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下士绅精英的权威演化与基层治理逻辑

回溯传统士绅精英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分流、异化到势微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今日乡村精英嵌入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威从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民间社会进行整合,而地方体制通过对民间社会的直接管辖发挥着实际影响而确立权威,两种权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运行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这其中,士绅阶层作为重要的变量承担着诸多治理责任,政权对地方民众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公信力。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采用了捐官、保举等权宜之计,这些举措迅速分化了士绅精英,最终导致其在20世纪初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下逐渐消亡。     

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关系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利益、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利用2003年度GSS调 查数据,对中国城镇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阶层间关系的分析表明,在资源与机会、社会交往、社会评价、阶层认同 和职业流动上,阶层间的分化日益明显。一个和谐的社会并非一个不存在社会阶层,不存在阶层间不平等、阶 层间冲突或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控制阶层矛盾和冲突的社会。     

城乡关系的社会视角分析

城乡关系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各种关系，其内容包括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关系，表现为社会中阶级、阶层及各类群体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关系或国民经济几大部门的关系，其表现形式可采取合作、协同、冲突、对抗或对立以及统治、领导与服从、被领导等多种形式。不同时期的城乡关系往往有不同的社会内容。从社会的视角明晰城乡关系的基本内涵和不同时期的内容。可以为理解和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提供基础。     

晚清庐州士绅与传统文化的复建与传承

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社会阶层,晚清庐州士绅群体的发展与地方社会结合密切,士绅阶层在经历了整体实力壮大后文化权力张扬,积极投身地方文化建设,并将儒学传承与文化传播相结合,实际承担了基层社会传统文化承续与传播的历史使命,在晚清社会文化秩序的塑造与维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核心价值的认同——以科举制度创新为切入点

宋初的科举制度改革促进了“士绅/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士绅阶层开始以天下为己任,将儒家道德理想普及于民间社会,即通过基层自治制度改革和创新增强民众的价值认同,进而在国家/士绅/民众共享和认同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三合一”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而贯穿其中的“道德契约”认同逻辑在协调民众/国家之间关系的“顶层认同”和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关系的“底层认同”中均显示出其历史合理性.重新梳理和认识传统的核心价值认同模式以及当代转型,正确对待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成为当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和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文化前提.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绅士阶层的分化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尤其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科举制度是士绅阶层存在的支柱,而科举制度的停废,意味着其原有阶层流动的渠道不再畅通,于是绅士便分流到新式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绅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发生了空前的变动。但是,作为统治中国社会特权等级阶层的绅士地位和身份的变化对清末民初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从非均衡制度变迁解析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不和谐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够和谐的方面。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还较低是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的首要原因,但我国渐进式改革推进过程中非均衡的制度变迁是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的深层原因。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的非均衡,经济体制变迁与政治体制变迁的非均衡,经济体制变迁与文化体制变迁的非均衡,制度变迁的地区非均衡、城乡非均衡、产业非均衡、阶层非均衡等是导致我国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的主要原因。非均衡市场化体制改革滋生、引发的各种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的不够和谐,产生了诸多利益矛盾与冲突,导致我国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所以,我们必须以反思促改革,破除不利于社会关系和谐的障碍,以保证改革成果为全民共享,从而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     

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区隔化及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中农阶层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治理主体阶层,中农阶层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阶层力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农阶层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结构性位置与农村社会阶层的深层结构有关,农村社会阶层关系的区隔化使得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不仅无法在村庄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中间价值",反而被吸纳进由富人治村与派性格局所形塑的治理结构之中。在富人治村不可逆的结构性背景下,国家的农村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到村庄社会的阶层结构现状,加大对合适的阶层特别是农村中产阶层的扶植力度,以保障农村社会公共建设具有可供倚靠的治理主体阶层。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宣城的传播及其影响简

明中后期,心学在宣城广泛传播,开始主要在城内士绅阶层中,后从社会上层转向地方宗族,与宗族活动结合在一起,显现出较为突出的地域特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对理解宣城地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从二元论看法律与道德--《法学导论》的论述

