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论礼与法(上)

作为思想观念,“礼” 和“法”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诸子就听“礼”与“法” 的观念的论述进行考察和分析,探讨春秋战国时代听“法” 的精神内涵和“礼”与“法” 关系的历史变迁,追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这一段历史进程。     

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先秦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的学派划分,形成于汉代;汉人根据他们的时代需要,对先秦诸子学进行新的阐释或改造,而这种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先秦学术的真实面貌,已经不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先秦学术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按照学派的划分去认识先秦思想,也容易造成这样的弊端:对于某一学派内部,重其共性而忽视个性,而学派内部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不同学派之间的个性来说,又造成重视个性而忽视共性,忽视各学派共同的思想文化前提,忽视三代文化对于先秦学术的奠基意义.先秦时期留下来的可以名家的学者并不很多,分别称为某学某学即可,如老学、孔学、庄学、孟学、荀学等等.     

论战国诸子对先秦文献的保存

先秦史官负有保存文献的职责,但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由于史官在政局动荡之下弃职奔逃,各国诸侯为僭越礼制而自毁典籍,几百年兼并战火无情地摧残诸多文献,特别是秦王朝大规模焚书,致使先秦史官系统保存的文献所剩无几。我们今天所读的先秦古书,基本上是由战国诸子百家保存下来的。战国诸子保存文献是一种分散、独立、自发的民间个人行为,他们在学派之内以师徒相传的形式来传承文献,其文献保存往往与传播、删述融为一体,诸子百家传承文献的实质是传道,他们保存下来的文献是其传道授业的产物。战国诸子的文献保存为汉以后的文献分类提供了典籍依据,对此后中国政治文化学术发展方向也有重要影响,他们所保存的是一种经由战国诸子目光选择的历史文化传统。     

论先秦诸子的“尚武”思想

中国文化长期被视为“尚文”,其“尚武”的一面往往为学界所忽略.事实上,先秦的尚武之风浓烈,先秦诸子的典籍也包含着尚武的思想,儒家尚勇尚战尚兵,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道家尚兵,尚以弱胜强,崇侠;墨家重强重力,诛暴戾,任侠,非攻;法家重力,重刑法,重耕战,以器制暴,把战之力、法之力和国之力融为一体.几家尚武思想都旨归于“崇使尚义”,对后世思想影响犹存.     

论先秦诸子的君臣关系模式

针对先秦诸子君臣关系模式对中国古代君臣文化研究及思想家对政治领域的影响研究的重要意义,却存在一直没有系统的加以总结和论述的问题。从君臣道义论、君臣惠忠论、君臣逸劳论、君臣尊抑论四方面分别阐述了先秦主要思想流派儒、墨、道、法四家各自确立的君臣关系模式,试图对先秦君臣文化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探讨。     

先秦诸子的分配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学中一个永恒的论题,也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先秦时期百家诸子在他们的治国实践中提出了丰富的社会分配思想,如"贫富有度"的分配主张;"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论功计劳"的初次分配思想;"什一而税""相地而衰征"的税赋思想;"有财相分"的社会救济思想等。结合我国目前存在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现状,这些分配思想对我国解决收入差距悬殊问题所应采取的对策方面有如下启示:改革工资制度、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第三次分配体系的建立等。     

论韩非的人性论及其现代启示

人性及其善恶问题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永恒常新的话题。利用传统资源进行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道德建设,必须发掘中国传统伦理学解释模式的转变：从儒、佛、道转向墨、荀、韩，把利益作为道德研究的出发点。先秦法家对人性问题作了深刻的探究，并且认为人性自利。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吸取了告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的某些成分，吸取了商鞅等人关于人性的一些观点，建立了人性自然论。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韩非人性论，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从而对以利益为价值导向的伦理观及其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利益为价值导向的伦理观不仅对我们当前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启示，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促进道德文明的提高。     

先秦诸子对《诗》的解读与理念化

儒家以个人道德修养或国家仁政原则、礼义原则解释、运用《诗》;墨家从治国理念来释《诗》,把所引之《诗》说成是圣王之言;道家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文化价值;法家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社会功能。     

论先秦诸子的三种逻辑思维层次

在先秦诸子特别是道、法二家学说中 ,体现着三种逻辑思维层次。第一是以法家韩非为代表的“矛盾不相容”的逻辑思维层次 ,第二是以道家老子为代表“有无相生”的逻辑思维层次 ,第三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大象无形”、“大辩不言”的逻辑思维层次。三种逻辑思维层次由低到高 ,分别引申出了法家和道家不同的政治主张和社会观。以往由西方哲学出发 ,称老子的“有无相生”思想叫做“朴素辩证法” ,称老子和庄子的“大象无形”、“大辩不言”思想叫做“相对主义” ,似不切合先秦诸子学说的真意     

