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身体与权利——评哈罗德·品特的代表作《回家》

作为哈罗德.品特代表作之一,《回家》反映了在男权社会里,传统女性己成为“他者”并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地带”,但在另一方面,以鲁丝为代表的“新女性”敢于挑战男权思想和文化,直至取得“性”的胜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     

对《镜花缘》女性意识的审视

《镜花缘》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解放意识。从表面上看,《镜花缘》一书承认女性的才华,认为女性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勾画了女权社会的雏形;但从深层次来看,此书依旧未能摆脱男权思想的影响,对女性才华、参政能力的表面认可只是男权意识的一种变形表现。从“女子的参政思想”、“才女意识”和“易位书写的背后”三方面对《镜花缘》的男权意识作了探讨。     

从《驯悍记》看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

在《驯悍记》中,莎士比亚以男权视角塑造了凯瑟丽娜这一“悍妇”形象,并让“悍妇”被其丈夫驯服,最终成为失去自我的“贤妻”,这一模式流露出作家的男权思想。文章通过形象塑造、情节发展、人物语言来解读《驯悍记》所表现的男权思想,进一步分析了男权思想在莎士比亚其他作品中的体现,同时指出：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是与时代、性别的局限和个人经历分不开的。     

天使与妖妇——谈《战争与和平》中的两类女性形象

“天使”与“妖妇”是男权社会中在男性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了娜塔莎和艾伦这一组相互对立的人物形象。这两种形象都体现了男权社会的男性们对女性的期待、仇恨、恐惧和丑化，是不真实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女性的男权中心主义偏见。     

对男权中心文化性别观念的根本颠覆——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重新解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实际上存在着性别的歧视和性别的不平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土壤，滋生并繁衍了男权中心文化。张爱玲的著名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从解剖“对的世界”、逆转“红”“白”世界、以及颠覆“既定的世界”等三个方面，质疑并颠覆了男权中心文化语境中的性别观念。作品中的“红玫瑰”(指王娇蕊)与“白玫瑰”(指孟烟鸸)的相互转化，使男权中心主义者的婚姻指向和“性”期待互相矛盾、严重冲突，使男性自我中心主义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消解。     

艾米莉·狄金森——作为女性进行创作的诗人

作为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艾米莉·狄金森在诗歌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可是作为一个处于19世纪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诗歌创作者，狄金森的生活选择却极其有限。本文从女性视角入手，解读狄金森对基督教、对“主”的心理变化过程、与家人的关系、对传统婚姻的看法、与女性朋友的友谊以及她那对传统诗歌创作极具颠覆性的艺术风格等，论证狄金森为了能够获得一份作为女性作家进行诗歌创作所需要的自由空间而经历的痛苦的内心挣扎，以及所付出的一世寂寞与隐忍。     

《荆棘鸟》中玛丽·卡森的女性形象分析

玛丽·卡森的“魔鬼”形象是男权社会文化对她的偏见。事实上，她是女权主义的极端代表，追求事业，力图改变命运，同时渴望爱情，但又拒绝虚伪，甚至反抗虚伪。这在当时的男权社会无疑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榜样作用。     

女性情爱世界的“疯癫”症候与病理——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女性疯癫形象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女性“疯癫”症候袒露的是男权社会的痼疾，是女性以异端的身份来表达个体生命在生存焦虑的压抑下的激烈反抗，是女性为了避免被吞没保护自身存在的一种极端方式，因此它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体现。“疯癫”的形成既来自外部环境男权社会的压抑，又来自因女性主体性缺失而造成的男性依赖和内心指令的强迫，“疯癫”成为女性反叛的悲剧性宿命。     

女士肖像——詹尼·库仁《变化的房子》一诗赏析

在<变化的房子>(House of Changes)一诗里,英国当代著名女诗人--詹尼·库仁(Jeni Couzyn)以独特的视角,用诗的语言,生动地再现了"菲洛斯中心社会"(Phallocenter)中不同的女性形象,表明了女性身份由男权社会不同的理念制度所界定的这一普遍性困惑问题,同时真实地展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困境,从而为读者呈现了一副逼真的女性画像.詹尼.库仁女士的女性主义诗作在国外影响颇大,但在国内却评述不多,所以本文拟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入手,分析詹尼·库仁女士如何再现和塑造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形象,以求对其诗作有一个深层的认识.     

英国女性文学的两座丰碑——《简&#183;爱》与《呼啸山庄》比较研究之一

勃朗特姐妹二人都在英国女性文学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相比较而言,<简·爱>在彰显女性主体意识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受到男权话语操控的痕迹;而<呼啸山庄>则在想象的荒原上颠覆了男权社会的一切秩序.     

