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湖到庙堂——论公众情感在刑事裁判中的作用

刑事司法裁判的作出并非是一个完全依照刑事司法规范进行纯粹理性的、逻辑推理的过程,公众情感的合理融入会使裁判结果在合法的基础上更加合情、合理。法官情感与公众情感的对接,法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刑事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都需要刑事判决纳入公众情感的考量。具体到操作层面就需要法官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在司法为民理念的指导下,进行人本主义解释,给予公众情感以合理关照,协调法与情的二元关系。同时,在制度上也要进行积极的创新与改革,如人民陪审团制度。     

网络舆论与刑事司法决策互动的经济考察

网络舆论与刑事司法决策是互为作用和动态的关系。在互动关系中,任何一方都是在假定为理性经济人角色的情形下,在公共领域中的交流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在自身内部同样存在着利益博弈关系。对网络舆论来讲,网络大众的集体行动具有凝聚力是经济性的选择;对刑事司法活动而言,司法主体决策机制的合理构建与运行是经济性的选择。当二者相遇面临利益博弈时,刑事司法主体放低理性的姿态,网络大众收敛感性的冲动,主张平等话语功能才是二者良性互动产生最佳经济性的选择。     

试论合作式司法在中国刑事实践中的发展趋势

合作式刑事司法已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世界潮流.无论从刑事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趋势,还是从我国社会制度和思想根源来看,它都在我国现代刑事司法中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重视本土现有优势资源,消除思想上的传统桎梏,理性把握合作限度,处理好与对抗制的关系,合作式司法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背景下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刑事和解的内涵界定

一、我国的刑事和解不是西方舶来品 对于在我国兴起的刑事和解,有学者指出,"时下我国刑事和解的兴起,固然与借鉴西方的司法和解理念、制度如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等有关系,但刑事和解的兴起主要不是西方经验,而是东方经验."还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刑事司法改革实验,刑事和解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家们倡导下的产物,而是各地公检法机关进行的制度探索."笔者赞同这种说法,从我国刑事和解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的使用过程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和解是司法实践中的轻伤害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的改革,而不是西方舶来品.     

定罪过程导入公共情感机制研究

公众情感的非理性面相使其成为刑事司法警惕的对象。然而,鉴于社会学中情感概念的二维属性,公众情感应当也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个侧面。故将公众情感完全驱逐出定罪过程的传统做法需要重新审视。理论上,刑罚惩罚性的判断基准和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结合共同决定了公众情感在定罪过程中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具体到实践中,应当从制度上与方法上进行规范。制度上应当构建陪审制,方法上推行“反馈式影响法”。     

中外刑事和解实践之概要比较

刑事和解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率先建立起来的一项新型刑事司法制度。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司法实务部门对刑事和解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实践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对中外刑事和解实践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中外刑事和解实践操作既有相同之处,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实践基础上的差异和实践操作上的不同。我国刑事和解实践模式宜采用人民调解模式。     

刑事和解制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反思——以刑事诉讼“习惯法”为视角

如何在刑事司法中实现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与犯罪人回归社会两大目标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政策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不可否认,将和解适用于刑事司法领域,这在我国当前还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在法理上尚未完全厘清,在实务中也存在一定障碍。文章以刑事诉讼习惯法为视角,运用比较法和案例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刑事和解与西方＂修复式司法＂之关系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现实功能之评判以及其未来立法走向之规划问题进行了详实而深入的探究,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     

论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立法完善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无论是在我国整个司法协助体系中,还是在国际合作领域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近几年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发展较快,但是在刑事司法协助的合作范围、双边引渡条约的订立及《引渡法》等国内立法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无法适应我国有效打击刑事犯罪和广泛参与国际合作的需要。因此,应尽快完善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加大立法步伐,完善《引渡法》等有关国内立法,积极推动统一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出台,同时应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刑事司法合作,扩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领域,积极谋求与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双边引渡条约的订立。     

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以价值取向为视角的分析

公正是刑法的核心价值目标。罪刑法定在价值选择上体现了形式公正,刑法解释的最高价值目标是最终实现实体公正。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在价值选择上的偏一性使二者在刑事司法中出现了一定的冲突。但通过对法治原则在刑法自身的价值目标下进行综合研究就会发现二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牺牲最小的实体公正以换取形式公正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的最高理念。由于刑法价值选择的历史性特点,确立当前我国的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的价值取向在我国刑事法治进程中显得至关重要。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倡导与研究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评价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其理论基础———恢复性司法,旨在弥补传统刑事司法的缺陷,形成传统刑事司法与恢复性司法之间相辅相成的流动关系进而使刑事司法制度更能有效地吸纳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纠纷与无序。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既体现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又体现出不起诉制度的司法特点,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我国发达地区法院系统率先试行刑事和解制度,引发了对该制度公平性和合理性的广泛争议。刑事和解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一种刑事思潮,体现了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化趋势,并且在很多国家已经成功的制度化,成为刑事诉讼程序外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结合我国当前司法现状和基本国情,在一些现有的法律制度中融入刑事和解制度基本的"和解"和"恢复正义"的精神,有利于弥补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不足,促进司法和谐。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多维推进——基于事前、事中与事后的进路展开

