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空间与“场”:戏剧的互联网再媒介化重塑

当代戏剧从未停止在媒介融合中的重塑尝试。依靠剧场承载并达成观演关系的传统线下戏剧,在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二次创作生成“线上戏剧”,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线上戏剧模糊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的界限,使身体不再成为制约空间置换的绝对性因素。在移动终端与固定终端多元化屏幕的再媒介化呈现过程中,“虚拟观演”作为现实时空平行空间的真实存在,在通过再媒介化手段拓展传统戏剧边界、拯救日益式微的戏剧产业、推动戏剧文化产业持久发展的同时,亦启迪着未来戏剧的发展,助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分析研究线下戏剧到线上戏剧中戏剧“场”的嬗变,可重新认识戏剧在观演场地、观演在场性及观演审美场域的继承与再媒介化发展趋向。     

从文本性到事件化——接受视阈下的戏剧史论

学科建制内的传统戏剧史论囿于本质主义的论述框架,而陷入外部宏观论述与内部微观研究的二元对立,也就难以解释戏剧活动的双重属性与演进脉络.戏剧图谱的重新测绘,必须借助关系主义与建构主义视角,以三位一体戏剧仪式的公共观演作为结构中心与撰史主轴,超越主流/另类、美学/历史、舞台性/文学性等二分迷思,进而敞开戏剧交往的主体间性.缘此以“公共观演场域”来透析戏剧的传播活动,能够揭橥狂欢化的民间草根话语、寓教于乐的主流官方话语,启蒙为旨归的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商业取向的资本话语之间的“场域”争夺,呈现出杂语共生的多重对话结构.     

“情感转向”与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

“情感转向”是近年来在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广泛谈论的话题，传统的艺术理论同样在“情感转向”下发生变化。首先，艺术理论的“情感转向”挑战了艺术的“意义表征”体系，使经典艺术理论发生了转向；其次，因为“情感转向”关注身体，所以它在以“意义表征”为核心的经典艺术理论话语范式转向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以“身体感知”为核心的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再次，“情感转向”所形成的艺术情感理论从“元政治”角度重新定义“感性”的政治内涵，揭示了当代艺术与社会或美学与政治的新关系，构建了批判理论时代之后的“艺术-社会”观，为“后批判”时代的艺术批评提供了有别于批判理论的另类视角。     

话剧的新突破态势——新时期话剧研究之一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之中,经过一段对话剧“危机”的沉思与研讨,经过对多种戏剧理论和戏剧观的辨正,经过戏剧观发生了新变化的话剧艺术家们多方探索和苦心经营,终于在近三、四年间形成了话剧的新突破态势。这是一种令人惊喜的形势,是创造中国现代话剧历史新篇章的一个有声有色的序幕。在1985年话剧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曹禺同志曾说:“话剧虽然暂时不景气,但是危机中孕育出更加强盛的生机,我感到生机充满了宇宙,豪气充满了人间,话剧艺术又一新时代就要到来了!”他的满怀信心而又洋溢诗情的话,决不是剧协主席在“危机”面前,一般鼓舞士气的套话,而是一位老戏剧艺术家,以敏锐的洞察,对话剧创作、演出的新形势所作的科学估     

“三大戏剧体系”的缘起、衍变及其争论

“三大戏剧体系”说源自1962年黄佐临的《漫谈“戏剧观”》中提出的“三种戏剧观”,此后孙惠柱先后提出过两个版本的“三大戏剧体系”,当前又逐步转向聚焦梅兰芳体系,引申出对京剧艺术表演体系、古典戏曲表演美学、戏曲表演体系等的讨论。理清“三大戏剧体系”的缘起、衍变及其论争,有助于深化对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梅兰芳与中国戏曲美学关系等问题的理解。     

论孟京辉戏剧作品对西方戏剧理论的接受——以导演论、观演关系论和舞台论为核心

孟京辉吸收了西方各家戏剧理论,将其杂糅混合运用到自己所导演的戏剧作品中,丰富了作品的美学特色。西方戏剧理论对其产生的影响大部分体现在对导演、演员、观众三者关系和舞台美学的处理上。孟京辉将导演中心论消解,重新思考导演与演员之间的关系,鼓励演员勇于创造,自由发挥,对"集体即兴创作"情有独钟。随着孟京辉对观演关系所产生的新的理解,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联系变得越发密切,加上孟京辉对梅耶荷德"假定性"观点和格洛托夫斯基"质朴戏剧"理论的接受,共同促进了舞台美学的大变革。首先是舞台布置呈现出孟京辉独有的美学特色;其次是观演空间的改革,通过各种方式慢慢拉近观演距离,最终将观演空间实验做到极致的浸没式戏剧开始出现。     

