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教化”必先“课百官”——苏轼教化思想论

加强民众教化、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是从古至今统治者及文人学士都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苏轼在《策别》中,不仅反复论说社会教化是固本安民的重要国策,提出使民"安于为善"的教化目标,还明确指出要想达到有效的教化效果,必须首先"课百官",并具体指明"课百官"的重要意义及教化手段。这些"课百官"的具体手法既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又有现实的借鉴作用。     

两宋时期社会教化的新方式

两宋自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后就加大力度重视社会教化,经过长时间的教化实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教化体系,并发展了一些全新的教化方式,主要通过学校、地方官员、长者、乡规村约等实施引导社会教化。这些方式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教化民心。     

南宋理学教化方法浅析

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道德水平却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呈正相关发展,社会教化问题突出。南宋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教化方法值得我们关注。本文从南宋理学教化实施的社会背景出发,论述了理学家身教、自化、外部强化三种教化方法,并揭示出其教化方法的三方面特征：教化对象主动化、教化范围扩大化、教化内容世俗化,丰富了对南宋理学教化的研究,对当代社会教化方法的探索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苏轼的“以人论书”观——兼论“切时如需”的书学思想

苏轼的以人论书观强调人品与书品的对应性,同时又重视二者的辩证关系。他的这一书学思想是他在儒家知人论世思想的影响下并在继承欧阳修书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批评观是根植于苏轼的人格哲学思想中的,体现了他对书家修养的高度关注,也反映了宋朝统治者的挺立士风的时代需求。苏轼的以人论书观虽然影响广泛但其也有历史局限性,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封建伦理教化的意味。切时如需的书学思想要求书法创作要满足社会发展和时代的需要,书法家除了需要具有良好的书法艺术修养之外,还需要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人论书与切实如需两种书学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对今后书法的发展和书家的成长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苏轼对待“小人”的态度及哲学依据

秉承儒家传统文化精神的陶铸,苏轼自小养成了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君子人格,对损人利己的小人深恶痛绝。但善于独立思考的苏轼在波谲云诡的宦海浮沉中也体悟到:小人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若不妥善对待小人,自己也绝无安宁之日。因此,为了国家社会的安泰稳定,除了应以渐变的方式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小人铲除外,其他那些有一善可取的小人则应予以教化、引导,争取使之走上正途。苏轼这些真知灼见的哲学依据主要来自《周易》的阴阳哲学。     

汉代社会教化模式探析

社会教化是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统治的重要方式。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社会教化,通过发布诏令、行为示范、兴学定制、设置三老以及发展私学等措施来推行之。这些措施保证了汉代社会教化的顺利实施,而且形成了为后代社会所继承的模式,从而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论道德教化在反腐倡廉中的价值功能

从人性的社会行为、市场经济中个体腐败行为和腐败行为的社会特征三个方面论述了道德教化施行的客观基础及其在反腐倡廉中的发展价值功能、导向价值功能 ,提出实施道德教化的社会内涵 :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 ,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 ,提高领导干部的精神境界和自律意识。指出对领导干部施行道德教化应强调终身化、全员化、系统化。     

发达国家社会道德教化的机制与途径

发达国家的社会道德教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它的良好效果得益于两种机制和多个途径、载体的综合运作。文章区分了他系统与自系统机制在道德教化中的相辅作用,探讨了道德社会化的不同途径,并认为西方发达国家道德教化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它可以提高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韩愈、苏轼岭南行政方式比较

韩愈、苏轼的岭南行政方式存在着三个不同点:(1)韩、苏对治岭南者的要求都是廉洁和有才用,但韩愈看重才用廉洁对长治久安的统治效用,苏轼则着眼才用廉洁对改善百姓生存状况的作用;(2)韩、苏对岭南百姓都进行教化,但韩愈注重儒学传播,苏轼则融入当地生活;(3)在治理岭南一方水土方面,韩愈以祭礼解决困难,苏轼则以知识和实际行动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韩、苏治理方式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二人的思想底蕴不同。     

