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第二代参与管理与企业业绩下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族企业的重要特征是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家族管理可以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家族成员对于家族声誉和财富的珍惜可以使其更加努力工作,因此家族管理有助于提升业绩。以我国2002—2010年家族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家族成员参与董事会和管理层对于家族企业业绩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第二代继承人难以继承家族创始人的特殊无形资产,因此第二代参与管理与企业业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黑格尔法哲学视域下的家庭伦理观及其现代启示

对黑格尔而言,伦理是人作为主体与现存世界相统一的理念,它作为法的伦理学区别于其他伦理学。家庭是最直接的伦理,它以两性结合为自然基础。家庭成立的标志是婚姻,人格的合一是爱的统一体建立的关键。成长中的家庭以夫妻和子女为成员,他们各具有特殊的伦理性格;夫妻之间、子女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不同的,它们形成三重层次的伦理关系。家庭作为独立的伦理实体具有特殊的伦理规定及规律,因而它既有别于家族又与国家社会生活相区分。黑格尔的理性家庭观对我们如何看待家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凭君挟取传家学 青史贤有后昆良 宋诗的家族特征——以《宋诗纪事》为例

宋诗的家族性特征,非常耀眼。这些家族的成员,还往往结成同一个诗歌社团。由于家族具有超常的稳定性和认同性,所以某种认同的东西如读书和写诗,就很自然地作为一种相当顽固的传统,一脉传承下去。造成这种家族传承,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一种相当顽固的家教意识。作为家传、家教的物质基础,是家中有丰富的藏书。家庭氛围,成员之间相互影响,...     

论家庭成员间的财产关系

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在社会生活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们之间的人身关系,即他们之间因婚姻、出生以及收养等而形成的亲属关系;二是他们之间的财产关系。对于前者,当代世界各国在法律上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而对于后者,则仅对家庭的部分成员——夫妻间的财产关系作了规定。     

论家庭学校社会中的道德教育

家庭生活与道德教育[家庭的机能]由夫妻、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等关系的人们构成的集合体叫家族,由家族成员进行共同生活的单位称为家庭.在我国(指日本——译者),目前的家庭一般具有下面四种机能:第一,经济机能.即家庭起着收入与消费、衣食住的处所的作用.第二,爱的机能.依据夫妻、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互爱感情而把家庭组合成互相亲密友爱的集体,即家庭起着爱的处所的作用.第三,精神休养的机能.通过舒畅的气氛以及和睦的家庭团聚的生活,给家庭成员带来精神上的安适、休息以及娱乐,即家庭起着精神休养处所的作用.     

地缘、趣缘、学缘、血缘:湘军要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湘军集团主要成员之间具有十分牢固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天然的地缘关系,湘军集团主要成员绝大多数来自于湖南,尤其是湘乡与新宁更可视为其集聚核心;二是相近的趣缘关系,湘军集团主要成员尤其是上层成员多为读书人,而且多讲求理学经世,彼此之间趣味相投;三是紧密的学缘关系,湘军集团成员不仅上层将帅多为师生、同窗,下层官兵中具有这一渊源关系者也为数不少;四是亲密的血缘关系,湘军集团主要成员中很多人来自于同一家族,即使来自不同家族,彼此之间也多互相联姻。湘军集团主要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使他们彼此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一支左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军事政治力量。     

“家庭出柜”:影响因素及其文化阐释

"家庭出柜"不仅是同性恋者个人的"私事",也是重要的"家事"。家庭出柜的影响因素包括出柜主体的个体特征、前期铺垫、时机选择、宗教因素以及父母的文化认知和家庭期待等。家庭出柜迫使同性恋者陷于同性欲望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之中。一方面,由于受传统伦理本位的、以"孝"为核心的礼制之约束,家族主义取向下的同性恋子女认为自己不孝,愧对父母与家庭;另一方面,从儒家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相互依存的、关系性的自我观是导致同性恋者与其父母之间产生代际文化冲突的另一根源。孝道、关系伦理、家族主义、文化偏见等这些要素共同导致家庭出柜成为两代人之间的两难困境。     

论家法族规的法律整合作用

论家法族规的法律整合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国法与家法并存，共同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这一奇特现象是中华法系重要特征之一。家法族规作为一种自治规范，规范并调整着家族与国家、家族与家族、家族与族人、族人与族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封建宗法结构的稳固与强...     

金文所见商周宗族秩序的建构

通过商周金文中所见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伯/叔侄关系、在世者与其故去直系祖先关系、宗族首领与宗族子弟关系的考察,可以看出商周时期贵族宗族内部,宗统和君统是合二为一的,亲缘关系的政治化非常显著。但战国之后,这种显著的宗法关系逐渐发生转变,亲缘关系的政治化大为弱化,用于宗主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君臣称谓逐渐消失,君臣关系逐渐固化为国君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等级称谓,这是后世君权发展的必然。     

中国家族企业内部冲突分析

中国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许多冲突,如家族成员冲突、传承冲突以及职业化冲突等.本文尝试以"家族理性"为理论假设,以家族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广义"利他主义"关系为分析对象,来探讨家族企业内部冲突机理.     

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人文制约抑或理性选择?