英国当代戏剧动态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末,政治剧为新历史戏剧、生活戏剧、情感戏剧、实验戏剧等取代。革命剧场、边缘剧场、当面演剧场、叙事诗剧场等流派迭彩纷呈。诗情画意、轻歌曼舞成为舞台主要表现形式,而传统的打做念唱已不可同日而语。银幕、幻灯、激光、数码、高保真、虚拟等使戏剧获得了新的表演空间和表达纬度,引发了戏剧理念和实践的革命。     

望闻问切说良方——戏剧创作课程的教学体会

完整的戏剧教学应该兼顾剧本文学与剧场艺术,但从国内几个综合性院校兴办戏剧学专业的现状来看,由于教学软件或硬件的缘故,大都以戏剧文学为权宜。戏剧一旦转向戏剧文学,剧本则成为"戏剧"的中心,剧本创作就显得特别重要。本文总结了自己在戏剧创作教学中一些心得:从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灵环境到精读经典剧作;从播放戏剧影片溶入剧作法讲授到学生分角色朗读台词体会对话;从剧本提纲构思到戏剧对话写作,最终完成个人的戏剧创作。     

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

存在主义与其他西方文化思潮一道“东渐”并汇入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原点——“天人合一”观具有价值关系的契合性。首先,从本体论层面观之,“天人合一”观与存在主义具有异中趋同的相容性。其次,在认识论上,两者之间同样具有求同存异的对话关系。其三,置身于中国古代与现代之交的王国维是存在主义“东渐”的承前启后者,他直接汲取存在主义前期思想家的精神资源,并将其与“天人合一”融合后熔铸为“境界说”,从而为现代中国文化与存在主义的对话提供了启示和思路。     

“元戏剧”与斯托帕德的艺术观

本文试图借助霍恩比的元戏剧理论,从“戏中戏”、“元评论”、及“自我指涉”三方面具体分析汤姆·斯托帕德所采用的元戏剧手法与他本人艺术观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斯托帕德借助元戏剧手法,消除舞台幻觉,促使观众主动参与戏剧意义的建构,从而达到宣扬他自己艺术至上戏剧观的目的。     

“剧场”概念的引进与剧场观念的确立——重读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

周贻白借鉴西方的“theater”概念,最早开始探寻戏曲的剧场性特征.他的《中国剧场史》一书从“剧场的组织”、“剧团的组织”、“戏剧的出演”三个方面,首次对戏曲的早期剧场形态进行了总结.此外,周贻白还尝试将中国剧场置于世界剧场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予以考察,通过关注外来舞台风气对国内剧场的影响,寻求戏曲与其他国家戏剧在艺术审美上的差异性与互通性.     

论戏剧演出中的幻觉性与剧场性--兼谈黄佐临、马也关于"幻觉"的讨论

本文在讨论幻觉的基础上对幻觉性及剧场性内涵作了一番梳理。幻觉性与剧场性皆有积极性与消极性之分。幻觉性与剧场性并非“冤家对头” ,而是相反相成的。抛弃剧场性的幻觉性与抛弃幻觉性的剧场性的结果都一样 :只能取得消极性的效果。互不相容、彼此对立的只是消极性的幻觉性与剧场性 ,而积极性的幻觉性与剧场性之间是完全能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未来戏剧演出的发展必然是在将消极性的幻觉性与剧场性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情况下 ,积极性幻觉性与积极性剧场性的完美融合。这种积极性的幻觉性与剧场性的完美融合 ,已经出现于中国当代戏剧舞台上     

小剧场戏剧“空间艺术”探微

目前,我国的小剧场戏剧有很大发展,已成为令人注目的一种戏剧形态,并出现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游弋在大剧场边缘的小剧场,改变了戏剧艺术原有的空间秩序,造成剧场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变化,呈现出小剧场戏剧空间开放性和假定性的特点,加强了观演双方交流的深度。     

戏剧仪式的跨界想象——基于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论述

为了回应后学的"理论终结说"与"戏剧衰退论",伊瑟尔在文学人类学视阈下,重述虚构与想象在文本游戏中的相互作用,并且绘制其历史流变的美学图谱,进而搭建主体间性交往诗学的理论框架。伊瑟尔藉由转换问题的提问方式,达到如下双重目的:一是阐释早期接受美学所遗存之"何为戏剧"与"戏剧何为"的不解之问,二是呈现公共观演空间中身心一体的戏剧交往。     

图像增殖与戏剧审美的重构

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图像转向诱发感觉美学的狂欢,图像增殖导致"戏剧失魂",即文学性的缺失,文学性让位于表演性,剧场以"秀场"的形式成为戏剧审美场域的掌控者,"演"与"看"成为图像社会的审美倾向.戏剧审美在完成语言艺术的范式主型向图像艺术的范式主型的后现代转型后,必然会肯定一种新的美学话语,即非超越的、消费性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美学合法性.戏剧审美必将在戏剧因时顺变的过程中完成自己的重组与重构.     