黑人女性意识的崛起——从艾丽丝&#183;沃克的《紫颜色》谈起

艾丽丝·沃克1982年发表的书信体小说<紫颜色>明确地表达了妇女寻求解放的思想.通过对女主人公茜莉的描写,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极力表现了女性的觉醒和对独立自由的追求.本文通过分析茜莉的觉醒过程,张显出黑人女性意识的崛起.     

论古代埃及文学中的“毒美人”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等方法，分析了古代埃及文学中攫取权力、制造死亡的恐怖母神，令人疯狂沉迷，导致毁灭的妖女，不守妇道、见异思迁的妻子等“毒美人”形象，解读其复杂性，揭示“毒美人”形象在男权社会中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展现其文学与文化意义。并从传统人性中的善恶二分、男权中心社会、男性作家的女性观等方面探讨其成因。     

《维莱特》中的女性书写策略

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女性作为一个具有审美主体性的生存个体，历来被塑造成主体属性缺失的“天使”或“恶魔”形象，这是男权话语对女性实施客体化、物化的一种叙事策略。基于此，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探讨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绝笔长篇《维莱特》中的女性书写策略，以揭示身处男权社会的女作家夏洛蒂大胆地把女人当“人”来写的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     

试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面临的新挑战及其深化——学习江泽民同志“七&#183;一”重要讲话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七&#183;一”重要讲话中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本文全面分析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新的条件下所面临的新挑战及其深化思路。     

明清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诉讼的限制与阻碍

传统中国社会建构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制度。明清时期,男权性别制度发展到顶峰,女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人身束缚和性别压迫,女性参与诉讼受到重重限制和阻碍。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秩序决定了女性在人格上从属于男性,女性的诉讼权利是有限的、不完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和空间区隔不鼓励女性走出家之“内”而参与诉讼这种家“外”之事。在“严男女之大防”的性别观念下,女性外出参讼,置身于陌生男性之间,面临着严重的贞节风险。男权社会对女性忠贞、敬顺的角色期待,也不允许女性抛头露面参与诉讼。明清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诉讼的限制和阻碍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的一个缩影,强化并固化了女性的弱势地位。     

贾探春在男权社会下的生存悲剧

承认男权社会的女性定位导致了贾探春在四个层次上的生存悲剧——被男权社会人为剥夺了自由生长空间而不自知;以变异的个性行为释放自己乃至伤及生母;面对家族的衰落却只能做个清醒而无奈的看客;无法把握自己的婚姻和命运而被迫远嫁。“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她惟有自怜而已。     

从社会性别理论重新审视《玩偶之家》中“玩偶”喻指

根据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中的“社会性别理论”，重新审视《玩偶之家》这部戏剧中的性别问题，可以给“玩偶”以新的诠释。如果说女人在男权社会中为了扮演好社会赋予自己的女性角色而消解自己的女性意识成为玩偶时，男人也因为追逐名利而偏离自我。成为社会性别机制的牺牲品。     

黑人艺术运动中的女声——索妮亚&#183;桑切斯访谈

美国黑人艺术运动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参与”作为其美学基本要旨的文学运动，它以激进理想和政治热情狂飙般地冲破了美国民权运动时期黑人“抗议和请援文学”的传统，成为“黑人权力”运动的美学之翼。索妮亚&#183;桑切斯正是在这一时期崛起于文坛，成为黑人艺术运动的中坚人物之一。这篇访谈探讨了对索妮亚的思想艺术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揭示了她在这场运动的不同阶段对宗教、人性、艺术等的思考，展现了她对黑人艺术运动独特的理解、贡献以及她对后来的黑人诗歌的影响。     

伊丽莎白·乔利《井》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提出了“颠覆”与“抑制”概念。颠覆指的是传统的统治秩序被颠覆,抑制则指这种颠覆性行为方式被遏制,无法达到实质性效果。试以“颠覆”与“抑制”为切入点,分析发现伊丽莎白·乔利作品《井》中女主人公海斯特·哈珀在试图颠覆异性恋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向三者关系的同时,受到了代表男权社会异性恋价值观的“入侵者”的抑制,从而反映了挑战男权社会异性恋价值观的艰难。     

艾米莉·狄金森的反“他者”女性主义思想

艾米莉·狄金森并未真正受到女性主义运动及其思想的影响,但从女性主义角度考察她的诗歌。可以发现,女性身份、女性自我意识等在其名誉、死亡、爱情、婚姻等主题中均有明显体现,其创作抛弃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他者”身份,早已具有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