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水浒杂剧的忠义思想

在元人杂剧的繁荣时期,有一批作家经常以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为题材写作剧本,以至于在元人杂剧中形成一个门类——水浒杂剧。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等书籍记载,元人杂剧曾经产生过二十五种水浒杂剧。这些剧本大多佚失了,保存下来的只有高文秀的《双献功》、李文蔚的《燕青博鱼》、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和李致远的《风雨还牢末》等四种。另有无名氏的《三虎下山》和《大闹黄花峪》两种,是否是元人所作一直有争论;但由于它们的艺术风格和词语习惯与元人杂剧十分相似,学术界许多人论定它们也应属于元人之作。元人杂剧同宋元话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杂剧从话本中吸收了相当多的故事情节。这种情况说明,元人水浒杂剧也可能较多地受到了宋元话本中水浒故事的影响。龚开《宋江三十     

照耀人心的双日——论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和“水浒戏”

在元杂剧的繁荣时期,有一大批作家(包括一些成就很高的作家)经常以包公故事和水浒故事为题材写作剧木,以至于在元人杂剧中形成了“包公戏”和“水浒戏”两大门类。过去,一些研究元人杂剧的学者大都把包公戏和水浒戏当作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杂剧看待,认为前者属于“清官戏”,虽然肯定它们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但同时提出了许多批评;认为后者属于“反映农民革命”的戏,给予了许多溢美之词,大有拔高之嫌。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两类戏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它们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或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或是     

元杂剧“强弩之末”问题初探

元杂剧结局的“强弩之末”,历来为人引以为憾。明人臧懋循说:“或谓元取士有填词料,若今括帖然,取给风檐寸晷之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孟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他以为杂剧乃出于以曲取士的科场中,所以结局免不了强弩之末。然而,对这种解释清人梁廷柟已有怀疑:“世遂谓元人以曲取士,百种杂剧多出于场屋,第四折为强弩之未,故有工拙之分。然考之     

徐渭杂剧《四声猿》的艺术独创性

杂剧发展到明代已如强弩之末。明初文人染指杂剧者颇众,作品数量也很可观,但多效颦元人,格调不高。王国维云“北剧南戏,皆至元而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①固然贬之太过,但也不无道理。自然,全盘     

试论李逵

李逵是梁山农民起义军中的英雄,农民革命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据史料记载,李逵的斗争故事和梁山的起义业绩一样,早在七百多年前就成为人民群众的“街谈巷语”。到了元代,有关梁山起义的故事已编成元曲杂剧,上了文艺舞台,而关于李逵的故事又为最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尚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李逵的英雄面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统治,梁     

元代戏剧批评浅议

<正> 元代杂剧创作蓬勃发展,出现了众多的作家作品。据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记载,那时影响比较大的戏剧作家就有一百五十二位,作品名目计有四百余种。同时,杂剧的演出也遍及各地。元人夏庭芝《青楼集》中说:“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这正是元杂剧演出的实况。随着杂剧创作和演出的繁荣发展,出现了一批理论性和记述性的戏剧批评著作,如燕南芝庵的《唱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夏庭芝的《青楼集》、钟嗣成的《录鬼簿》等。这些著作都是当时戏剧创作和演出经验的总结,是艺术实践的产物,对戏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指导和推动     

《红梨记》传奇思想艺术新探

在明代剧坛上,《红梨记》传奇是一部有影响的优秀爱情剧。它通过对元人《红梨花》杂剧的改编,表现出崭新的思想观念和深厚的社会内蕴。作者在政治风云背景之下,以三次错认为中心,通过各式点染,将爱情故事组织到一个完整的情节结构中。由于作者运用清丽隽雅与当行本色相结合的艺术语言,将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作品独有的风格。这样,《红梨记》本于元人杂剧,却比元剧有更深的思想内涵和更高的艺术成就     

《阳春白雪》许注评略

“元人散曲,作者至多,其词清新俊逸,与唐诗宋词可以鼎足。”(《吴梅戏曲论文集》第137页)然散曲研究,起步既晚,诚不若杂剧倍受青睐,更遑论与唐诗宋词并重。之所以如此,要在资科匮乏。元之散曲选本,流传至今者仅有《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梨园按试乐府新声》、《类聚名贤乐府群玉》四种而已,曲之别集而流传者亦仅有张可久、乔吉、张养浩、汤式四家,且后者已属明人。殆至今之治曲名家隋树森先生殚精竭虑编成《金元散曲》,读者始知元人小令竟存3853首,套数457套之多。是谓元人散曲之蔚然大观。然而作者意在“冀得元代散曲之全”,并无注释,一般读者仍难甚解。有鉴于此,不少学者亦曾尝试选注元人散曲,付梓问世者并非罕见。诸如《元人散曲选注》(王季思)、《元人散曲选》(羊春秋)、《元散曲选析》(傅正谷)、《西湖散曲选》(吴战垒)、《元人小令选》(卢润祥)、《元人小令二百首》(王瑛),亦各具特色。对     

论元杂剧思想内容的若干特征

元杂剧的内容异常广阔,元人胡祗遹说:“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紫山大全集·赠宋氏序》)明人朱权把杂剧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即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旦(即花旦杂剧);十     

关汉卿与元剧创作

虽然关于元剧产生的时间,历来说法不一,或曰金代,或曰蒙古时期,或曰元代。但是,对于关汉卿在元剧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家却有着一致的看法。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将关汉卿列于“前辈才人”五十六人之首。明人朱权《太和正音谱》称其“初为杂剧之始”。朱有燉《元宫词》也说:“初调音律是汉卿”。     