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青铜礼乐器社会教化功能述论

社会教化是一种化诱万民以维系社会统治的政治工具与社会软调控手段,为历代统治者所重 视。从历史人类学视域下观照,先秦礼乐社会时期,时人创见了“外物以饰内情”的社会教化方式,青铜礼乐器 成为这种教化方式的物质载体,并承载了道德教化、伦理教化、政治教化、警示教化等丰富的教化功能。这种 社会教化方式与礼乐文明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对先秦社会的良性运行、中华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雏凤试声,几声清亮几声拙--对苏轼南行诗的考察

南行诗是苏轼最早的诗歌创作,既记录了苏轼对沿途景致和风物人情的细致观察与描绘,也表现了苏轼在凭吊历史遗迹时的深刻反思,还呈现着青年苏轼对现实社会热切而兼幼稚的关注。从诗歌表现艺术的角度考察,南行诗昭示出苏轼诗歌创作若干特征的端倪,也显露了他在诗歌创作初起阶段的稚嫩和不足。南行诗对于苏轼诗歌创作的练笔作用应该得到肯定。     

汉文系研究生班举行苏轼讨论会

我院汉文系研究生班于近期举行了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对苏轼的政治、哲学、文艺思想及其作品风格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讨。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苏轼政治思想的评价上,一些同志认为,苏轼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是保守的。有的同志通过对北宋社会状况和王安石变法的分析,认为苏轼不应该反对王安石变法。同时认为,在为苏轼恢复被“四人帮”诬陷的名誉时,不能矫枉过正,连他的错误也全盘肯定。《谈苏轼的爱民思想》等三篇文章认为,贯穿苏轼一生的根本思想,是对国家对人     

浅析苏轼的诗词成就及其创新

苏轼是北宋文坛上的重要作家,他生活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当时,欧阳修、梅尧臣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已取得胜利,社会文化在中唐以后又一次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苏轼以他在文学上辉煌的创作实绩,将这一运动的精神进一步扩大、发展、最后完成诗文革新运动,从而奠定了他在北宋文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苏轼诗学观平议

本文对苏轼的诗学理论作了全面的评析探讨,认为他在诗歌特性、诗歌的社会功能、以及诗歌的韵外之致和“变”“静”意象方面都有独特建树。苏轼完整的诗学体系革新了北宋诗歌风尚,充实、发展了传统诗歌理论。     

苏轼的悲剧意识及其价值

苏轼的悲剧意识以"人生如梦"的虚幻观为核心,它源于苏轼与生俱来的"死亡意识",而社会实践使他的这种意识得到了更进一步强化。这种怀疑和否定的思维方式使苏轼逐渐确立和发展了"高风绝尘"的审美人格,最终实现了对悲剧性人生的超越。     

白鹭洲书院的办学及其影响

白鹭洲书院自南宋建立后,渐次成为庐陵地区重要的文教中心.书院践行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了文天祥、邓光荐、刘辰翁等大批爱国志士,同时引领庐陵士风,实施社会教化.白鹭洲书院从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社会教化等方面影响了庐陵地区,培育了文章节义、崇文重教的庐陵文化精神.     

简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教化伦理学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不仅是功利主义和义务论这两种现代规范伦理学最早的批判者之一，并且还提出了教化伦理学。这种伦理学主要关注拥有个体性的本真自我的教化。这种教化只有经由爱，在社会中与他者进行互动才能实现。教化最终塑造出来的个体自我是其理性与感性能力完美结合，并且与他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存在者。     

论大慧宗杲对苏轼的接受

大慧宗杲是两宋最杰出的禅师,他的成就离不开对苏轼的接受。通过结交受苏轼影响很深的惠洪、唐庚、李彭、张商英、韩驹等,宗杲实现了对苏轼的间接接受;而通过对苏轼人品的称赞、置苏轼像于佛殿、对苏轼作品的熟悉评述,宗杲实现了对苏轼的直接接受。     

苏轼的幽默

提及苏轼,人们往往会想到一个仪态儒雅、气度雍容、满腹诗书的学者形象,而很少会想到一个日常生活状态下的苏轼,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苏轼生活化的一面。实际上,苏轼乃是个颇为俏皮的人,从他生活中的一些幽默风趣的言行,同样也可以看出他不苟同于世俗的高洁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