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入、FDI门槛效应与区域创新 ——基于面板回归门槛模型

文章选取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CES生产函数面板回归门槛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对中国创新产出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单一FDI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力投入双重FDI门槛效应;在FDI未跨越较低门槛值的省份,研发劳动力投入相比研发资金投入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当FDI超过最低门槛值并持续增大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的省份,研发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研发劳动投入的影响,并且FDI引发的研发劳动投入规模效应明显低于资本投入的规模效应.     

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我国家族企业陆续进入代际传承高峰,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背景下,应对传承和创新的双重考验已成为当前家族企业发展的重要议题。受社会情感财富影响,处于代际传承中的家族企业往往表现出较低的企业创新水平,这对家族企业的发展构成了阻碍,而风险承担水平在此间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社会责任承担弱化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也弱化了风险承担水平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家族涉入强化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也强化了风险承担水平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研发投入对数据驱动型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研发投入是数据驱动型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选取BDIEAC榜单中19家数据驱动型企业2016-201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对研发投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回归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据驱动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较高,且呈稳步上升趋势;研发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在滞后二期更为显著;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占比与当期营运能力负相关,与滞后二期营运能力正相关,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影响不一致;企业规模在当期和滞后期均表现出了显著性.因此,应优化数据驱动型企业的投资活动,注重研发人员的培育和发展,合理规划企业的研发活动,为企业提供研发支持,加强并购监管.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智慧城市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特征,即只有适度的研发投入强度才能促进企业绩效,而过高的研发投入强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在企业规模约束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U形”非线性影响,说明只有当企业规模跨越一定门槛时,研发投入才能促进企业绩效;（3）在资本结构和资本密度门槛条件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别具有显著的“倒N形”型和“N形”非线性特征,且均存在最优水平区间;（4）新常态下,有效促进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积极影响的重要抓手在于,兼顾研发投入能力和管理能力并重、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保持适中的资本结构和较高的资本密度水平。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跨代创新——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的情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以江苏、广东等地354份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结果显示：以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为主导的代际传承抑制了家族企业创新；企业家社会资本可以削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对处于代际传承中的家族企业而言，创新意愿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和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探索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融合提供了新思路，在回应当前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理论研究悖论的同时，有助于家族企业提高代际传承中的创新水平。在实现个体企业“基业长青”的同时，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     

高管配置、非效率投资与内部控制关系--基于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针对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的治理作用问题,以2010—2013年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内部控制这一视角出发,结合家族企业特征引入高管配置要素,将微观的内部控制与宏观的公司治理结合起来,系统考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且对于高管集权的家族企业,这种抑制作用得到大大增强,反之则抑制作用不明显。此外,当高管由家族人员担任时,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得到显著的提升,而当高管由非家族人员担任时,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显著。     

研发投入、政府资助方式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

新常态下,技术合作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重点研究政府能否通过财政手段有效引导企业提高产学研合作。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发投入、政府支持对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作用机制与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研发投入显著提升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2)研发投入对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存在显著门槛效应,政府直接资助超过门槛,促进作用减弱;(3)中西部地区门槛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引导企业产学研合作需注意资助方式和资助地区。     

政府研发补助、创新人才优势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机制分析

采用中国沪深A股2008—2019年面板数据,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创新人才路径下,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创新人才优势具有影响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相关关系的中介效应,创新人才优势有助于缓解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当期自主研发投入产生的挤出效应;政府研发补助在创新人才优势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研发补助有助于增强创新人才优势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创新人才优势不明显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政府研发补助和创新人才优势对高研发强度行业企业的自主研发投入具有更明显的促进效用。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与企业绿色创新

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门槛变量，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门槛值后，退出威胁的正向作用得以显现。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此外，在机构投资者为抗压型、企业为非国有性质或重污染行业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更显著。     

组织依赖、工作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以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为研究对象

高新技术企业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发人员的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关键,有必要从员工-组织关系的视角,探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组织依赖、工作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组织依赖可分为技术依赖、关系依赖、情感依赖、利益依赖四个维度;其中,技术依赖、情感依赖、利益依赖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工作投入在组织依赖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基于此,提出完善企业技术研发平台、增进研发人员对组织的情感认同和建立组织-员工利益共同体等管理措施。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发布的重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基于非参数回归、OLS估计以及Tobit估计的方法研究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股权性质（控股资本类型）、企业年龄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规模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带来显著性影响。文章认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大约保持在50%～80%左右更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企业间应加强技术创新合作以形成研发投资的规模效应。     

