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自然社会”: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与规范构成

对于《自然社会》关注的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秩序问题,自然状态、自然法与建国契约是三个主要环节。对该书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自然状态与人性论,自然状态的道德性质,以及政治社会与规范秩序的奠基关系。自然状态学说通过自爱与社会性建立的自然社会性是理解现代社会道德关系的出发点。在考虑现代社会丰富和充实这一道德关系的努力之前,应当先理解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的。从这一自爱的社会性出发,《自然社会》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理解为道德空间乃至法权状态,但并不同意这一空间是具有内在道德尺度或客观道德科学基础的规范性秩序。作为现代国家规范性基础的道德尺度是与政治社会同步奠立的。     

“良好秩序”社会的选择与伦理意蕴

秩序社会强调的只是社会运行所具有的稳定、有条理的外在特征,它并不内在蕴含伦理的规范性要求。良好秩序社会则在强调有秩序的同时,也重视在社会生活中对个体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的善＂的提供。良好秩序的选择不仅对于个体生存和发展具有保护性和发展性的双重伦理价值,而且它也是社会整体进步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     

中国市民社会与私法制度的双向建构

中国的市民社会具有成长的受监护性、价值的非主导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属性,并在私有财产保护与权力抗衡、自由权利追求与社会公平的重新定位、私法自治与自主平衡秩序、公序良俗与社会伦理基础等方面与私法制度形成了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这不仅奠定了私法秩序的基础,也促进了中国法治道路的渐进主义走向。     

伦理的开端与公共伦理的理性基础

每个人都是首先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保存自我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因此"我是我"是个体生存的最初原则.然而,由于这一原则的主观性和非社会性,使得它与人类的现实本质--社会性相悖谬.因此,它必然要上升为"我是人".正是由于"我是人",使人类开始了伦理的生活,也使公共伦理有了现实基础和基本原则.本文通过"我是我"到"我是人"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推演,从"感性的人"到"理性的人"、"从个体理性"到"公共理性",从"抽象理性"到"现实理性",揭示了伦理的内在原点和公共伦理的理性实质,彰显了埋藏在人类公共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逻辑线索和内在规律.     

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作为德国社会学的两位奠基人,滕尼斯和齐美尔奠定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现代伦理生活格局。伦理世界观的分流源于他们各自对时代处境的体验以及对思想史的独特解释。从近代自然法的角度出发,滕尼斯的社会伦理的核心是重建政治社会的秩序与风尚,一切价值最终都要融入社会;与此相反,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从一开始就以对社会伦理的批评作为前提,他将超越社会的个体生命视作伦理的目的,对他来说,生命不仅意味着身处社会之中的个体具有饱满个性,而且从自身孕育出客观的、适用于他自己的伦理责任。从帝制时期到魏玛时期,德国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交织与合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德国社会学史的清晰主线。     

德性养成的价值分析

德性养成的价值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德性养成的个体价值即人格价值,另一个是德性养成的社会价值即人生价值.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外化.德性养成的个体价值主要是指德性的人格价值或人性价值.德性作为人格主体自身的价值,决定了德性是生命价值之源,这是德性内在价值的根本所在.德性养成的个体价值使人性更加完善、人格更加健全、交往目标更易达成、自我价值更易实现.德性养成的社会价值推动了社会实践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和谐与秩序的建立.它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成就个人与成就他人、成就人类与成就自然、成就身体与成就心灵、成就德性与成就幸福的统一.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市民社会与人的尊严之内涵演进的统一

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的尊严是指人特有的高于其他物种的尊贵与庄严,它在本质上是与人同在的一种道德权利.作为人权之一部分的人的尊严的保障离不开一定的现实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历史演进离不开其与国家的复合与分离.人的尊严的概念不断凸显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市民社会不断发育并逐渐摆脱政治国家支配与控制的过程.     

罗尔斯顿的生态价值观——一种自然主义的价值理论

罗尔斯顿的生态价值理论来源于一种有机哲学,它是怀特海创造性理论的一种延续和发展,坚持最高的价值乃是一种自然价值,而自然价值又是被生态系统的创造性所实现出来的,即创造性是存在于生态系统本身的,而系统价值作为一种核心的价值也要高于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这是因为生态系统的价值是在充满创造性活动的那种自然界中实现的,它不仅是个体有机生命价值的总和,而且还是大自然的全部.     

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

李猛的《自然社会》是近年来汉语学界研究现代“政治”秩序的一部界碑式著作。此处所谓“政治”,既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更包括人性、道德、社会和法权等多种秩序。本文认为,《自然社会》的核心是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深化,亦即孤独的现代个体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包括家庭、社会、道德和国家在内的多种共同生活形态的实质及其内在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讨论以下几点：一是鲁滨逊式的孤独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可能;二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霍布斯那里孤独个体的微妙差别对于理解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不可或缺;三是霍布斯式的个体形象指向一种新的现代人拓展自身人性的可能;四是自然法秩序所塑造的人性为现代国家的确立提供了道德动力。因而,本文认为,现代精神的发展尚未穷尽自身,只有更充分地理解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把握自身的处境和命运。     

