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猎铸智勇——《周南·兔置》与《齐风·还》之比较探索

《诗经·周南》第七篇《兔置》与《诗经·齐风》第二篇《还》,都是着意写田猎之事的诗作。两首诗的思想和艺术各有特色,皆可谓我国古代田猎诗之佳作。两诗在时间上虽有一定距离,但对后世文学产生一定影响却是一致的。两首诗的写作时间,前者为周武王时所作,即公元前一○六四年以前;后者为齐哀公时所作。哀公是齐太公的曾孙,是齐的第五代君主,名叫不辰。执政期间,没有值得颂扬的德政,周夷王听信纪侯的谗言而将哀公烹死。《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哀公     

《坎特伯雷故事》中的“两希”文学传统及文化基因

杰弗里·乔叟是继但丁后最能充分地表现出中世纪文学精神的人，深受“两希”文化传统的影响。《坎特伯雷故事》是一部内容丰富、意义广泛的作品，现实主义、人文主义、世俗化倾向和对生活的歌颂都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离开了“两希”文学传统和文化基因，我们就不可能在传统之上真正理解乔叟这部传世之作，以及他对后世英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沈光文三大公案考论——兼与邓孔昭先生商榷

邓孔昭先生《沈光文史事诗事考析》一文所涉及的沈光文来台时间问题、遗民气节问题以及文化史地位问题，堪称沈光文研究中至为关键且长期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三大公案。以季麒光《蓉洲诗文稿》为依据，分析这三大问题，认为沈光文来台时间为1657年，收录于范志中的《平台湾序》与《东吟社序》均曾被后人改窜，沈光文之遗民气节不容置疑。无论是从作家与台湾的渊源、作品对台湾的书写，还是从对后世文学与文化的深远影响来考量，沈光文都是当之无愧的海东文献初祖、台湾文学始祖。     

《文选》“杂诗”类文体内涵

《文选》“杂诗”类作品收录标准并非失题或“总杂”,其隐藏的文体内涵是以《古诗十九首》为范式的追认归类。这与《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将“杂诗”仅作为诗题或编纂手段不同。萧统正是通过《文选》收录作品与设立类目的内在逻辑,显示其辨体、考镜源流的意识以及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正由此显现,也因《文选》的推重在后世得以发扬。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论源于《诗经》婚恋成语的文化意义

《诗经》是“五经”之一,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影响深远。《诗经》也是滋生汉语成语的巨大宝库之一,表现恋爱、婚姻意义成语数量不少。通过对这些婚恋成语的整理考察,不仅可见中国早期恋爱自由、忠贞不渝、适龄婚嫁的感情观,以及男尊女卑观念的初显,而且还可见到媒聘、礼祝美好的婚俗和完整隆重的婚姻礼仪在我国由来以久,并对后世中华礼乐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元宵诗的艺术价值及其影响

唐代元宵诗反映了人们极度狂欢的盛况,不但表现了女性美,而且彰显了文人士子的责任感,对后世元宵诗的创作有较大的影响。挖掘元宵诗的文化内涵,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汉武帝的哀悼诗及文学史意义

汉武帝刘彻仅存的两首哀悼诗——《李夫人歌》、《思奉车子侯歌》是汉代天人学和大一统政治的大生命观的反映,也是他对身国长生梦想质疑和感伤的集中体现,分别以疑问语气的恰当运用和人物仪态的生动刻画以及比兴传统的继承为特色。这两首诗深刻的生命内涵和帝王的强大垂范作用给后世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带动了后世杂史笔记的创作;推动了后代帝王婚恋诗歌、戏曲的发展;对辞赋题材有开拓之功。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斯图亚特·霍尔的“亚文化”研究

霍尔是伯明翰学派思想集大成者,他为该学派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批评做出了杰出贡献。亚文化是霍尔以及该学派其他学者最为关注的主题,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对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产生了一定冲击和影响,充分体现出“文化霸权”和“接合理论”中的内涵实质。     

