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价值

五四时期,周作人倡导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并强调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价值,这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可谓是不谋而合,从而又凸显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独创性文化价值。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性品格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核心是回到儿童本位,尊重儿童独特的个性,这种儿童文学观明显地具有现代性的品格。其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周作人儿童文学观是在对传统儿童非人生活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强调儿童独立的个体地位和儿童教育价值标尺的重建;是在凸显儿童个体地位的基础上,坚定把守儿童本位和维护儿童生命尊严;在科学知识的背景下,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意义的儿童文学理念。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论略

周作人最早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并将其应用于儿童文学理论建树、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译介等方面,这在现代中国起到了首创和引领的作用,具有了一定的进步性和系统性。然而,由于自身人生价值观的影响,又使得他的儿童文学观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给儿童文学的发展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安徒生童话与周作人童话学研究

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重要言说资源,而其中堪称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经典之经典的安徒生童话,更成为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先驱者周作人最重要的研究资源。安徒生童话对周作人童话理论在童话起源、童话分类与童话创作论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文本言说作用。     

李贽思想在周作人接受过程的近代演进

对李贽思想的接受过程是中国文学思想近世化演进中的一支重要脉络,"五四"则是这一演变脉络中的凸现环节,而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又是立于其峰颠的典型个案.本文通过分析周作人对李贽文学思想的接纳、变异这一个案,探讨李贽思想在被接受过程中的演进轨迹,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观来自西学与中国传统,而传统多于西学,传统中又以李贽的影响最为有力.李贽的人学观直接促成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李贽的文学表现童心说,促成了周作人文学是人的自然天性表现、且以表现之自然为美的文学思想.周作人发现了李贽人学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并用西方科学化、人本化融释李贽思想,使之在周作人这里进一步世界化、近世化了.     

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关于中国大自然小说的思考

"大自然文学"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和现代性文学语境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和形态.在中国,则是以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大自然小说为雏形.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小说八十年代以"自然、土地与人"为题材、主题的"寻根小说"只能被视为准大自然小说.当代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小说脱胎于儿童小说.从儿童小说到大自然小说的演变、转换,其内在机制是儿童文学作家的传统儿童文学观向现代儿童文学观的嬗变.大自然小说开拓了当代小说创作新的领域,显示了新的小说美学原则.进一步培育、发展.可望在小说创作方面建立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     

论现代性视野中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

五四时期确立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发轫,它既基于成人与儿童的"二分"式想象,同时其本身也表现、制造和强化了二者的分离。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本位论,从儿童身份的本质论界定、儿童学作为方法论基础以及儿童天性与文学教育之关系等维度赋予了这一理论以普遍性内涵。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而言,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既是救赎,也是枷锁,应将其历史化、对象化。其前提性假设亦应引起我们的批判性反思。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困境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外来文学影响和自身意识逐渐成熟共同作用下的"风景发现"。从西方儿童文学、人类学等"外面"接受而发现儿童文学,存在着理论"损耗"和"变形",作家往往会依据现实需要和传统习惯调整接受维度。由童年体验所导致对传统儿童文化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构的现代儿童观则深刻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从"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从"儿童问题"到"儿童文学",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与现实"文化革命"相关,呈现出"为儿童的文学"的典型特征",儿童本位"的文学观念始终未能确立。如何处理"现实性"与"儿童性"的平衡,是影响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困境。     

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

中国儿童文学从清末民初开始萌芽,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诞生,其儿童观与文学观的树立,经历了由政治认同到本体认同的过程.在其发生过程中,启蒙思想始终推波助澜:政治和人学思想的变革推进了对儿童地位和特性的深入发掘,美育理念的推行则催生和强化了儿童文学的审美品性.现代儿童文学既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同时也担当着启蒙的重任.     

论周作人的审美个人主义——兼及对其评价史的考察

基于"五四"以后周作人文艺观的思想实质,本文用"审美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来指称,并进而考察了周作人的审美个人主义所衍生的批评观、文学史观、生活观等思想形态的理论内核与发展逻辑;同时,结合各个时期人们对此的不同评价,本文呈现了这些思想形态被现代中国文坛接受与拒斥的状况,并从思想史的层面探讨了周作人审美个人主义的理论资源与历史意义.     

