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春秋传》理欲观研究

胡安国对《春秋》的讲解和发挥有一个鲜明的特色——以天理与人欲的矛盾来解说《春秋》中的是非善恶冲突。他把《春秋》纳入理学的体系,立三纲以存天理,同时把＂攘夷＂提升到伸张天理的高度来认识,让人们在遵循封建礼仪道德的基础上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胡安国《春秋传》中的理欲观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思想,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道德作了理论辩护。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清代《左传》经学与科举制度

清代科举考试中,惟《春秋》一经采用古注——《左传》。乾隆五十七年清廷废弃宋胡安国《春秋传》,起用《左传》,不是因为乾嘉汉学的影响,而是胡传不为清初帝王所喜,不得不废,与此相反,《左传》一直以来受帝王的喜爱。引导清廷废弃胡传的引子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的"删节本经书"一案。     

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春秋》观之异同

朱舜水的《春秋》观对《大日本史》编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春秋》观又深受胡安国《春秋传》的影响。比较分析二人《春秋》观,对于《春秋》学史和《大日本史》史观的理解都很有价值。我们认为,二人的《春秋》观之间虽有渊源关系,但学术重点不同,学术风格各异。胡安国意在“尊王”之统绪,以谨始通贯他旨;朱舜水意在通过“尊王”之阶序,以虚君敬奉天命。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为科举定本一直影响了元明清三朝,在政治上强化了“尊王”的论述;朱舜水指导编纂《大日本史》对德川日本的体制和儒学话语变迁都有所影响,其“虚君”问题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二人在《春秋》观上的差别有身份、地域及历史境况的原因。胡安国的《春秋》观作为朱舜水《春秋》观的重要来源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二人《春秋》观之“异”的《春秋》学意义。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史外传心” 与社会行动的结构——论《胡氏春秋传》的诠释范式

胡安国的《春秋传》是元、明、清初三代科举考试的官方读本,之所以能够被置于这么高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独特的经典诠释范式,即承继孟子,发扬"史外传心",以理学大义为《春秋》的书法原则;运用"理一分殊"的理论架构进行经典诠释;构建严密的分析框架以阐发义理;将义理付诸于《春秋》的文本诠释以在具体的历史案例中呈现义理,进而实现影响现实社会行动的结构,从而成为理学外王路径的展开。     

胡安国《春秋传》之华夷观

胡安国为《春秋》作传，主张对夷狄乱华要膺惩，妥协投降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背华即夷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华夷之辨中，胡安国强调的不是地域与族群的差别，而是华夏和夷狄在文化上的差别。所以，他又以是否坚持儒家的君臣父子大义为标准来评判华夏与夷狄，体现的是胡安国动态的华夷观。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尊夏攘夷思想探析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历来被学界认为是宋代春秋学之集大成者,他的学说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身处两宋之交,他亲眼目睹北方国土的沦丧,也亲身参加了南方偏安政权的建设。因此,在胡安国《春秋传》里,对时政的关注随处可见,特别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夷狄问题,胡氏更是关注颇多。本文将探索并分析胡安国尊夏攘夷思想所包含的内容,并简要分析胡安国对夷狄的态度。     

胡安国对程颐《春秋传》的继承与发展

在宋代《春秋》学中,程颐承上启下,对胡安国影响甚深。通过对两部《春秋传》的比较,可见胡著对程著存在继承关系;特别是在天理、义利、夷夏、君臣等方面,胡安国对程颐多有引申和发挥。胡氏《春秋》学 大纲本诸程氏,在其基础上又有所深化,义理愈加精微严密,实有后出转精之意。     

胡安国《春秋传》学术渊源探析

胡安国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经学家和理学家,其倾注毕生心血所著的《春秋胡氏传》专涉科场达三百年之久,同"三传"并显,被列为《春秋》四传,享誉甚隆。胡安国《春秋》之学深受孙复及程颐的影响,其解《春秋》,会通三传,兼采诸家之说,以成一家之言。诚如他在《春秋传.述纲领》中所说"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1]     

《老子》首章演绎:道言、有无、道物之辨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贤良文学与董仲舒经济思想之歧异

贤良文学与董仲舒的经济思想有较大歧异。董仲舒是集权政治的拥护者 ,力主中央从经济上集权 ;贤良文学是地方势力的代言人 ,主张相对活跃的商品经济。这种歧异与当时统治阶级从尊崇《公羊春秋》到尊崇《谷梁春秋》是一致的。     

胡安国《春秋传》宗庙礼制之经世功用

宗庙是承载庙祭教化的祭享之所，宗庙文化是儒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春秋》向来尊严庙制，胡安国在《春秋传》中对宗庙有一系列的解读，凸显出鲜明的经世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传承二程义理之学，以“理”释礼，因象明礼，使《春秋传》成为宋代春秋学由神秘思维转向义理解经的关键著作；第二，扬《春秋》万世之法，正君臣父子夫妇之名；第三，秉《春秋》大义，全君臣恩礼，在尊君抑臣的思想中并非一味压制臣下而讲恩义；第四，彰圣王之道，以民为本，提醒君主勤政修德。其精心诠释的理学思想、正名思想、尊君思想、民本思想对南宋走向中兴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     

先入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董仲舒与汉代易学

董仲舒与汉代易学张涛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思想家、经学大师,精于《春秋》之学,是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据现有资料,董仲舒似不曾专门研究《周易》和易学。但是,董仲舒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又是与取资、借鉴易学研究成果分不开的,而在汉代易学发展史上,董学的影子也...     

清代洛学史撰述中的“汉宋之争”与“朱陆之辨”

清代洛学史撰述以梳理中州理学传承脉络为主要内容,是理学学术史著作。其在处理汉宋关系问题上,基本上承袭理学"道统"之说,认为汉学的地位远不及宋学。但由于编撰者治学经历不同,且受到了汉学风潮影响,多数著作在撰述中也进行了变通。"朱陆之辨"属理学内部之争,清代洛学史在撰述中对此存有不同观点,但以调和程朱、陆王为主流,这一方面是出于振兴理学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州理学治学传统的充分体现。从整体上看,清代洛学史著作在处理"汉学"与"宋学"、"程朱"与"陆王"关系问题上态度较为和缓,呈现出较强的学术包容性。     

胡安国理学地位探析

胡安国是宋明时期的著名经学家和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治学理念上承二程，下接谢良佐、杨时、游酢，在理学发展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胡安国对于心、理、性等理学范畴的研究虽尚未形成规范的理论体系，但其以心为本、心与理一的思想却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