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成长的良性环境与涵养探究

依照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市民社会观,应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之运而生发的中国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将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市民社会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于它生发的“历史契机”、“理论指向”与“独特问题”.中国特色市民社会之所以稳步健康成长,在于它独特的良性环境: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扎根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土壤中的中国市民社会,要保持其良性生态环境以继续前行,在其特定历史阶段上需从总体上把握几个主要原则: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国家与社会分离且良性互动;规范并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将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成长与社会结构的优化有机结合.     

结构主义视阈下的中国社会转型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当代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实践中,作为马克思解开"历史之谜"、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社会结构理论不断获得新的发展与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前六十年实践历程显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转轨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经阶段和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阶段。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当代的华丽转换。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采用制度、政策创新等不同的改革策略,促进社会结构优化,推进社会资源配置均衡,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中不断转换必须面临的时代议题。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特点初探

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共同性、更有其特殊性,就根本原因而言,在于与之共生共存的政治国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特色市民社会随着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而成长,着眼于这一背景,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生成过程的构建性、与政治国家的互补性、权力诉求的有限性以及与中国传统的契合性.对之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推进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     

转型时期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均衡互动模式的建构

21世纪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现代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这一两难困境?中国社会转型若要真正摆脱"收放怪圈",走出"恶性循环",不仅要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而且要从学理和实践层面上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均衡互动模式.通过负面制衡,双方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通过正面互动,二者都较好地发挥各自的积极意义.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均衡互动模式的提出,既是基于对西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发展的反思,又是以当代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现实情境为基本依据.在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均衡互动模式实践中,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都应积极主动,有所作为.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论析——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线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可划分为古典主义的、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主义的以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六大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对之加以审视,可以为理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新型关系提供一种维度,从而对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有所助益。     

浅析市民社会成长与现代民主政治轨迹之关系

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民主政治内容与形式走向统一的前提。中西民主政治轨迹的不同,在于市民社会出现的早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社会后果———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将引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纵深发展。     

一部关于和谐社会思想研究的开拓性著作———评《西方古典思想家和谐与和谐社会研究》

作为一种最佳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和谐是人类社会一贯追求的理想目标。在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重要时机．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全面分析当时的形势与任务之后,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强调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成长之相及其出路

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必然的关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步确立,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应运而生。其表现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兴起与热潮,第三部门的出现与快速发展,社会成员公民素质的提高、社会公民性的提升,社会新阶层的出现与被认定等几方面。就当前状况来看,理论研究中的分歧多,发展不平衡,第三部门发育不良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较为混乱,造成了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成长困境。推动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健康发展,使其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贡献积极力量,成为当下社会建设的迫切任务。     

市民社会的培育是实现法治的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 ,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 ,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社会成员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 ,是法产生的基础。现代法治的实现 ,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在我国 ,要积极推进法治的进程 ,就要积极加强市民社会的培育 ,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 ,以构建法治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时代解读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同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问题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神圣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和主要标志,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彼此贯通、有机统一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价值

市民社会观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终结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等同的观念,开创了对市民社会的现代理解。在构建中国市民社会的进程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明晰当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完善社会规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

构建和谐社会是基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和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运动而提出来的,本质上是要在中国构建一个现代理性社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理论资源一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二是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三大理论资源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丰富内容,启示我们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思考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构建中国市民社会——兼论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它的发展、成熟以及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互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市民社会又是民法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就民法典的制定而言,市民社会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民法典的制定必须同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紧密联系起来;反过来对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民法典的制定又是其构建的具体路径之一。对民法典的研究应当保持科学的态度,既要关注社会现实,又要尊重历史。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

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法是市民社会的权利要求,市民社会是近代政治国家和法治生成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近现代国家与法。全面、准确地把握市民社会的生成和法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关系,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建设是有益的。     

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的悠长发展历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之发育、发展、生成始终与西方国家社会转型保持着相互照映的密切关系。其经验、理念中的一般性内容,可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经验参考,可为中国市民社会生成所借鉴。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和当下社会境况,注定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市民社会必将依循一条符合现实国情的道路,即中国社会转型所生发的现代因素催生市民社会的自身发育、市民社会的成长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动力,二者互动发展,共生共强,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共同目标。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

自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沿袭自中世纪的教区管理模式逐步减弱，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活跃于市场的经济团体构建而成的市民社会。这种新的情况使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了近代思想家的关注焦点，并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皆有所体现。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厘清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将有助于我国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国情意识和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研究

国情意识是一个国家、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基本遵循,不仅是考量本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钥匙",更是洞悉未来社会发展态势的"镜子".厘清国情意识和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现实前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路上,要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中国道路的实践起点和认识...     

试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共中央着眼新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决定》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必将极大地增强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的信心.     

论差异性社会的正义逻辑

当前,一个重大的基本事实是:我国已进入一个差异性社会.与阶级对抗性社会、同质性社会相比,差异性社会是一个性质和类型完全不同的社会.人民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上趋于一致,而在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方面不断分化,人群分为不同阶层.把握这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差异特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对象,更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规范理论构建的主要根据.治理差异性社会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差异的正义".这一原则既是"差异问题的正义思考",更是"社会正义的中国思考".坚持"差异的正义"逻辑既需要基于我国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结构状况来真切地认识差异的性质、类型、结构和程度,反思和分析差异的根源,更需要坚守差异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历史性,以良序治理差异性社会.     

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的元素与取向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颠覆:一次是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当中分离出来,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另一次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进行了翻转,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相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源于市民社会因素对于国家、法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市民社会构成了不同法治道路的分水岭,我国因为并不存在独立的、体制性的市民社会力量,必然会选择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然而,参照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理想和目标,以一种发展的视角来看,建构具有我国特点和价值判断的市民社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的法治化进程是有力的推动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