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唐代诗人孙定材料的三则考辨

一、《蜀中广记》的悠谬之言唐诗人孙定,新旧《唐书》、《唐才子传》均无记载。其事迹、作品,见于《唐摭言》、《唐诗纪事》、《全唐诗》及《蜀中广记》等。《唐摭言》卷十云:“孙定字志元,涪州大戎族之子,长于储。定数举矣,储方欲就贡。或访于定,定谑曰:‘十三郎仪表堂堂,好个     

试论唐代的“孝治”

唐王朝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其通过树立帝王“以孝治天下”的榜样形象、表彰民间孝行、强化《孝经》教育、以“孝”选人、尊老养老、以法护“孝”等举措,实践“以孝治天下”,从而谋求其统治的长治久安。     

唐代“竹马”风俗考略

:文章探讨了唐代的“竹马”游戏 ,作者指出 ,作为儿童玩具的竹马始于汉代以前 ,在唐代许多诗人对竹马游戏作了生动描述。此后 ,象征骑马的竹马游戏在宋代搬上舞台 ,并延续至今     

论唐代的“工具赋”

唐代工具赋在赋体文学题材开拓上具有创新意义,其主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家之理,儒家之功,佛家之悯。唐代工具赋是赋家对工具的巧妙构造所作的颂歌,又是对工具所含哲理的阐释。由于工具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特点,从而创造出一些独有的艺术特色,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唐代工具赋给后人留下了当时器物形制、构造、使用的有关情况,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具有较高的文化意义和史学价值。     

唐代“互市”法律制度探析

唐朝政府很重视对外贸易中的“互市”,为其顺利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唐代“互市”法律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法律的一部分已经较为完善,其对于互市组织、互市场所、互市形式、互市程序、禁止互市的商品等都有明确规定。唐代互市贸易法律具有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主要是互市贸易管理法律,其构成以成文法为主,另有一部分贸易惯例。     

论唐代的“言辞辩正”

在唐代,正音不再是世家大族的文化优势,而是各级官员被要求的基本素质和自觉的文化追求。以"言辞辩正"为考察对象之一的铨选制度、科举口试制度和进士科诗赋检韵制度共同组成了唐代官方语音制度体系,对唐代正音的推行以及中国汉语共同语的发展意义重大。在唐末至宋的历史书写中,语音已然成为评价各级官员的重要因素,这恰是唐代长期推行正音之后的社会文化反映。     

唐代文论“自然”论

唐代文论"自然"范畴的内涵可以从美学追求、创作论和风格论的角度予以概括。美学追求方面,以浑然天成为特征的自然美是唐人最高的美学追求;创作论方面,唐人以"起于无作,兴于自然"为理想的创作状态,并认识到"自然"并不排斥技巧,不排斥构思创作中艰苦卓绝的锤炼;风格论方面,唐人以为,"自然"是一种以"不露造迹"为主要特征且容涵"绮丽"、"怪奇"、"平淡"的诗文风格。文论史上,唐人首次将"道"与"技"联系起来论述,认识到构思创作中的锤炼是作品"自然"风貌和自然浑成之美的产生基础,肯定了"人为",丰富了"自然"的内涵。这标志着唐人走出了六朝文论的思辨氛围,开始关注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这是"自然"理论的一次"转向",这一"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世"自然"理论的讨论范围与体系建构。     

唐代文人的“走后门”

民族文化的内涵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走向。 唐代以科取仕．有些举子为了得中，千方百计找关系、寻门路，当时京城长安盛行一种被称为“温卷”的风气，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襄阳:诗词中的唐代“艳都”

襄阳古城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呈现出较为浓郁的艳情色彩,俨然成为唐代有名的艳情都市。特定的政治因素、自然因素、地理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造就了这座唐代艳都,也使得襄阳之艳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学意象传承下来,直至明清。     

唐代科举士人“举资”问题研究

唐代科举士人的举资,指举子在应举全过程中必要的开销费用.与汉代的“公车待诏”和两宋以后的“公券”体制不同,唐代举子应举过程中的一切开销均需自己承担.唐代科举士人举资的范围涵盖广泛,举资匾乏的解决路径与实现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因举资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足以引起后世的警示.     

试论唐朝初年的唐丽关系

唐初,唐王朝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怀柔安抚政策,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亦一直奉行亲唐政策,尽力处理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唐丽处于蜜月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代的村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 ,对唐代农村名称、类型、密度和规模进行研究。唐代村落主要以“村”、“店”、“庄”三字命名。根据其功能、地理位置、经济特征等不同的标准 ,唐代村落可分为多种类型。唐代两村之间的距离在 2 7公里左右或大于 2 7公里 ,村落的规模一般在三四十户人家以下。     

日人圆仁视野中的唐代乡村社会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取佛法的旅行日记。此书涉及到唐代农村社会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乡村交通与旅行生活、社会组织、饮食、宗教信仰、道德风尚、种植养殖、交往礼节、节日、绿化等。通过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乡村社会史料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唐代乡村社会的认识。     

唐代李氏科举家族的初步考察

唐代科举家族是指在唐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有三代连续多人取得科举功名,在地方乃至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家族.文章通过李绛、李程、李憕、李汉、李夷简等五个家族科举及第者生平事迹的整理研究,对唐代李氏科举家族进行初步的考察.     

唐代“通判之官”释义简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     

仆固部与唐朝关系考

仆固部作为隋唐时期活动于漠北地区的九姓铁勒强部之一,主要活动于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部一带,其活动中心位处土拉河由南向东转弯地,即土拉河以东和以北的河套地带。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之一的仆固部,与唐关系错综复杂,时归时叛。仆固部的向背,直接关乎到唐朝势力在漠北的消长。认真梳理仆固部与唐朝的关系,对于全面认识仆固部之兴衰、唐代漠北之局势、唐代羁縻政策之成败得失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对盛唐诗歌的重新解读——读宇文所安的《盛唐诗》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依循中国人的思想模式对盛唐诗歌进行了全新的研究。首先,他从时间、地域及诗歌自身发展三个方面进行分类,重写了八世纪盛唐的文学发展史;其次,从作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当时的审美标准对作者进行了重新评定;最后运用细读法对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     

唐代墓志刻工三题

唐代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四者在制撰过程中关系发生变化。墓志刻工具有身份随意性，分工多样化的特征，他们凭借精湛的镌刻技能，可获得丰厚酬金。墓志镌人因出身低微，技艺世代承袭，具有保守性。一般而言，官府墓志刻工只允许担任本署令的伎术官，但在唐代墓志中亦存有特例。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因墓主形成一种稳定的团队结构，这种结构在墓志制撰过程中因群体性合作得到强化和认同。     

论唐代边塞诗中的韵

文章主要对胡大浚《唐代边塞诗选注》中369首诗歌的韵脚、韵式进行统计、分析、归类,并对其在从军报国的壮志豪情、战争带来的忧愤思怨、绝异中原的边塞风情等三类不同主题诗中的分布情况加以研究,从语用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探讨作为语音手段之一的--韵,在形成唐代边塞诗语言风格中所起的作用,即韵脚的使用有助于构成唐代边塞诗“刚柔相济”的风格特征和韵式的使用有助于构成唐代边塞诗以简约为主、繁丰为辅的风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