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的建设及深入拓展

一、新诗形式的营造及贡献———从《死水》和《再别康桥》看闻一多、徐志摩对新诗形式尤其是新“格律诗”的贡献要了解《死水》和《再别康桥》的意义,我们需首先了解中国现代新诗历史上“新格律诗”的产生及其背景。从多种意义上来看,如有人所说,诗歌都是一种“在自由和限制之间寻找平衡的艺术”;从早期白话诗运动兴起时胡适所提倡的“诗体大解放”(从内容到语言形式都与“旧传统”决裂,“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胡适《谈新诗》),到郭沫若的火山爆发式的自由反叛诗歌,中国现代新诗在其…     

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重变奏中 ——论穆木天的前期诗论和诗创作

“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新诗革命则是从诗歌形式上的解放入手。诗体的解放,关键在于外国诗歌形式的输入。没有外国诗歌形式的输入,就没有中国现代新诗。朱自清在《新诗杂话·真诗》中提出:“按诗的发展的旧路,各体都出于歌谣,四言出于《国风》、《小雅》,五七言出于乐府诗”,而新诗却是直接“接受了外     

新诗的"有形"与"无形"--以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为中心

林庚是中国新诗格律探索中最坚韧的跋涉者之一。他从 1931 年以“自由诗”作者的姿态初涉诗坛始,至1935年前后转向“新格律诗”的实践,直至20 世纪 80、90 年代以论文方式继续诗歌格律问题的思考,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由形式及本质,突破了以形式划分新诗和旧诗的简单化思路,深入涉及了“诗的内容”、“诗的本质”等诗歌内质问题的探究。同时,他的“九言诗”等创作尝试也在格律实践、融会民歌因素等多个层面上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批评、研究不无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论闻一多诗歌的音乐美

人们常说,诗是“音乐的语言”,是最美的语言艺术。闻一多在创作实践中对新诗的抒情美、形式美作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开拓。一九二六年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就是对新诗形式美的理论概括;而音乐美则是诗歌形式的本质特征,诗歌的其他形式要素统摄于音乐美。 “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在语言艺术中,诗歌的音乐性是最强的。离开了音乐美,就没有好诗。“古人诗即是乐”。诗在其源头上,与乐同为一体,是以歌唱的形式流传。直到今日,诗歌仍然是一种可诵性的语言艺术,往往更重视作用于听觉感受。音乐性,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黑格尔说:“音乐和诗有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感情材料,即声音。”郭沫若说:“人类的语言发明之后,一种兼含着明确意识的音乐出现,它便是诗歌。”他们从不同角度一致肯定了诗与音乐的直接的内在联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新诗理论的开拓和周作人的新诗主张

考察与分析周作人关于中国新诗的理论主张———从诗的本质、特点 ,诗人的个性表现与诗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关系 ,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诗人“梦想”的素质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 ,到新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对外国近现代诗歌的态度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道路 ,以及怎样进行诗歌批评等问题。周作人对于中国新诗这些见解和主张 ,不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并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政治背景

功能的改变带来文体的改变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革命改变了汉语　　白　话　诗　及　新　诗　革　命　的　政　治　背　景　　　　　　　　　　诗歌的应试、自娱功能 ,成为革命者“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 ,形式谨严、格律呆板的古代汉诗还被革命者视为保守的象征 ,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清末民初的历史形势及政治背景决定了汉语诗歌的特殊生态 ,使汉语诗歌的文体革命成为政治文化改革的先锋。新诗草创期的生态决定新诗是一个由非诗因素较多的政治及文化激进运动催生出来的“早产儿” ,因此新诗革命具有急功近利性和非诗化的诗体改革的极端性 ,决定了新诗的职能主要是为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的 ,从而奠定了新诗的基本形态 :形式上松散自由 ,内容上题材单一严肃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浅析唐代诗人的“发白”情结及其成因

唐代文学以诗歌数量最多。而唐诗中“白发”的出现频率也极高。“白发”作为一个意象,在表现忧愁、苦闷、乡思、壮志未酬、“美人迟暮’’等感情时有其独特的作用。唐代诗人们的“发白”情结的成因,有科学的依据,有文化的传承。也有诗人们生活境遇的影响。     

