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利益表达途径的历史考察——基于国家和乡村关系的视角

在中国的皇权社会,农民没有与国家权力之间进行沟通的直接通道,而形成以乡绅为主的乡村内部利益协调机制;在民国及国民党政权时期,由于国家规模的扩张远大于其财政能力,因此国家政权的下沉导致了"经纪型体制",催生了乡村"赢利型经纪";在解放后的人民公社时期,采取的是"集约式乡村动员机制"的利益表达参与机制,农民的利益表达被虚化和隐蔽;在当前的村民自治时期,形成了包容性较大的多元化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但存在表达渠道不畅和欠缺等问题,仍有很大成长空间,因此当前情况下需要不断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社会资本: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个新视角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学者建议鼓励农民合作以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农民合作中,理性算计的农民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无法克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等行为。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前提,使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以及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内涵与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引导和鼓励资本有序参与乡村振兴,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随着农村商业体制改革,资本下乡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再到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基于资本、农户、政府的不同逻辑,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能为长期缺乏资本投入的“三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结构;能使农业生产、农村管理、农村营商环境面临整体性再造,带动原子化空心村向特色产业村转变;但也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遭遇土地流转、生产组织、资源环境、经营风险等问题的挑战。乡村振兴要发挥资本积累动力,排除资本的负面影响,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厘清政府 企业 农户关系,构建差别化的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准入和动态监管,构建严格的下乡门槛;通过投资方向、投资模式和投资渠道的科学指引,构建清晰的下乡边界;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构建可靠的下乡保障,从而激发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更好地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高。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而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当前典型的农民集体行动,其效率提升取决于乡村社会资本。从乡村社会资本维度来看,安徽省桐城市F村诚直为本的乡村社会信任、忠恕仁义的乡村社会规范及拓展的乡村社会网络是村民低成本、高效率自主修路的关键所在。     

现代农业进程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建设——基于豫中L市涉农企业参与农地流转的调查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和必经的历史进程。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土地与资本的结合不可避免。当前各地通过涉农企业发展现代农业,农地流转是关键,也是矛盾的焦点。伴随资本下乡,乡村社会容易形成资本和基层权力的利益链,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为各取所需所采取的某些行为,严重侵害了农民的财富保障安全和财富增值权益。从根本上来看,农民权益受损的关键是保障机制的缺失。为此,应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形成农民利益保护的长效机制;以社会化服务为基础,形成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机制;以基层民主为主导,形成维护农民利益的保障机制。     

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振兴模式选择

资本下乡具有现实的实践需求、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资本下乡不仅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还必然受到诸如政府动员逻辑、村社自治逻辑以及农民自主逻辑等非市场逻辑的影响.在国家政策关照和政府指导下,城市资本与乡村社会开展了自主经营型、内外合作型和项目运作型等村企合作实践.然而,资本下乡始终脱离不了农民权益保障这一核心主题.借助"理想类型"研究范式,构建出政府归位、市场到位、组织补位和农民主位的"四维一体"乡村振兴模型,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民组织化、保障农民财产权利、完善村企合作治理机制,进而实现村级自治组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城市资本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平衡.     

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秩序的再造

阐释了资本下乡从事农地规模经营的实践过程.资本下乡前:乡村形成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具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两方面的特征;初始阶段:对乡村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形成冲击,开始重构农地流转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中期阶段:下乡资本通过与地方政府、乡村精英等多元利益主体结盟,构建复杂的庇护关系网络,掌握制度变迁的方向,从而在农地经营收益和政策补贴收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形塑新地权秩序的主要变量;分化阶段:资本下乡沿着新地权秩序瓦解、地权秩序再调整和新地权秩序确立三个基本方向演化发展.研究探索和完善下乡资本与农民家庭分工合作的农地经营模式,以期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推动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稳步持续提升,利于留守村庄农民获得一份务农收益,减少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的阵痛,并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无限可能.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沿革:基于公共选择视角

利益协调与激励兼容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从公共选择视角,考察近代至今的中国乡村发展建设与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发现:在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必须注意政府与农民的良性互动,注意解决二者的利益协调和激励兼容.这一结论意味着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应注意解决公共投入与农村居民的公共需求的匹配问题,应将强化乡村治理的组织资源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并且积极培育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资源.     

