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言情小说中的灰姑娘原型叙事

张恨水言情小说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源于原型叙事,灰姑娘原型叙事是其代表。“美德有报”构成灰姑娘原型叙事的基本模式,置入了现代意识的灰姑娘叙事,则使原型的书写获得了丰富的审美张力,这赋予了张恨水言情小说与时俱进的独特魅力。     

乡土叙事的现代性转型——论贾平凹的乡土小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贾平凹的乡土叙事完成了现代性转型。首先是叙述对象的转变,从新文学传统对时代生活的关注,到立足现代文化哲学、生命哲学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终极文化关怀的追求。其次是作者与叙述者关系的改变和叙事艺术的嬗变。贾平凹乡土叙事的转型,勾勒了新时期乡土叙事变迁的基本轮廓。     

废名乡土小说隐含的反现代性主题及其叙事策略

在“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趋势和潮流的影响下,现代中国出现了肯定现代性与反对现代性的两种文化思潮和文学叙事。废名的乡土抒情小说即属于后者。他的作品不写乡村及乡村所隐喻的传统中国的衰败、凋零和落后,而极写乡村礼俗社会从自然到人事的美善、和谐、淳朴与情趣,充满所谓“牧歌情调”,与20年代乡土写实小说构成明显不同。这所谓牧歌情调的乡土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抨击现代性,但实际上隐含并构成了一种反现代性文学主题和叙事,是反现代性文学主题和叙事的独特表达。     

中国乡土及乡土经验的文学叙事——以贾平凹、莫言乡土叙事为例

乡土及其乡土经验,为当代中国文学叙事提供了丰富而深厚的资源,亦构成当代文学叙事最为重要的内容。贾平凹、莫言等"50后""60后"作家,在承继现当代乡土叙事传统的基础上,不仅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将中国的乡土叙事,在积极吸纳传统和世界文学艺术对话中,推向了一个新境地,开创并建构起新乡土叙事,使其具有了世界性的品性。在比较的视域下,以贾平凹、莫言为具体对象,从故乡建构的审美空间、审美情感文化精神与审美艺术维度等方面,探析其于乡土叙事上的贡献,从而凸显出当代新乡土叙事的实绩与理路。     

身体叙事中的性别主体辨析——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

一、作为“现代现象”的身体话语 在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文化语境中,一些男作家关于新女性的想象集中体现于女性身体的话语呈现,也就是说,在两性情爱格局中,身体符号成为“揭出一时代心理冲突的叙事焦点”。正如布鲁克斯所指出的：“在现代叙述文学中,主角通常渴望某个身体（最常见的是另一个人的,但有时候也是他或她自己的）,而那个身体对于主角来说显然象征着‘至善’（ultimate good）,因为它似乎拥有着——或者它本身就是——通往满足、力量和意义的钥匙。在阅读的层面,认识那个身体及其秘密的欲望就转变成了另一种欲望,就是想要掌握文本的象征体系,其内涵、快感和意义之创造的关键。对于身体的欲望也许意味着承诺进入象征秩序的‘存在的理由’。”     

乡土乌托邦的复归与迷失——张炜、阎连科乡土小说的现代性书写

张炜与阎连科都通过写作思考传统乡土遭遇现代性这一问题。张炜采用了重建乌托邦的叙事策略,他试图划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重塑道德乌托邦;阎连科则采用了解构乌托邦的叙事策略,演绎了乡土共同体瓦解过程中的种种荒诞。虽然二人使用的叙事策略不同,但本质上二人都陷入了一种简化操作、自我复制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令传统乡土与现代性关系的书写沦为顺应大众想象、迎合大众阅读口味的消费生产,反映出知识分子型作家在乡土文学创作过程中把握自我定位的巨大难度。     

现代性反思与乡土回归

现代性以理性和技术的名义征服世界,以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世界,但当人依靠技术的力量去主宰自然时,恰恰失落了人的本质,而处于异化之中,人的尊严、价值、自由等均被剥夺了。乡土的最根本属性就是自然性,当前,我们需要用乡土的自然性来重构崩溃边缘的现代文明体系。回归乡土就是使人类现代文明与人性的自然状态完美融合,从而最终踏上人类美好家园的重建之旅。     

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秦腔》叙述视角解读

在《秦腔》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中,作者放逐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叙述视角。小说以一个半疯半傻的青年农民——张引生为叙述者,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清风街乡民们生存和生活现状,表现城镇化对中国农村传统文明的冲击。但小说的叙述视角却不是单一和确定的:叙述者我的讲述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内聚焦视角也突破了始终受限的传统模式,不时具有了全知全能性,小说中的我有时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讲述故事,有时又作为缺席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贾平凹的《秦腔》无疑开启了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通过流年密集式的写法和叙述视角的转换实现了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并寄予了作者对于一种常中之变的哲学思考和在这种变迁中的情感取向。     