拉德布鲁赫在<法学导论>中从实在和价值、现实和理想的二元区分角度去论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突出了法律的确定性.道德和法律有联系,然而更多的是区别.一表现在法律的外在性和道德的内在性之分;二表现在法律的普遍性和道德的特殊性之分.而我国传统中道德和法律在管理社会的手段上的混淆导致法律的地位缺失和人治的形成.这种传统与我国政治现代化之间产生冲突.法律和道德的区分有助于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文化遗民的区隔符号——对新文化运动中古琴艺术的社会学研究

以国粹式微的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此历史期间的古琴民间团体实践为个案,以社会学的细读方法对琴社的历史文献进行分析,试图论证:古琴是传统社会中"士"阶层的文化遗民——"士绅"阶层的文化身份符号。民国时期的古琴实践者通过古琴艺术以及与其相关的品味坚持,形成特定的群体符号边界,这种文化符号对一个阶层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定位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正是对身份符号的"文化自觉",古琴艺术才得以在新文化情境中得到整体性存留。     

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基于我国阶层现状的分析

该文借助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资源的阶层分布以及社会流动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缺乏中间阶层优势、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以及社会流动调节机制的弱化,成为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     

士绅、乡绅与地方精英——关于精英群体研究的回顾

国内外学术界长期致力于士绅阶层,即传统社会的精英群体研究,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学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角度上,可以将以往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士绅论、乡绅论与地方精英理论.本文分别回顾三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分析与探讨了各个阶段所解决的问题以及不足之处.     

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基于我国阶层现状的分析

本文借助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资源的阶层分布以及社会流动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缺乏中间阶层优势、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以及社会流动调节机制的弱化,成为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     

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本文概要地阐述晚清士绅演变及分化的原因、途径、局限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认为19世纪下半叶士绅对近代化的挑战回应迟滞,20世纪初年在清朝新政与宪政背景下的演变,导致这一群体的分化与重构。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坚阶层,晚清士绅群体的动态对这一阶段中国的近代化有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士绅在清末新政与宪政中的广泛参与,一方面有利于变革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掌握新的政治、文化教育及经济设施的士绅自身的近代化程度有限,也给清末的近代化进程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社会学的“内卷化”理论与城市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阶层主要由城乡利益二元分割制度造成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以及地方与部门利益保护主义等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农民工体制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制度惯性,从而导致农民工体制的内卷化与农民工阶层流动的内卷化.消除农民工问题的内卷化机制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变革.     

倾心佛教与坚守礼教——以明清黄州士绅为例

晚明出现了佛教的短暂复兴,而士绅的佛教信仰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士绅以佛教居士自称,醉心于信仰生活,热心于佛教事务,一定程度上越出了礼教的规范。但是,到清代康熙朝以后,随着佛教复兴思潮的退去,士绅对佛道二教的信仰热情减退,重申礼教的地位,本阶层意识增强。本文以黄州士绅为例来探讨士绅的信仰生活与本阶层意识之间的关系,并回应卜正民所言"士绅社会"的问题。     

传统乡村士绅的“嬗变”与“疏离”——以辛亥前后江浙地区的“毁学”事件为例

20世纪初,科举废除使新学教育在全国获得很大发展,同时也导致乡村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教育冲突日益激烈。清末十年,“毁学”事件在江浙各地乡村屡屡发生,几有遍及全国之势。作为地方精英新旧矛盾激化的产物,辛亥前后“毁学”事件既严重阻碍了近代新式教育的普及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传统士绅阶层的嬗变过程,使其与中央政府渐行渐远,并最终走向了清王朝的对立面。     

19世纪末的中法文化关系述论(1860-1900)

在近代在华列强中 ,注重对华文化输出是法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特点。故研究中法关系必须重视对中法文化关系的研究。本文在对 19世纪末中法文化关系的史实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分析了这一时期中法文化关系的特点 ,认为中法文化关系是冲突与交流并行交织 ,冲突中有交流 ,接受中有抗拒 ,而且对法国的认识有明显的阶层分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