元刊《古今杂剧》中形声字的“省借”和校读问题

(一) 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元人杂剧中最重要的总集之一。是书刊于元末,所录各杂剧,或题“大都新编”,或题“古杭新刊”;全书板式,也有大小字本之分。可见,它是一个集当时各地刊本于一帙的汇刻本。它所收录的剧本,二分之一均为海内唯一孤本,且有个别作品,如《小张屠焚儿救母》,自元以来,各书都没有著录;其余十五种,虽复见于《元曲选》和《孤本元明杂剧》,但是正如王国维所说:“体制文字,亦大有异同,足供比勘之助。”所以,历来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遗憾的是,此书自影印刊行以来,始终没有一个校本。由于原书出于坊刊,校勘不精,所以脱误难读。使用起来也有很多不便之处。因而在以往的研究工作里,并没有为一般学人所充分利用,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元散曲的形成与艺术特色

元散曲做为一代新的诗歌样式,在艺术上,是与唐诗、宋词“不共时”的“佳味”。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序》把杂剧、散曲比做风味独特的“蛤蜊”,说:“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散曲作家王举之,也提出了散曲的“蛤蜊”风味。他的一首[折桂令]《赠胡存善》写道:“问蛤蜊风致何如?秀出乾坤,功在诗书。”可见元人已认为散曲有艺术上别具风味,不同于以前的诗、词。     

张生不是无情种——关于元稹的《莺莺传》

历来论元稹《莺莺传》者,多对张生有微词。为了更好地理解张生的第三代——元人王实甫杂剧中的张君瑞,有必要对现代一些最有影响的论述再作点儿认真的分析,力求是者是之,非者非之。 1、20年代鲁迅的论述。对于元稹的《莺莺传》传奇,解放以     

论徐渭《四声猿》及明杂剧之复兴

正如谈起元杂剧不得不首论关汉卿,研究明杂剧,也不能不提徐渭。前者“初为杂剧之始”(朱权《太和正音谱》),对北杂剧有创体之功;后者《四声猿》则“代表了明代杂剧的转变”(赵景深《戏曲笔谈》)。明代杂剧,固然不如明代传奇那样光彩夺目,成绩斐然,但其精炼、其明快、其活泼,却也足以悦人耳目,彪炳后世。据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记录,共有作家109人,作品523     

关汉卿杂剧与金院本、南戏的关联

关汉卿在元剧作家中,辈份最老、创作数量最多、成就最大,可谓元杂剧的开山祖师。元人钟嗣成在《录鬼簿》中,把他放在“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指元杂剧)行于世者五十六人”中的第一位。明人朱权《太和正音谱》称他为“杂剧之始”。在元代,人们往往以他的名字来赞誉那些成     

钟嗣成《录鬼簿》划分元杂剧为“两期”说

我国最早明确提出对元杂剧分期的是近代学者王国维。他的《宋元戏曲考》主要根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对元杂剧作家的分类序列,而把分类的时间具体化。他说: 至有元一代之杂剧,可分为三期: 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后,     

论纪君祥《赵氏孤儿》杂剧的南戏改编

著名的“赵氏孤儿”故事经过《左传》、《国语》等载录,到司马迁的《史记》,业已基本形成。最早把“赵氏孤儿”题材创作为戏曲的是元初的纪君祥。他的被誉为元人四大悲剧之一的《赵氏孤儿》杂剧,奠定了这一源远流长、传唱不衰的传统剧目的厚实的基础。纪剧之后,出现了这一剧目的众多的戏曲改编本。本文拟专论《赵氏孤儿》杂剧的南戏改编。     

《陈州粜米》与河南淮阳流传的包公放粮故事

无名氏的《陈州粜米》,是一个取材于民间故事写成的优秀的元人杂剧,在以包公放粮故事为题材的传统戏曲中,它是最早的优秀作品之一。在河南的淮阳,至今尚流传的包公放粮故事,却又很明显地受到杂剧的影响。 古代的陈州,就是现在河南的淮阳。《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河南二·陈州》条记云:     

徐渭《四声猿》的整理问题

徐渭《四声猿》在戏剧史上早有定评:“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无往而不奇。《四声猿》包括四个杂剧,长短不一:一出者一本,二出者二本,五出者一本,打破了元人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二本用北曲,一本用南曲,一本用南北合套,打破了元杂剧纯用北曲的格律。再具体到套式和词式上,也都在很多地方突破旧的矩矮而又不逾矩,新奇而又出奇制胜,显示出瑰丽的色彩,而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自《四声猿》出,戏曲史上便以南杂剧代替了北杂剧。《四声猿》明刊本多种,以《盛明杂剧》本最为流行,今有影印本,但对于广大读者仍然感到不甚方便。近年出版了两种整     

元杂剧“常言”“俗语”谈

重视戏曲舞台特征的剧作家和评论家,历来都强调戏曲语言的通俗性和口头化,并尤其推崇元杂剧在这方面的巨大成就和优秀传统。徐渭《南词叙录》称:“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都之易晓”,凌濛初《谭曲杂劄》也提倡“曲家一种本色语”以表现“人间一种真情话”。王国维更称赞元杂剧多用俗语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学的新发展。通俗性的口头语范围很广。现存一百六十余种元人杂剧剧本所吸收和应用的口头语,就有成语、谚语、谣语、歇后语等多种类型。近数十年来,很多学者从事元剧语言研究,先后出版了徐家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张相的《诗词曲语词汇释》、陆淡安的《戏曲词语汇释》。这些专著,从搜集语言资料到考证诠释词义,都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但研究重点偏于语词,特别是杂剧中的方言语词,因此对元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