行刑衔接存在于对涉嫌犯罪行为作出前置性行政执法与后续性刑事司法制裁的过程中,是从多个维度理顺行刑关系来寻求衔接机制的建构。行刑衔接的根本目标在于确保依法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我国行刑衔接的主要困境在案件移送的实际运行层面,即行政执法中有案不移或以罚代刑,行政与刑事对接主体模糊、法律规范理解上的差异以及行政证据转化等方面。理顺行刑衔接机制,应当确立以事前为基础、事中为核心、事后为保障的基本理论维度,在应然层面上应注重改良我国违法犯罪制裁体系中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并存的二元格局。     

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与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借鉴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新方案而进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治理犯罪理念的更新与进步。我国法律允许刑事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而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机关所否定、排斥的命运。由于刑事司法的工具论与刑事司法功能的单一化，导致我国立法存在严重不足，应当借鉴国外恢复性司法的新举措，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司法契合民众需求的理论思辨与实践进路——基于当前司法制度改革的检视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总体上存在着两种明显倾向:一是以西方现代司法制度为范本绘制我国的司法蓝图,二是立足于社会和谐的宏观视野提升司法的社会效果。这两种倾向体现了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不同的建构立场和话语权,但因忽略了民众的司法需求而难以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我国司法制度改革应当立足于民众理性的司法需求和社会现实条件,倡导沟通合作型司法模式,建立以民众对司法的利用率和满意度为基本维度的司法效果评价体系,以及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司法智慧,从而使司法制度改革的成果惠及民众,并赢得民众的认可,在司法与民众的沟通中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从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看法治人格构建

刑事程序法的完善和严密是遏制和防范冤假错案的基本主张和一贯路径,也是我国百余年来追求现代法治的基本轨迹。然而,中国近现代的法治实践表明,不断地建章立制和严密法网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法治效果,在刑事领域甚至还频出惊人的重大冤假错案,而这些冤假错案几乎件件都与司法者的不当行为有关,源于法制不完善者很少。我国刑事冤假错案的频发,与我国法治建设中因忽视人的要素而导致法治目标工具化和法治非道德化有关。西方法治经历了对宗教祛魅并将宗教人格精神引入法治理性之中的过程。我国应当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祛魅,承继其人格精神的理性成分,以作为我国构建现代法治人格之借鉴。     

刑事和解的价值解读

刑事和解,作为近年来刑事纠纷解决的新趋势,它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司法改革者提出的一种新的刑事司法理念.近年来,它引起了我国许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口号提出后,对刑事和解进行研究,更显得意义重大.     

刑事和解制度的合理性研究

我国发达地区法院系统率先试行刑事和解制度,引发了对该制度公平性和合理性的广泛的社会争议。刑事和解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一种法学思潮,体现了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化趋势,并且在很多国家已经成功地使之制度化,成为刑事诉讼程序外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结合我国当前司法现状和基本国情,在一些现有的法律制度中融入刑事和解制度中基本的"和解"和"恢复正义"的精神,有利于弥补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不足,促进司法和谐。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德伦理学中“意志”以及“理性”的复杂含义。实际上,康德并未将理性与情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结合于更加具有统一性意义的“意志”或者“理性”概念之中,或可将其称为意志Ⅱ或者理性Ⅱ,与仅仅包含纯粹理性及其法则的意志Ⅰ和仅仅具备认知能力的理性Ⅰ不同,它们已经蕴涵了以“敬重”为核心的情感要素,即康德所说的“实践性情感”。同时,在围绕康德的“道德动机”问题上,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其真实的分歧并不那么大。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是理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动机,而作为“尊重”的道德情感是其现象性反映,在现实运作中理性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但在逻辑意义上,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确实是在先的。     

现代化治理视域下的刑事政策导向——能动与有限的分野

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当前改革施政的总纲领。法律治理与政策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技术进路。在犯罪治理体系中,刑事政策兼具法律规则与公共政策的双重属性是现代化治理的理性工具。面对现代化治理的具体诉求,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公共政策运行三大方面均表现出良性的助推功用。从宏观叙事到具体用力,我国当前刑事政策在治理情境中不能实施从头至尾的积极考量,而应当严格区分立法与司法两相操作之间的路径差异,在区别对待中努力构造能动之治与有限之治双向分野的刑事政策治理图式。     

国家法制统一视野下民族习惯法对刑事司法的影响与应对——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处理刑事纠纷中发挥着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刑事司法产生着消极影响。在刑事司法体系之外并存着另一个处理刑事案件的系统,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国家法制的统一。需要理性和务实地看待民族习惯法在当下民族地区所展现的能量,在刑事司法中改造和整合民族习惯法,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既发挥民族习惯法的积极价值,又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