浪漫主义诗作尽现“斯宾塞诗体”的艺术魅力

埃得蒙·斯宾塞是生活在乔叟时代和莎士比亚时代之间的英国最杰出的诗人。他继承了乔叟所开创的英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加以丰富和发展,把诗歌的火炬传给后来的诗人,因而被称为“诗人的诗人”。他创立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斯宾塞诗体。后来的不少诗人从他那里学到了这种美妙的诗歌创作技巧。仅19世纪就有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济慈分别用斯宾塞诗体写出了传世佳作。本文详细分析了诗人和相关的诗篇,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种艺术形式。     

杨升庵杜诗观的时代诠释

处于历史长河中的明代诗人 ,置身诗学传统 ,亦须对前代诗人做出评价 ,而其中杜诗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本文以杨慎的杜诗观为视点 ,考察杨慎与李梦阳在诗学主张上的差异 ,并解析造成差异的原因     

近世广东词人与旗人词人词学交游考论

近世时期,与广东词人有过词学交游的旗人词人至少有12位。教授后学、唱酬吟咏、为词集作序跋是他们交游的主要形式。与旗人词人的交游是近世广东词坛对外交游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世广东词坛词体创作的繁荣兴旺。考察和讨论这些交游活动,可以为比较细致地观察以及尽可能清晰地勾勒近世广东词史提供有益的帮助。     

"中间代"或"中生代":诗人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

对“中间代”或“中生代”的命名现象,其实只是这些诗人们“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对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诗学差异尤为敏感,同时也就有对共同性的忽视,这导致了他们对自我存在的焦虑,并进而试图通过对自我命名的方式“标新立异”。然而“中间代”或“中生代”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于“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的“代”,他们应属于“新生代”的一部分或一种写作倾向,或者应称为“新生代后期诗人”。     

辽金诗僧与僧诗

辽金两朝诗僧可分为职业僧人和准职业僧人两种类型,前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后者。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三:丰富的漫游、访学经历有利于他们佛学知识、佛教活动经验的积累和陶冶诗情、增长诗才、提高诗艺;绝大多数诗僧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创作能力;很多诗僧都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并在宗教事业或社会发展方面有显著贡献和历史地位。从创作的主题取向上来看,辽金僧诗的成就主要体现于佛理禅机诗、酬赠君主诗、抒发感触诗、表现俗情诗和山居修行诗五大类型的题材。辽金僧诗的独特魅力表现在多述山林幽隐之兴的"蔬笋气"和借佛典禅籍中的话语入诗、造意两个方面。     

浅论中国俄侨诗歌的创作主题

中国俄侨诗歌是俄罗斯侨民文学中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具有中俄文化合璧的特点,是诗歌中的精华,诗歌中的精品。据有关资料显示,已经有记载的诗人有58位,出版诗歌文集180部以上。虽然这些中国俄侨诗人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创作的文学珍品却成为了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值得挖掘,值得研究。文章将以文本分析形式对中国俄侨诗歌创作主题进行解读。     

唱和诗：清初甬上遗民诗人社会空间的文学标记——李邺嗣唱和诗创作及其理论探析

李邺嗣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和著名遗民诗人,与黄宗羲亦师亦友,交往密切。特殊的时代和丰富的诗歌唱和活动,使李邺嗣对唱和诗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诗歌唱和的重要性,以“由是知古今诗家,故未有单行者也”为立足点,使诗歌唱和成为甬上遗民诗人构建自我生存空间和获得精神欢娱的独特方式。他提倡的“群”与“和”的诗歌理念,不仅是其唱和诗创作实践的心灵指导,也是他作为遗民诗人社会生存方式的文学表现     

诗，应当是艺术的美的——论新月派诗歌的意境美

新月派诗人特别注重诗的美的意境创造。文章着重论述了新月派诗人创造诗歌美的意境的三个共同特征，即移情于物，以物缘情，或缘情生景，境以物迁；借鉴我国传统诗词的表现手法，用哀怨、缠绵的情调，把读者带入动人的艺术世界；用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比喻创造诗歌的优美意境。     

试论五四时期惠特曼诗歌的译介及其对新诗的影响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促使文学走向现代化,国外文学对新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惠特曼以及欧美新旧大陆各种流派对于“五四”当年及其以后的许多诗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惠特曼在中国“五四”时期的翻译及接受情况,可以看出翻译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