诗歌民刊与网络诗歌的“崛起”——诗歌传播方式变化之于新世纪诗歌的意义

新世纪之初,随着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中国新诗在传播方式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诗歌民间刊物和网络诗歌悄然“崛起”,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为诗歌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的不同,而且对于诗歌的精神面貌、思想质地、艺术品质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推动和加速了诗歌艺术的变化与创造,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革命性的。     

元廷政治与江西士风和文风

元朝中央实行了一系列对南方士人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决策和用人制度,这些政治措施成为江西士风、文风变化的风向标。江西士风随元廷政治发生的变化,集中反映为出仕之风、科举之风、出游之风。元廷政治也使元代江西文学风貌发生的改变,主要体现在颂美元廷思想的流露、江西文士融入京师文坛、江西文风从奇崛向平易转变三个方面。     

以“红色文化”开展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的思考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特色文化,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前多元文化冲击下的大学校园,要深刻认识"红色文化"的内涵价值及其在大学生思想引领中的作用,把"红色文化"作为开展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的重要载体,探索实践以"红色文化"开展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的途径。     

宪法平等文化权利及其行政法实现路径

从古至今,平等一直是人类理性的价值追求,又是文化权利最本质的属性。"平等文化权利"是对文化权利基本内涵与价值追求的深化和延伸,也是实现人类自身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它的提出对于人权保护具有深远意义。由于平等权和文化权利在我国宪法中规定得较为零散,加之体系解释机制的匮乏,宪法平等文化权利的基本内涵有待于进一步厘清,宪法文化权利的平等实现也有赖于行政法律制度的合理建构。     

“文化自觉”概念的界定

就目前学界对“文化自觉”的内涵所持有的三种典型观点——“认知”论、“基因”论、“友思”论进行了剖析，阐述了由此而衍生出的两方面问题——挫伤民族自信心和创新力、制约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以本土文化为行为对象的系统，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实践，对其真谛应全面把握。     

叛逆、遮蔽与时代——试析南社社员名号的文化内涵

南社社员的名号少则一个,多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形成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超出了代表身份的符号意义,不仅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亦有其勃兴的社会历史根源,同时彰显了博大深厚的时代意蕴。     

关于“兴”与艾略特诗学观念的两点探讨

中国诗学中的＂兴＂概念与英国诗人艾略特诗学观念中的＂客观对应物＂在本质内涵上,均涉及到作家编制情感＂代码＂,读者还原＂代码＂之上情感的过程。深入概念内部建立中西方诗学对话,详细析出＂兴＂区别于＂比＂而蕴含的与＂客观对应物＂概念的契合点。由＂兴＂中所蕴含集体情感与原始宗教性体验出发,首次证明了＂入兴＂中涉及的＂非个人化＂因素,同时辨析了＂兴＂与艾略特诗学观念诉诸的不同文化传统,以及在涉及读者＂解码＂过程时所包含的不同的集体文化无意识。     

读渡边洋《比较文学研究导论》所想到的几个问题

通过对渡边洋《比较文学导论》阅读之联想，感到：国内比较文学界中的“代表”说似有点溢美之词的嫌疑；比较文化研究至多算是一种学术愿景或者一种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理论成果务必贴近我们身边更为现实、具体的问题。     

旅游学的涵义、学科性质及学科定位——从行为创造学新视角对旅游学基本概念的探索

旅游的＂艾斯特＂定义在旅游学界影响深远,但这一定义从形式和本质上都难以正确地揭示＂旅游＂的内涵和外延。按照定义的定义,从＂行为创造学＂的新视角来考察,旅游应该定义为＂人们暂时离开固定住所去寻求精神上满足或享受的活动＂。相应地,旅游学就是＂研究人们暂时离开固定住所去寻求精神上满足或享受活动的过程、特点、规律和方式的科学＂。这样,就可以澄清由于对＂艾斯特＂定义的误识和错误的思维定势而导致的＂旅游学＂概念、学科性质及其定位的混乱,从而对旅游学学科和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