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与基层善治路径

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村两级机构关系异化、村民委员会的自主性趋弱、村民原子化状态突出、农民在政治沟通中的作用逐步萎缩等困境。社会资本作为重构成员关系、增进共同体利益的组织网络与规范,有利于构建顺畅的群体之间及向上的沟通机制,培育农民的责任意识,引导具有公共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的形成,同时能够强化农民的团体合作意识,增强群体竞争力。增强基层治理中村级组织的自主性和责任感,规范村民的自组织行为,强化政府对基层治理事务的法治规约,有利于发挥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达致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完善。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完善

要发挥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作用,关键要真正落实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话语权。注重农民的利益表达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农民利益表达组织缺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以及利益表达权利意识缺乏使我国农民利益表达非理性行为大量产生。为了维护农村的稳定,保障农民利益的实现,必须注重农民的利益表达,提高农民的利益表达权利意识,加强农民的自身团结,拓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保证他们的利益诉求通过合法的形式来表达。     

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与出路:协商民主的分析视角

农民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是观察农村社会矛盾及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当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及利益表达参与机制的缺失等种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及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培育农民协商民主意识、构建农民利益表达的平等协商机制、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化程度等是解决农民利益表达困境的适宜选择。     

农村社会网络发展及农民互联网使用现状研究——基于豫北H县农村的调查分析

本文根据对豫北H县的调查,分析了当地农民的网络使用情况、农村网民的学历层次、农民对信息的需求类型以及农民利用网络表达利益诉求的需求,基于对该地区农民的调查并结合社会网络的发展和相关理论研究的背景,阐述乡村社会现存的问题。政府在网络时代下管理乡村社会中应该注意利用网络对空间上分散,思想上价值多元化的农民的管理与引导,基于目前乡村网络的发展和使用状况,应该以积极建设和主动引导为主。     

基于多物理场耦合的夹心式压电换能器优化设计

通过对广西周村的大规模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发现大规模土地流转使农民阶层分化经历着由无区隔向区隔化重构的变动过程。在土地流转前,农民根据土地规模和职业分殊自然地分化为有机衔接、无区隔的各阶层。乡村社会存在着一种“去阶级分化”的机制,村庄社会结构保持稳定,乡村维持着有秩序的善治。土地流转后,农民阶层分化出现了区隔化的重构,村庄社会本来隐没的不公正感突显并形成了较强烈的阶级意识,快速更替的村庄社会结构也将乡村治理带入困境。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高度重视国家、资本与农民三方利益关系的平衡以及农业转型和乡村社会的关系。     

小微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困境

通过对西南地区S省W村的微观案例进行分析,讨论小微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原因,提出未来可能的路径。研究发现,在实践过程中,小微企业与乡村内部各主体间的行动逻辑、具体目标并不完全一致,面临着权力分配困境、商业逻辑与乡土社会的融合困境以及目标冲突困境。究其原因,当强势资本遭遇强势乡村时,村庄原有的利益结构被打破,而未能建构起新的“资本 乡村”利益联结机制。因此,需明确小微企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和定位,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使各方成为互嵌的融合体。此外,还应引导资本、农户和村集体深度融合产业链要素,促进“资本 乡村”新利益结构的形成,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     

农村制度变迁中的农民利益诉求——从杜赞奇“经纪模型”视角的考量

当代中国农民的利益诉求，始终是倍受关注的问题。伴随时代变迁，改变的是农村利益表达与实现的方式。本文从美国学者杜赞奇“经纪模型”理论入手，探讨曾存在于中国乡村的“中介人”现象。文章认为我国在实现民主革命的进程中，通过摧毁乡村“中介人’阶层，使国家权威深入乡村，巩固了新政权。但在其后的制度变革中，忽视乡村“中心”力量的培育，致使乡村缺乏多元利益代理的博弈，造成国家直接面对乡村的紧张。     

信访作为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存在的问题及消解路径

信访是农民重要的利益表达渠道之一,因信访的间接性、信访现实运行中的政绩观错位、信访协调性的缺失及信访执行权力的缺位使信访在表达农民利益过程中出现一定问题。为了维护农村的稳定,促进农村和谐,实现、维护和增进农民的利益,保障农民利益充分表达,必须主动下访,了解农民原生态利益表达要求;积极利用电子信访,降低农民利益表达成本;加强信访协调,提高农民利益表达效能。     

城中村农民利益表达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面临着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呈上升趋势、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等困境,政治制度建设滞后、城中村农民的政治素质低、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是城中村农民利益表达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必须从健全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城中村农民的政治素质及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入手来提升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水平。     

多维理论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

本文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适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正式制度和乡土制度的博弈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一个乡村制度框架保障;通过改造和升华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大力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现代社会基础;通过多中心治理体制促使同时满足乡村公共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善治体系的形成.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