“抗拒”作为“姿态”——恩斯特·布洛赫论戏剧的功能

通过引发怜悯与恐惧从而达到净化,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的功效做了如是界定。布洛赫认为,真正重要的悲剧情绪不是恐惧与怜悯,而是抗拒和希望。恐惧与怜悯在情感与认知上的共鸣不能满足当代戏剧审美的需要,剧场可能且有必要通过观众对世界意志施以影响。这个观点与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存在承继关系:"抗拒"作为一种"姿态",是作为思考主体的人基于社会关系的可变性而有意识地判断并采取的行为态度,它不仅意味着剧本与演员在预先设定及表现上呈现出对抗性的态度与动作,同时亦展现出观众从被动沉浸在剧场所与到主动参与批判反思乃至实践的状态切换。"抗拒"实际上为观众接受悲剧的具体姿态提供了一种参考,同时为艺术通向革命建构了可能性。     

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

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驱动下,社会风险研究在中国再度兴起。从学科交叉的视角来看,社会风险研究是一个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连续统”;从学术的国际对话视角来看,社会风险研究是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连续统”。如果以此为两个基本的维度,社会风险研究可以划分为“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建构主义—社会风险”、“建构主义—公共危机”、“现实主义—公共危机”这四种研究范式。无论是社会风险研究逻辑的发展,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走势,都需要对现有的社会风险研究进行整合,打破社会风险研究与公共危机研究的学科分割,弥合现实主义研究与建构主义研究的鸿沟,总结“中国经验”,实现国际对话。     

从“占有”到“创生”:新课标视域下中小学教学的范式转型

2022年义务教育“新课标”对核心素养的聚焦,迫使教学必须实现转型。当前,“占有”为本的教学,因其简化取向的知识观、存储取向的学习观、灌输取向的教学观,以及直接性的概念传递,致使学生停留于符号识记,从而难以激活诗性想象、无法涵育情感理解、未能培养实践能力。而“创生”为本的教学,则以复杂取向的知识观、探究取向的学习观、适性取向的教学观,通过间接性的活动体验,促进个性潜能的激活、价值意义的深化、综合素质的建构。因此,从“占有”到“创生”的范式转向,是孕育核心素养的必然之举。为突破头脑对符号信息机械识记的桎梏,教师可采取如下策略：通过问题情境的营造,激活研究兴趣;通过知识系统的组建,提供探险资源;通过线索暗示的埋藏,导引复演历程;通过精彩表现的捕捉,延展创造空间。     

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历史转型

在世界史上,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文明经过东西方不断的撞击与融合而得到发展,人类精神文明的正能量就是最终以各种形式和维度的“思想对话”得以互动、共存和发展。自然与人文社会各种领域的任何研究上升到最高度就是思想的研究。几乎所有人类之间任何行为的交往和沟通都是一种广义的“对话”,而只有最终上升到思想高度的“对话”,才能真正引领人类社会。21世纪以来,东西方思想的对话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全球剧烈的社会转型、变革、冲突以及灾变等让人类进行了价值、理念以及各种诉求的重构,而不断影响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宏观条件。在跨文化、跨领域、跨学科、跨方法的整合与解构中,西方人的“东方学”与东方人的“西方学”也随之经历了危机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与东方中心主义都不可能完全成为独自垄断世界的“一元文明”。东西方研究者必须拓宽新的视域,开创多维度、多层面、多坐标的研究方法与模式,应当共享多元性、建设性、开拓性、批判性、前瞻性的各种思想理念,并作跨学科、跨文化、跨方法和全球化的理论考察与思想探讨;从而融合东西方思想及其他非西方的思想,重建一个整合性、包容性和互动性的国际化思想观。中国的崛起将自身推向了东西方文明撞击的风口浪尖。自17-18世纪以来,两个术语“崇华派”与“恐华派”,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又以新的解读分为了两种中国观或对华阵营。文章力图揭示和论证：东西方思想对话引领社会的多元发展;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困境、危机与挑战;东西方研究的机遇、复兴与趋势。     

论国家形象跨文化转向的可能性

身处权力关系体系中的国家形象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它有实现跨文化转向的可能吗?多元文化主义曾试图建构开放、多元的国家形象,提供了一种跨文化转向的可能性。在互联互通的语境下,国家形象指向对话性,因为只有进入"我—你"对话关系之中,国家形象才能体现人的交流需要。世界主义突破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单一性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封闭性,把国家形象推向对话之境。现在,中国在国家层面提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国家形象进一步推向跨文化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