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的必要性及实现方略

私人刑事调查作为自我保护与私力救济的重要手段,虽然迄今各国大多未对其实施全面统一规范,但在当下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分野的语境中,进行法制化具有强烈必要性。弥补政治国家缺陷、推动市民社会理性发展、实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相制衡都需要完成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我国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的实现方略可从适当允许私力救济入宪、明确设立专门性的私人刑事调查法律和对私家侦探实施全行业特殊化监管三方面着手。     

我国私人刑事调查的主要弊端及其消解

作为古老的自我保护与私力救济的重要手段,私人刑事调查一直广泛存在。但在当前中国,私人刑事调查暴露出了诸多弊端。从私家侦探刑事调查、律师私下刑事调查和其他私主体刑事调查三方面出发,对现今我国私人刑事调查存在的主要弊端展开分析,认为弊端的消解可从设立专门的私人刑事调查法律和对私家侦探实施特殊监管两步骤着手。     

私人刑事调查专门立法的基本原则与适用范围

作为自我保护与私力救济的重要形态,私人刑事调查既有众多正面价值,亦存在不少负面作用.为真正确保私人刑事调查日后实现兴利除弊,必须对其进行专门立法.私人刑事调查的基本原则包括私人广泛合法化参与、相对有限程序和利益权衡,适用范围则包括主体适用范围与调查活动具体适用范围两部分.     

私人刑事调查的特征与类别考

私人刑事调查作为自我保护与私力救济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现实价值。通过分析归纳,认为其具有实施主体的非国家公权力化、主要手段的非强制化和直接目的的私力救济化等特征。在主要类别上,它分为私家侦探刑事调查、律师私下刑事调查和其他私主体刑事调查三大类。     

论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的美学基础

私人刑事调查作为古老的自我保护与私力救济的重要手段,其实现法制化在现代社会具备着浓厚的美学基础.首先,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活动对“真”的追求;其次,它展示了刑事诉讼活动对“善”的向往;最后,它还彰显了刑事诉讼活动对“美”的追求.     

刑事诉讼中私人取证的价值分析

刑事司法实践中,实务界依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与第52条的规定,采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依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只有国家公权力机关有权进行刑事取证,有权取证的主体并不包括被告人、被害人等私人主体,并据此认定私人取得的证据因主体不合法而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因此没有证据能力,此类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是不可采的。域外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中通常对私人取证进行明确的法律规定,对实践中存在的私人取证予以合法化,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对私人取证进行价值分析,对其背后的价值冲突、合理性与必要性进行分析。     

私人刑事调查与侦查之比较

私人刑事调查作为自我保护与私力救济的重要手段,它同侦查存在着紧密联系。经过分析比较发现,一方面私人刑事调查与侦查有着明显同质性,这多涵盖最终目的、历史起源和启用手段种类三部分。另一方面它们二者又存在明显异质性,这主要包括基本性质、实施主体、启用手段比重、直接目的、运作范围、具体程序及受众心理七方面。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六大质疑之消解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起诉以及审判各阶段可以进行刑事和解,使得刑事和解法制化。尽管如此,我国学者对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充满质疑,包括侦查机关对事实调查的懈怠、对裁决理性和中立的怀疑、腐败滋生的可能、犯罪预防效果下降、司法效率的降低、公众满意度不高等六个方面。因此,有必要对侦查阶段刑事和解适用问题进行辩证思考,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推行贡献力量。     

论行政诉讼的证据要求

本文借鉴刑事及民事诉讼证据理论，对行政诉讼证据的基本要求作了初浅的探讨。认为证据有客观事实、证据形式和定案证据三个阶段，科学化、法制化的证据制度，要求真实性和合法性是证据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运行所必须达到的结果。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具有可采性的必要条件。证据的充分性是一个内容丰富、判断标准极其复杂的范畴。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政策关系——从李斯特鸿沟至罗克辛贯通

法治化的推进使刑事政策在司法工作中的作用愈加突出。但刑事政策在介入刑法后,实践中出现了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一方面是刑事政策有超越刑法界限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在具体适用刑事政策时,把握限度出现了错误。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原则,其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的联系,在立法以及司法过程中,应坚持两者互相完善、互相补充的关系,共同推动法制化的进程。     

犯罪构成本体的再讨论

自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我国刑法学者对犯罪构成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很大拓展,然而犯罪构成理论繁荣的背后,学者们对犯罪构成本体属性这一理论基点的认识并不一致,使得很多场合学者们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去讨论犯罪构成问题,乃至于自说自话。从分析哲学上本体的概念和内涵入手,引申出犯罪构成本体的唯一性、法定性,统一这一理论基点...     