韩非的学术突围及迷失——以师事荀子为出发点

儒墨显学给韩非带来巨大学术压力,为了证明儒墨之学的愚诬,韩非设定了两条检验标准。在这两条标准之下,韩非必须通过师事荀子才能论证法家思想的合理性,因此,韩非师事荀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韩非与荀子共同遏制墨家"兼爱说",客观上实现了儒法的短暂学术结盟。韩非对孔子进行"法家化"处理,强化了法家存在的合理性,至此,韩非完成对儒墨的学术突围。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解决人性本质与资源占有矛盾的问题上儒墨法各具特色。儒家倡导即凡入圣的生活,墨子提倡超凡入圣的生活,而韩非则主张按照丛林法则像动物一样地生活。韩非"去仁爱",舍弃了"仁爱"的差等原则,导致其在"爱"与"恨"的权衡中迷失了方向。     

论大学英语教学的流派及其取舍

在分别阐述中外大学英语教学具有代表性的七大派别基础上 ,用学习学理论的分类标准将它们概括为认知和联结两大流派 ;并从流派自身的特点、教学条件、教学内容与要求、师生素质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取舍     

中国先秦诸子教育思想对俄罗斯的影响——托尔斯泰与先秦诸子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教育家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与我国先秦诸子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入手,透视出中国先秦教育思想家们对俄罗斯19世纪末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对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具有很大影响和作用。     

论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华,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一套完整的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思想。韩非的法治思想重法治,弃德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则强调德法相济。当前,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研究韩非法治思想的局限性,主要是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规律和法治道路。     

论诸子思想对环境美学的影响

先秦诸子提出的人格美学范畴,对环境美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古典环境艺术(建筑、园林)的基本趣味。如非礼弗履、阴阳和谐、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等。中国环境艺术与诗、书、画等艺术形式殊途同归,最终,都走向一种对情景交融之"境"的追求,成为人生境界的表达形式。     

论韩非的立法艺术的思想及对现代的启示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立法艺术思想丰富,主要散见于《韩非子》中,主要表现在立法权的归属,立法时机的判断与选择,立法原则,法律规范的表达方式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立法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先秦的“圣人崇拜”与诸子之称“经”——兼论中国文化主流为人文信仰

中国上古宗教是由天子、诸侯、宗子垄断祭祀权力的身份性宗教。处在这一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不可能发展宗教思想学说。而无缘进入这种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也不愿冒着"僭越"的巨大风险,去发展与其相关的宗教思想学说。为此,孔子及先秦诸子另辟蹊径倡导"圣人崇拜"。在先秦文献中,"圣人"概念包括掌握国家政治、军事权力的君王和大臣(如武王、周公),也包括那种以其思想学说救世的布衣之士。出现这种将"圣人"范围扩大到民间无身份人士的现象,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绕开了那些垄断宗教资源的天子、诸侯、宗子们,而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方向寻求突破,来实现他们"救世"的宏伟目标。始于春秋末期的"圣人崇拜"思潮正是中国经学孕育的温床。     

韩非对传统观念文化的批判——兼论其政治实用主义本质

一般认为 ,文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其中观念文化指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宗教、学术、礼仪思想等观念性成果。这些成果 ,与制度文化 ,甚至物质文化形成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关系 ,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凡是形成体系的思想家 ,都要在这个领域里表明自己的立场。韩非也不例外。为了树立君主统治的最高权威 ,他必然要在这个层面上肃清传统文化的影响 ,必然要对传统的天命鬼神、学术文化和礼仪观念展开猛烈的批判。过去 ,有人对韩非的“无神论”和“哲学思想”进行过一定研究 ,但是从政治实用主义的本质上认识其文化思想的特点 ,即把韩非的文化思想置于其整个思想的内在结构中加以把握 ,仍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这种努力既有助于理解韩非思想维护君主统治的政治本质 ,又有助于认清其宗教、哲学、社会思想的特点和意义 ,因而仍然是研究韩非思想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荀悦《汉纪》史论的学术特征论析

东汉末年的学术思潮,在秦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荀悦《汉纪》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其中,《汉纪》的史论以多种形式出现,集中体现了荀悦的学术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东汉末年学术思潮的时代特征。即儒学开始衰落;强烈的政治批判思想倾向;易学从重象数向重义理转变;诸子之学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