我国当前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的诸多特征不能归因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制约,而是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主持人)在制度信任缺失情境下理性选择之结果。首先,家族企业一旦由家庭、家族生成之后,由于受企业场域逻辑的要求以及市场理性的制约,在治理模式上更加理性化;其次,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一种契约,“自己人”关系更加理性化;再次,在获得一定的信任后,“外人”也能成为“自己人”,这也是家族企业用人模式的另一“理性选择”;最后,家族企业的文化解释的效度主要体现在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和代际转承上,而家族企业治理层面上的其他诸多特点并不是文化制约之结果。     

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家庭组织形式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广大的农村是以家庭作为最基层的社会经济单位进行生产消费和生活的。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在此种家庭社会经济单位中,形成了一种“同居共财”的家族组织形式,它以父系血缘关系而联结起来,数代同堂,成员多达百人乃至千人以上,在时间上绵延几世、十几世,长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久,对于家庭的财产,实行统一管理,家族组织的成员不得蓄私财,不得分家析产,实行私有制基础上的共同所有。我们知道,从原始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父系血缘的     

魏晋南北朝家庭与家族、宗族关系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日常生活中,家族、宗族内部定期或不定期的集会是族内各家庭之间联系的主要形式。在战乱时期,在家族、宗族中有实力、有影响的家庭的领导和感召下,家族、宗族对个体家庭的凝聚力大大加强。经济生活中的赈恤,也体现了家族、宗族内部各家庭之间的联系。     

论后现代主义发展观

在西方后现代家族成员之间,歧异性远远要大于它们的相似性。后现代发展观在人的发展问题上,强调创造性的发展观;在经济发展方面,强调稳态经济,认为稳态经济是治疗增长癖的后现代良方;在农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强调生态性和有机性。     

土家族村落家族文化的伦理精神述论

家族伦理是调节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地处湘鄂渝黔边的土家族在村落社会秩序的发展中,其伦理精神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保障直接影响着土家族内部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发展。尤以崇力尚武和儒学影响下的"孝"、"礼"观念为基础的伦理精神,在家族习惯法的规范和调控下,对于维护土家族村落稳定、促进村落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西班牙天主教文献中的郑成功家族故事

17世纪西班牙天主教会曾经多次派遣传教士进入当时郑成功家族控制的东南沿海地区传教,尤其是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文度辣等人,更是深入郑氏家族内部,与郑氏家族重要成员有过直接接触,基本上可视为是同时代郑氏家族兴衰的见证人。他们在华传教期间,撰写了不少反映郑氏家族内外活动的书信报告,其内容涉及郑氏家族与马尼拉的早期关系、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的交往、郑氏家族经营安海的情况、郑成功的抗清活动等,内中不乏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透过这些弥足珍贵的西班牙文资料,有助于学术界深化郑氏家族史与明清易代史的研究。     

家族控制的困境——基于广东中山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家族控制在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本文基于100份调查问卷,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机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家族控制的负面效应高于正面效应:首先,强化家族股权的控制将有碍于家族企业的发展;其次,提高家族成员在高层管理团队中的集中度未能显著地改进企业的绩效;再次,家族企业主的授权策略有助于改进企业绩效,尤其是在大型企业,而关键岗位用自己人这一控制手段并没有显著作用;最后,家族成员对资金、采购和人事环节的控制并没有对家族企业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如果将市场业务交给熟人来控制的,则将削弱企业的市场盈利能力。     

仫佬族文化传承中的三元动态结构

仫佬族文化传承是由各层级学校、社会(政府)和村组(家族、乃至家庭)在自动和互动中所完成的功能叠加过程。其中,学校作为传承的纽带,在精神文化建设自动的同时,在功能上还与社会(政府)和村组(家族、乃至家庭)发生着融通与帮扶的关系。社会(政府)作为传承的统筹,在制度文化建设自动的同时,在功能上还与学校和村组(家族、乃至家庭)发生着指导与扶持的关系。村组(家族、乃至家庭)作为传承的基础,在物质文化建设自动的同时,在功能上还与社会(政府)和学校发生着响应与配合的关系。     

农民进企务工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对青岛海尔企业农民工的个案调查

农民离开土地进企务工现在是越来越多,对于这些农民工,特别是已婚农民工来讲必然存在着以情感和权威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的变更,这种家庭关系的变更向何方向发展,取决于家庭中成员个人的资源增减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因素的碰撞。通过调查这些变更状况及相互影响的变更过程,可看到,以情感和权威为基础的新型农村家庭关系正在这些农民工的家庭中形成。     

贫富差距与当代中国阶层关系

调整阶层关系是新时期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增加了调整这一关系的难度,并在利益差别的基础上形成了四对显性社会矛盾和三对隐性社会矛盾。四对显性矛盾是：各高收入阶层与各低收入阶层的矛盾、各高收入阶层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各低低入阶层中的部分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某些低收入阶层之间的矛盾。三对隐性矛盾是：社会经济利益差别与政治一体化之间的矛盾、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对现行体制和政策满意程度之间的矛盾、精神文明建设与贫富差距造成的观念情感"壁垒"之间的矛盾。目前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实现,都包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之中,因此要在现代化和改革的旗帜下建立各阶层巩固的政治联盟。同时,解决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必须有新的思路,即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要采用过渡性的方法;对于新型社会矛盾要采用新的方法;对于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要超前探讨解决的思路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