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

采用地级市党报中市委书记鼓励企业创新的新闻报道频次作为地方政府创新激励强度的度量指标,配合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政策效果更多体现在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当中;（3）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未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国产业科技创新与国际竞争力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社会到来,科技创新已成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与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只有掌握详细的科技与创新投资与产出的绩效信息,才能有效进行科技资源合理配置与控制,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一套适合我国的产业科技与创新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科技研发与创新投入面、创新过程面以及产出面等。从定量定性分析可见,我国必须激励并增加研发投资;重视与强化专利发展策略;积极推进产学研的改革,活化产学研互动的机制;积极鼓励原创性研发;协调投资与社会生态化发展的关系,实现社会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环保投资的因果中介效应分析

选择沪深A股2010—2019年化工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因果中介效应分析和门槛回归模型探究环境保护税、环保投资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会抑制我国化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保投资在环境保护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且环保投资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35%;环境保护税与环保投资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前后均会抑制环保投资,跨过门槛值后抑制作用减弱;当前我国化工行业的环境保护税税率仍处于门槛值左端,对环保投资的抑制作用仍处于较强阶段。因此,未来要提高化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要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度,提高企业自身意识并制定相应的激励配套政策。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的 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6~2014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讨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空间相关性弱,创新极化特征突出。从影响因素来看,高科技企业是促进城市群创新的核心因素;研发资本投入、人口活力及公共图书量对珠三角城市群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研发资本投入和高校在学生人数在激励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的同时,抑制了周边城市的创新,而研发人员和外商直接投资既促进了城市的创新,又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创新。     

不同融资路径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多阶段创新的影响研究

目前国家大力倡导创新企业发展,金融支持是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分析银行信贷融资、股票市场权益融资对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采用我国31个省市高技术产业2009—2019年的数据,依据高技术产业创新研发阶段和商业化阶段的不同特征,建立静态面板模型,考察了银行信贷融资、股票市场权益融资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创新阶段来看,在研发阶段,银行信贷融资和股票市场权益融资都对研发投入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作用,从而促进了创新产出的增加;在商业化阶段,银行信贷融资依然显著促进了创新产出,但股票市场权益融资的作用不显著;从融资主体来看,银行信贷融资可以显著促进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力投入,从而促进创新水平的提升,股票市场权益融资只在研发阶段对研发人员投入有促进作用。     

多维视角下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重庆市工业企业为例

在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法研究重庆市企业研发投入效率的基础上,基于多维视角进一步考察研发效率、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庆企业研发效率的下降主要受到技术变化率的影响;企业研发人力投入强度、资金投入规模均对重庆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在重庆企业研发投入结构中,企业资金、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及试验发展对当期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重庆企业研发效率对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研发投入规模与企业绩效、企业资金与企业绩效、吸收经费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均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而对试验发展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作用;重庆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存在滞后效应.     

企业家精神、研发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本文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面板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企业家精神对研发投入和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区域创新绩效(专利申请量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对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研发投入在企业家精神和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来源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呈现差异性,企业和其他来源的研发投入在企业家精神与专利申请量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之间都发挥中介作用,政府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仅在企业家精神和专利申请数量之间存在,国外来源的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不存在.研究结论对于提升企业家精神水平和区域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研发投入、创新网络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赶超发展

研发投入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赶超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是因为受到了创新网络效率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创新是一个非线性、联动的系统工程，创新效率的提高不仅是创新个体努力的行为，更是创新生态系统内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创新网络的构建能够提升创新主体吸收、获取、利用资源的能力，提高研发投入资源优化配置水平，能够将研发投入资源有效转换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赶超发展的动力源。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创新网络效率不高，创新网络效率对研发投入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赶超发展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创新网络效率较低的地区，加大研发投入并不能有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赶超发展，表现出“高投入、低效率”的特征。在创新网络效率较高的地区，增加研发投入能够高效转化为技术成果和经济效益，表现出“高投入、高效率”的特征。因此，应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从“投入导向型”向“效率导向型”转变，从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升级创新载体和平台、构建协同创新体系、着力培养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等方面提升创新网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