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秦腔》叙述视角解读

在《秦腔》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中,作者放逐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叙述视角。小说以一个半疯半傻的青年农民——张引生为叙述者,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清风街乡民们生存和生活现状,表现城镇化对中国农村传统文明的冲击。但小说的叙述视角却不是单一和确定的：叙述者“我”的讲述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内聚焦视角也突破了“始终受限”的传统模式,不时具有了“全知全能”性,小说中的“我”有时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讲述故事,有时又作为缺席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贾平凹的《秦腔》无疑开启了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通过流年密集式的写法和叙述视角的转换实现了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并寄予了作者对于一种“常”中之“变”的哲学思考和在这种变迁中的情感取向。     

论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

中国乡土小说对现代性持有迎应和批判两种态度,并具体表现为改变乡村和守望乡村两种主题类型。它们的现代性思想有别,但却存在共同的困境,对它们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构成制约。这一困境与中国乡村变革的现实,与作家的现代性思想有关,也是现代性自身悖论的结果。也许这一困境是无法真正解决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深化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促进中国乡村和乡土小说真正的现代发展。     

“日常生活”叙事与跨世纪中国小说的自我认同

跨世纪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从1980年代小说对诗性乌托邦的营造转向了对当下日常性存在的揭示,回到了＂人＂和＂文学＂的起点。这具有重大的文学史意义。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对文学的贬低和对日常生活的神化;无法建构起关于自身的连贯的叙述顺序,以缓解一系列＂现在＂时间的流动所带来的焦虑。     

论现代小说的诗性叙事

文学理应创造具有“异在性”的“诗意的世界”,因而一些现代小说家追求叙事的诗性。诗性叙事主要表现为:以感觉化的语言建立与现代工具理性相反的“感性秩序”;创造有着深刻寓意同时形象又十分饱满鲜活的“诗体寓言”;将情节、立意的模糊含混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段,期待在读者的阅读阐释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     

性别文化视野中的小说情爱叙事

性别对作家构成的潜在的意识影响是不自而然的,由谁来叙述,情爱事件就会呈现不同的意义,叙述者对异性的叙述总是一种“想象性”的叙述,而对同性的叙述大多是“经验性”的。认识潜存的性别盲视给文学带来的影响,势必是一件艰难而又有价值的事情。     

在山水间探寻美和爱——评沈从文先生的乡土小说

沈从文先生是一位生活经历和性格极为特殊的作家。他的乡土小说把美和爱推向极至。他以现实主义方法在深层次上展现了湘西人原始古朴的生活形态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在题材上 ,一方面反映了在闭塞的湘西环境中 ,生活在底层人民的质朴、善良、勤劳的人性特征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严酷的古代遗风、封建迷信、家族统治、兵匪为患给人民的生活和青年男女的爱情造成的哀痛和悲剧命运     

论小说叙事的生命内涵

小说叙事是以生命为主体的叙事,可以称之为生命叙事。它从对肉身的关怀逐步推进到类似宗教的精神境界。对生命现实的沉痛反思,对人类心灵意义的叩问,并且力图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是生命叙事的基本使命,其最终的目标是催发、振奋人的蓬勃强健的精神力量。     

精神分析与小说中的性爱叙述

“本我”与“超我”的矛盾是人类心灵之中的普遍矛盾,弗洛伊德关于性心理的学说揭示了这一人心世界的奥秘,它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性爱叙述所反复表现的主题。弗洛伊德对精神心理的研究,为文学打开了一扇深入作家灵魂和人物形象心理世界的窗子,当代女性小说的私化和细化倾向也是与精神分析学对性心理的深入研究分不开的。从它对文学的阐释力来看,精神分析学依然称得上是20世纪伟大的理论发现。     

西方小说：由叙述向描写的倾斜

叙述和描写是小说的两种基本创作手法,叙述主要是在时间维度上展开,描写主要是在空间维度上展开.文章认为在西方,从现实主义小说到自然主义小说直至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演变中,创作方法有一个基本的嬗变过程:由叙述向描写倾斜.     

新都市小说欲望化叙事的文化阐释

90年代以来,市民阶层悄然崛起。新都市小说以新市民及其生活为主要关注对象,并且形成了独特的欲望化叙事特征。伴随着社会物质欲望的升腾,启蒙话语遭受困境。而在新都市小说的文本中,主体理性价值判断的阙如,超时间的永恒意义被拆解和丢弃了,个人化写作姿态中的欲望叙事呈现出解构的美学风格。     

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 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转型期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动态,对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了艺术上的回应.通过"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来考察"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底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以及两栖于城乡之际的生活际遇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底层作品通过爱情叙事这一策略来缓解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周立波小说的深层创作心理探析——以1950及1960年代乡村小说中的情爱叙述为考察中心

女性形象及情爱叙述是周立波小说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周立波小说的深层创作心理。小说中女性母性化的人格特征,以及"象征父亲"的威慑性在场,反映出作者的"俄狄浦斯情结";小说文本隐伏着显意识和潜意识的双重动机,两者建构的主题呈对立统一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洞悉,有利于明晓周立波小说复杂性特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