位开山大师 (见《吕振羽早期思想与实践研究》,以下引文均同 )。然而 ,对这样一位与世纪并行的史学巨擘 ,除刘茂林、叶桂生著《吕振羽评传》、朱政惠著《吕振羽与他的历史学研究》外 ,便不见有其他专著了。与吕振羽…     

从比较中认识“层累”理论的学术价值

“层累”理论是对上古记叙史学形成轨迹和发展规律的描述与揭示。当代西方学者、日本学者对上古 神话史学、宗教史学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理论。但它的意义不限于上古记叙史学的范围,还可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 用于神话史学与宗教史学研究,甚至用于认识史学或意识形态史学的研究。此外,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 这一理论的价值也应给予足够重视。     

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

<正>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初年发表的以《新史学》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中,提出了新的史学价值观和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为武器系统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推动了近代的“史学革命”。梁氏之所以能成为“新史学”的开山宗师,不仅因其有着深厚的史学修养,更由于他能从国情出发,大胆引进外国的理论,并将其融会贯通,在应用中创新,在这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下面,我们便以他对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著《史学通论》的借鉴为例,一方面探讨梁氏早期史学思想的渊源,另方面分析他在引进外来思想方面的作法。     

如何在中间地带重思中国研究?——以欧文·拉铁摩尔旅英期间的活动为中心(1963—1970)

在研究中外史学交流时，不能忽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域外中国研究的转型。欧文·拉铁摩尔这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美国学者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若以“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的视角回顾拉铁摩尔的活动，有望突破史学史研究专注于史著文本，以及侧重某一流派和史观所可能带来的研究视角上的局限。史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并非进一步将史学史限制为史学思想史，而是吸纳思想史研究的特长，即关注广义上的文本、超越具体事件和打破国别的限制。因此，利用演讲稿和传记作为史料讨论拉铁摩尔缘何在1963年前往英国利兹大学创办中国研究系，此举又如何与他的史观呼应，则不仅能充实现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成果，也能呈现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书写能更好地与其他领域对话的史学史，更为充分地展现史家的主体性。     

葛懋春教授和史学理论研究

<正> 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葛懋春教授,在三十余年间,辛勤耕耘,奋发追求,终于将一批批史学理论研究的硕果奉献于学术界,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好评。当着人们赞扬他主编了建国后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教材、招收了第一届史学理论硕士研究生时,他却早已埋下头,将目光转移到亟待开辟的史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他勇于拓荒,是一位朴朴实实的学者。葛懋春教授于1926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农村的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代的疾苦成了鞭策他刻苦学习的动力,依靠奖学金和师友资助,得以读完中学,并于1946年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建国后转入历史系。沐浴着新中国阳光的山东大学,一时学者云集,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年轻的葛懋春勤奋好学,在知识     

呕心沥血 谱教育宏篇——记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教书育人

姜亮夫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他潜心从事研究工作数十载,对语言学、古典文学、史学、敦煌学、楚辞等学科,均有高深的造诣,对姜老的学术成就,国内有不少报道,实际上,他不仅是学者,还是一位备受尊重的师长。     

司马迁的创造性思维

司马迁《史记》为什么能创立新的史学体例,提出全新的史学观念,推动中国史学进入新的阶段?就因为他有新的思维,创造性的思维。司马迁的创造性思维有什么特点?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文对此作一粗浅的探索。 一、创造从怀疑开始 古代学者指出司马迁思维的特点是“爱奇”。扬雄说:“仲尼多爱,爱义;子长多爱,爱奇”(《法言·君子》)。     

论马端临史学的会通思想及其价值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他的鸿篇巨作《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以后规模最大的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马端临的治学精神和史学思想,对后来学者有着极大的鼓励和启发意义。本文则仅就其会通思想作一粗浅探讨,试图从中寻求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资我们当今治学借鉴。 一、马端临对前代会通思想的继承 会通的史学思想几乎伴随着中国古典史学的产生而萌芽。孔子修《春秋》,虽没有提及“会通”两字,但他“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①已于史书编纂之中蕴含了会通精神的胚芽。司马迁他以“究天人之际,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现代探讨与运用

著名学者费孝通曾于20世纪80年代盛赞梁漱溟为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说，“正是从梁先生的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在笔者看来，梁漱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致力于社会实践……     

郑樵的《通志》及其成就

郑樵是宋代一位著名的大史学家,《通志》一书是他毕生著述的总集。他的“会通”思想是其编著《通志》的总则,书中的《二十略》是他在史学上的主要成就。     

目标

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一位作家拜访了一位84岁的老学者。在学者那狭窄的书房里,作家向学者倾诉了内心的困惑。 学者:“你应该抓紧现在和未来的日子。” 作家:“是的,我在尽力。但是,我已经浪费了几十年。” 学者摇摇头:“达尔文说他贪睡,把时间浪费了,却写了《物竞天择论》;奥本海默说他锄地拔草,把     

西方史学之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朱谦之为中心的考察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尤在史学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他早年留学日本,引介黑格尔、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并力主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探究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他深谙中西方史学发展自身的历史,认为中西史学的发展分为故事的、教训的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并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力图归纳出其中的规律。他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将现代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尤其关注社会史和经济史。朱谦之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引介、关于中西史学的论述、关于史学的任务和方法等多具真知灼见,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对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