从性别平等视角对刑事诉讼法的初步分析

性别平等在刑事诉讼法发展中逐步获得重视。追求性别公正的刑事程序理论与实证研究、立法及司法实践,不仅可达到促进性别公正及其法治化的目标,而且有利于刑事程序法治理论本身的拓展。立足于性别平等,着眼于性别差异,对刑事诉讼法基于性别差异的特殊规定进行梳理与分析,这种特殊规定是出于对女性自然属性以及由于其自然属性所产生的两性差异而制定的。女性在个案实践中获得了突破现行法的更多权利,相关法律漏洞的修补具有合理性,刑事司法改革应充分保护性别公正。     

简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理念及原则

本文针对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行政化倾向,提出对刑事司法活动进行科学定位是确立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应该体现的理念和应坚持的原则与前提。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刑事诉讼的内在精神视角提出了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应该体现正当程序理念、人本主义理念、公正优先理念、寻求真实理念以及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应该坚持程序法治原则、客观性原则、职权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权利保障原则。     

不同诉讼阶段适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探析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理论的重要内容,对指导刑事司法起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多元发展已成事实,主要存在着客观·主观体系、控诉·辩护体系、不法·有责体系,它们均有各自的特征。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适用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不仅有利于犯罪构成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的融合,也有利于犯罪构成理论自身的发展,使犯罪构成的争论在刑事领域细化。在立案侦查环节,客观·主观体系的运用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提高效率;在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环节,控诉·辩护体系的运用能为控辩双方明确证据调查的可能内容,增强对抗性;在法院判决阶段,不法·有责体系能条分缕析地论证被告被定罪处刑的严谨逻辑,增强法院的权威。     

职务犯罪中监察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机制 ——以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机制为视角

目前,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监察法》对监察机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规范化、法治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司法实务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如监、检、法在程序对接与转化层面衔接不畅,职务犯罪案件处置中监察与司法部门之间未形成科学的衔接与转化,监察措施适用环节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之处。由此,应进一步畅通监察与刑诉程序的衔接,为监察委员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与科学化构建刑事司法路径,促进其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良好互动与相互制约,以规范监察机关权力运行程序机制。宏观制度设计方面,监察程序中应恪守程序正义与分离原则,在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大格局的基础上理顺监察与司法机关权力配置。微观机制运行层面,推行职务犯罪分流处置与司法审查机制,完善留置程序运用,在调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等各阶段中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构建职务犯罪案件智能管理平台等方式,构建合理的监督制约模式。     

法益抽象化、精神化问题的中国型塑

法益具有立法批判、解释机能，能够、应当、且需要存在。当前学界对法益抽象化、精神化之批判存在前提设置不当、循环论证及混淆对法益进行抽象化、精神化理解与刑法是否应保护某些抽象化、精神化法益的关系的问题。唯有完成法益抽象化、精神化问题的理性型塑，才能合理认知法益论，进而实现刑法处罚的正义化。即使刑法不当保护了某些抽象化、精神化法益，也只能证明法益的立法批判机能需要得到进一步发挥。若从外在形式与内在内容这两个层面上理解“抽象”与“具体”之意，则刑法法益的抽象化不止是个例，诸如侮辱罪、诽谤罪等罪名的正当化已然表明某些精神化法益值得刑法保护。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

我国现行刑法在环境资源的保护方面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依然在环境资源的形法规制、范围和环境资源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等诸多方面存在不足。当前,我们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人类利益主义和自然利益主义相结合的刑事立法新理念,从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体系、保护范围、环境资源犯罪构成的规定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我国环境资源的刑法规制。     

论刑事侦查的司法制约机制

针对刑事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问题,提出基于新刑事诉讼法的刑事侦查制约机制的完善途径。从理论依据入手,论述了程序正义理论、最终裁决原则、人权保障机制的相关理论,借鉴国外建立刑事侦查制约机制的经验,总结出制约国家追诉权的共同点,主要有申请保释权利、到庭听证权利等。最后给出完善刑事侦查制约机制的建议,分别从提起程序、受理程序、审理程序三个方面对刑事侦查流程进行制约,进一步改善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关于见危不救的刑法学思考

本文通过对见危不救涵义和表现形式的分析,以及对我国古代社会和国外关于见危不救入刑的考证,新阐述了见危不救的涵义和表现形式.在我国把见危不救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必需的.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方面而言,道德需要不断的法律化,而且道德的法律化是因时而变的;从道德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适度入刑有利于不断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同时,道德文明和法治文明也要求适度的法律化;另外,从"见危不救"的社会危害性方面来看,它也需要刑法予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