生态伦理:对传统伦理的拓展与超越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呼唤思想道德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无论中西,传统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是社会人伦秩序与个体品德修养的统一,是关于人的价值判断或意义规定,它包括规范准则、风俗习惯、品德修养、善恶评价等内涵。而生态伦理道德作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中应运而生的一种革命性伦理思想,旨在为当代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一个广泛的伦理公式和可靠的道德基础,其首要特征就是扩大了人类的道德责任范围,将道德关怀的视野拓展到整个自然界,研究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以及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它在对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的把握上则表现出了更深邃的视角,其所强调的公正原则不仅包括了代内公正,还包含着代际公正;不仅包含了男女公正,也包含了人地公正,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实现了对传统伦理的超越。     

论科学的伦理价值选择

伦理价值对事实认定的选择性表现为"纯"事实,即"是其所是"的抽象之所以可能,是受一定社会伦理价值的认识目的和伦理价值机制亦即"应是其所是"所中介或选择的。从科学史上看,科学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总要受到一定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的需要及其满足和科学研究传统的伦理价值的选择。伦理价值主体的意志自由对其科学自由具有选择性。从道德认识论视角看,科学理论研究主体的自由意志是一种思维的理智,是通过思维把自己作为本质来把握,从而使自己摆脱偶然。从道德社会学的视角看,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任何一个科学理论研究主体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而首先以作为担负着一定的社会道德责任的主体而存在。伦理价值对于科学的选择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中国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的一种分析路径——中国的现代性启蒙

启蒙就是要促使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激发人的无穷想象力和无限创造力,真正确立起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目前,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就是要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参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确立社会成员个体独立的法权状态,促使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从而为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创造条件。     

“社会资本”概念的缘起与界定

资本概念原初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术语,特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出,扩大了资本的内涵,资本成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但社会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特殊资本,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上,它除了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客观性、无形性、生产性和非均衡性。社会资本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其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一般来说经济资本比较容易转化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不是相反。     

论孝之形而上意义

论孝之形而上意义○肖群忠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是一种“善事父母”的日常伦理意识、规范和实践,而且,它还具有对祖先崇拜、追求永恒的宗法性、人文性宗教意义,另外,它还是中国人珍视生命,保护生命的哲学意识的体现,同时,孝作为人类内发而自然的至诚之爱是中...     

《周易》生态伦理刍议

创建生态文明,不仅需要关照自然的意识,而且需要注意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这种要求,已在《周易》中有所蕴含。从整体主义看,《周易》通过卦爻变化来构造不同卦象,以期达到对于世界万物及其变化的整体构造,不仅承认世界上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的价值和生存权利,而且自觉地把顺天的仁爱之性发扬光大,因此成就了一种广阔的生态伦理拓展;从多元主义看,《周易》是以对人生、社会以及自然的体悟来参透万物之状,强调的是如何思考作为主体的"人"的位置,以及如何理解"人"与其所处的"世界"的关系;从政治伦理看,《周易》通过对天地万物内在价值的肯定,示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主张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无论是整体主义、多元主义视角还是政治伦理视角理解《周易》,贯穿其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线索是"生生之为易"。这一思想线索使从生态伦理向生态价值理论转换过成为可能,当然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

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价值,自由与秩序互相依存,这根源于它们各自内在的价值限度。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自由一般被具体化为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结构,秩序一般被具体化为一种法治结构。在法治的结构框架内,人的自由权利与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了统一,社会政治系统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自由与秩序的互动共存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这里应强调的是:社会政治稳定是作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自由与作为法治结构的秩序进行互动的结果,也是这种自由与秩序和谐共存的状态。伴随民主政治的兴起,社会政治开始从权威结构秩序向法治结构秩序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政治稳定依赖于权利与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获得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对于社会政治稳定来说,这种动态平衡关系是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关系的逻辑延伸。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自然能成为伦理主体吗?--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几点质疑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伦理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自然万物能否成为与人一样的伦理主体,从而具有与人一样的内在价值、权利与尊严的问题.本文认为,正是不合理、非正义的人类社会制度决定着自然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公,正是剥夺者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看不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不从社会内部的制度改革和伦理关系的合理调整入手,让所有的人都能享有平等的人性尊严,而热衷于无原则地谈论"生态伦理乌托邦"式的"自然尊严"、"生态中心",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误导,它有可能产生人与动物之间尊严颠倒的现象,而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却无所助益.     

“宗教礼物论”的可能性：礼物与宗教的内在联系

本文认为，“宗教礼物论”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理论视角，它以莫斯等人的礼物理论为基础，探讨宗教现象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在述评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礼物与宗教的内在关系，进而分析礼物理论与宗教社会学的亲和性。文章认为：首先，礼物与宗教是双向关联的，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宗教现象中蕴含着礼物逻辑，而且宗教为礼物的内在价值提供了神圣性的基础；其次，礼物和宗教都与社会团结的法则直接关联，这一点体现在两者共通的自愿式义务性上，两者既融合了情感性联系和工具性联系，也融合了相互性伦理和等级性伦理；最后，“宗教礼物论”的优势最可能体现在对宗教之“非自主选择性”的分析上，而它的潜在挑战则主要在应对社会变迁与价值倾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