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

在汉代文学创作中,散体大赋、骚体赋、拟骚诗是汉代作家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散体大赋、骚体赋属赋体文学,而拟骚诗以及君臣所作的楚歌属诗歌体裁,它们在文体上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宜将骚体赋、拟骚诗、楚歌笼统地称为骚体文学。否则,不利于我们对汉代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汉代骚体赋之“游”的新变及其背景原因探析

汉代骚体赋之"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变。汉代骚体赋最早将神界与仙域融合在一起,拓展了游仙文学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与汉人神仙信仰的特点密切相关。从屈原的忧宗国到汉人的悲不遇,抒情主体思想境界的这一变化,是汉代士人盛世不遇处境中悲哀与无奈心理的反映。汉代骚体赋游仙与玄思相结合,表现出独特的理性之美,起因于作家现实困境中的人生感悟,是汉代文人儒道调和、交融的产物。汉代骚体赋把退隐作为最后归宿,并以此来否定游仙,是作家人生观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致。这些新变的发生,使得汉代骚体赋成为游仙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柳宗元骚体文命题特点研究

传统的骚体赋风格上多模仿《离骚》中的句法,内容上则常以屈原的语气为说话人来表达作者的内心感情,这些作品中一致的特色除了风格都来自《楚辞》之外,其题目也必然带有"赋"字,中规中矩。而骚体文可说是在正宗骚体赋的基础上翻新出奇,再创高峰。其关键不在风格的改变,而在其题目的创新。骚体文的题目不含"赋"字,柳宗元的十篇作品就是一种典型。其题目或直接模仿其源流——《楚辞》篇章;或从《离骚》的抽象概念中抽出元素,加以拟人化和道德化;或化用前人骚体赋之题材,加以变化;也有直接截取当时发生的时事为题或以民间习俗为题,变化万端,不可捉摸,展现出他在骚体文这一辞赋的次文类中的非凡成就。     

《大丹赋》:被遮蔽的骚体及其赋学意义

《周易参同契》是魏伯阳的代表作,其中不乏可供发掘的文学艺术财富。《大丹赋》列于《周易参同契》之中,由骚体歌辞构成,文辞包涵易学和道家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仙道气息,融入汉代的文化,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丹易参同、情理合契的艺术价值,解读它需要明确其中的象征含义。《大丹赋》产生于东汉末年,是系列丹技类赋开风气之作,在赋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汉代骚体赋的发展演变

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的抒发,但与汉代散体赋一样,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散文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骚体赋又表现出与散文中说理散文、描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这种趋势促进了汉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表现功能的互渗与互补,使汉代骚体赋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以致出现了骚散相兼体赋。     

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

骚体赋和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两种最重要体式,在汉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乐府五言诗又交互影响、互相浸染,形成骚散相兼体赋。汉代骚体赋摒除其祭祀意味,继承其幽愤情怀,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在深层次上实现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论汉赋的盛衰演变

汉赋,从立朝到文景之世,还是骚体赋的天下。散体赋在武帝登基前刚开始形成,随后便兴盛起来,取代了骚体,成为赋坛主流。此后到昭宣元成之世,散体大赋发展到全盛阶段。至明章两朝,大赋始成强弩之末,和帝以后衰落下去,逐渐被抒情小赋取代。这一兴盛衰变的过程是同汉帝国国力的消长及汉代儒学正宗统治的强弱相伴随的。汉初的赋是直接继承楚辞的。贾谊的《惜誓》、《服鸟赋》、《吊屈原赋》,东方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汉代设论文简议

设论是萧统《文选》对汉代文人创作的一种特殊文类的命名。汉代设论文以发表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为中心议题,议论驳辩是其最显著的文体特征,严格来讲,它们应属于议论文的范畴。同汉大赋的体物和骚体赋的抒情是很不相同的。汉代设论文具有深刻的思想蕴含。其中包蕴着汉代文人关于人生价值的看法,也反映着汉代文学思想观念的发展,对认识汉代文人心态和文学思想观念的演进有重要意义。     

东汉京都赋的历史化倾向

东汉京都赋作为汉代赋作中久负盛名的篇章,被萧统《文选》列为赋的首类。较之西汉赋作甚少描写史事,东汉京都赋以城市作为描写对象,赋家在赋中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多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以史学角度创作作品。在叙事铺陈上,采用纵向的历史思维来书写历史;在叙述手法上,采用历史的实录的手法;在创作内容上,以史家口吻进行议论,创立了赋学创作的新模式。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和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

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是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作者,他们还于不同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但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所以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关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既惑又惧的违心之作,《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司马相如赋论发微

司马相如不仅是汉代伟大的赋作家 ,而且在赋体文学创作理论方面 ,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他第一个强调文学语言的音乐美和色彩美 ,第一个从艺术角度阐述文学想象问题 ,第一个以自身的创作行动展示了文学创作的特殊的精神状态 ,第一个强调艺术天才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的这些观点 ,不仅远远超过汉人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都产生过十分深入的影响。     

辨伪与论证——《远游》与《大人赋》的关系考辨

《远游》与《大人赋》存在语言、结构和思想方面的相似性。陆侃如认为《远游》有抄袭《大人赋》的嫌疑,郭沫若则认为《远游》可能是《大人赋》的初稿,其中郭沫若的看法影响深远。此后《远游》的作者归属众说纷纭,《远游》被排除在屈赋之外,经典性大打折扣。实际上,从逻辑学角度来说,陆、郭二位从两者的相似关系推导出模仿关系,从思想成分证明《远游》非屈原所作,实乃循环论证,结论无法成立。通过爬梳和整理司马相如的生平、《史记·封禅书》的相关描述、《大人赋》的具体文本和楚文化的习俗,论证《大人赋》其实是司马相如为了保全家人而对汉武帝的献媚之作,而《远游》则是楚文化的产物;后者并非前者初稿,而尽管词句不同,但司马相如的遗札无论从主题、意图还是功能均与《大人赋》相似,因此可以推断,《大人赋》的"初稿"有可能是遗札。     

“金鉔”考论——《美人赋》考辨

自古至今,对题名为司马相如的《美人赋》,聚讼不已。本文试图由小及大,借助对赋中之"金鉔"以及与之相关人物丁缓的探索,进而考察《美人赋》的流传,从而,考定司马相如《美人赋》的真伪,考定其《美人赋》产生的大致时代。     

汉赋渊源论

汉代赋作有骚体赋、散大赋和小赋。在三者中,能代表汉代文学特色的是散大赋,能代表汉家帝国气象的也是散大赋。汉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大交融、大交汇的时代。汉赋,特别是散大赋如同汉代其他文化式样一样,在文化上整合前代,承接着多方位的文化源头。在历代赋论中,失之于偏者多,许多人只注重赋的诗、骚传统,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影响;象章学诚：“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文史通义·汉志诗赋》）这样切合汉赋文化特点的言论,十分少见。失之于偏者多,是因为赋受影响于诗、骚的特征明显,不必细察即可发见;得之于全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