从功利到审美:周作人散文的语言观建构

周作人散文的语言观建基于古文、口语、方言、欧化语的取舍、调和与建构之上,他的散文语言由明白实用的功利性走向雅致审美性,由日常语言转化为文学语言,阐述了现代散文语言的审美要求和美学构想。通过现代散文语言观的建构,周作人完成了他自己"对于国语的希望",即"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使中国现代散文这一独特的文体不但保持了中国传统散文言近旨远、韵味无穷的审美内涵,同时具有了活泼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生命力。     

周作人之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窥探

周作人之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把儿童文学纳入新文学的宏观建构中;二、对＂言志派＂与＂载道派＂两大新文学源流的批判性反思与鉴照;三、潜心于＂冷落冲淡＂与＂逸趣横生＂的散文风格创作实践。概而论之,周作人之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强而有力地标举和昭示着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应当在＂古典＂与＂现代＂的持衡中获得新生的重大命题。     

罗素对周作人“非宗教”思想的影响

在周作人早期思想研究中,罗素的影响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详细地考察了罗素的"非宗教"观、自由教育思想以及闲适观对周作人的影响。"五四"时期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非理性宗教情绪的批判、对形形色色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警惕、以及对自由闲适生活的重视等均与罗素的影响密切相关,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周作人的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和研究他后来的蜕变及思想的复杂性。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

五四运动前(1918年),《新青年》率先刊登了探讨儿童、妇女问题的文章。之后,鲁迅、胡适、茅盾、郭沫若、陈独秀、郑振铎、沈尹默、叶圣陶、刘半农、夏丐尊等人都积极投身于儿童问题的研究,或撰文研究儿童心理学(如陈鹤琴),或撰文探讨儿童教育(如胡适),或研究儿童用书(如夏丐尊)。出版界开始出版了一些适合儿童阅读的童话故事,它们大多是郑振铎、唐小圃、孙毓修、沈德鸿等人根据外国童话、民间传说及中国古典文学改编的,对于救助从来没有自己读物的儿童来说,无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仅靠改编,仍然不能解决中国儿童没有自己的文学的问题。当时的思想先驱们敏锐地认识到,只有创作儿童们自己的文学,才是改变中国儿童成长的道路,胡适、郭沫若、鲁迅、周作人等,都提出了“为儿童的文学”的主张。“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创作的路”的是叶圣陶,而在儿童文学理论探讨中最为积极、影响最大、为中国儿童文学奠定理论基础的,除鲁迅之外,首推周作人。     

试论周作人历史轮回观的三维形态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一个独特而典型的标本,在其复杂矛盾的思想构成中,历史轮回观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轮回观在不同的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内涵,周作人的历史轮回观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叛徒”的批评策略,“隐士”的文学思想,“汉奸”的历史逻辑。历史轮回观一方面成就了周作人,另一方面也毁了周作人,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知识观重构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学逻辑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有赖于以“人学”为内核的现代知识观的重构,这种重构集中体现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两个层面上,是朝向“中国”“儿童”与“文学”的现代革新。对于“儿童文学是什么”的元问题,存在着“发现”和“发明”两种知识依据,牵连出“本质论”与“建构论”两种发生路向。儿童文学“不可能性”的提出并非否定其知识的合法性,而是因儿童与成人分立的知识集而引发的认知界限的质疑。不过,在知识传递中这种成人话语的强势绽出,遇合了以思想优胜推导儿童文学发生的逻辑机理,也助益了知识观的重构。新文学知识观的重构为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人学资源及认知装置,而儿童文学的发生又参与了人学知识观重构的现代工程。这种双向发力的机制,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周作人儿童教育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儿童”热,这场运动的先驱们不同程度地,几乎都论述过儿童问题(儿童的地位和价值、儿童的心理及其发展,儿童文学、儿童教育等)。因此,关心儿童成长,正确教育儿童,造就新的一代,才是改造中国国民性,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任务。 周作人是一位较早且终其一生地关注、研究儿童问题的思想家,在儿童身上,寄托了他的文化理想,有关儿童的论述成为他的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周作人的书话散文创作及其在当代的传承

书话散文创作在周作人的中后期散文创作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类散文隐藏着他一生中一以贯之的两个主题:"爱智"与"别择".这两个主题的贯穿与发挥,造就了周作人书话散文的独特魅力,也开出了20世纪主流散文之外的另一支脉,使得中国现代散文艺术的发展更趋向于多样化.     

论“童心论”批判

"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它使五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现象达到了新的狂热程度。在对"童心论"的批判中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童文学观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儿童文学观即"童心论"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将陈伯吹的文章和作品上纲上线,是一场非正常的文化批判。仔细审度这场批判就会发现,批判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无法辩证看待艺术创作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因素,更是一场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对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理论和思想的肃清和批判。正确认识这场批判,挖掘"童心论"的实质和价值是对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有效探索。     

周作人的“自我观”探析

童年自我的自性不足,孱弱无助,使得周作人一方面对于世界和他者是隔膜和拒绝的,但同时又激发起他对世俗幸福的执着.因此,追求自我与他者、与世界的和解,也是自我与自我,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的和解,从而实现一个健康圆满的现世人生,是周作人的理想自我.但是,受童年自我局限性的影响,周作人在实现自我与他者、与世界的和解时又要求双方爱的相互性,而当这个相互性被破坏时,自我便又重新回到狭隘封闭的状态中去,从而使自我实现的理想破灭,这是周作的人自我观的内在局限.该文拟从童年个体生活经验和文化影响两个方面揭示周作人的"自我观"的成因并对其内涵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