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继承前人的治学精神

<正> 《文史哲》编辑部要我再写点读书经验,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介绍一下我所闻见的前一辈学人的治学经验,作为个人和爱好史学研究的青年同志们的参考。前几期《文史哲》的“学者谈治学”栏里曾介绍过陈垣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他们二人也是我的及门业师,对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知道一些。以我看,陈垣先生治学十分谨严,丝毫不苟,方面也很广,无愧是一代大师。顾颉刚先生治学不如陈先生谨严,方面也不如陈先生广,但他对于学术的忠诚,推动学术开展的努力以及自己所下的苦功,也大有值得后人学习之处。这里着重介绍陈先生过去的一些事情。     

“故宫学”与“故宫学派”

从2003年提出“故宫学”以来,就在思考“故宫学派”的问题。只要是治中国传统文化之学,采取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重实证不空谈、学风严谨、求真求是的治学路径的,都是“故宫学派”采用的治学路子;如果研究的又是关于故宫的学问的话．便是不折不扣的“故宫学派”。     

“钱学”——心理求同之人学

钱钟书治学,“不信人间有古今”,且不以中学或西学为本位,而是立足于全人类,持“打通”之志,究中西之际,考古今之籍,求人类之同,成一家之学。早在１９４２年,他就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这实乃钱氏治学纲领。读其《...     

师门记学

<正> 《文史哲》的编者,要我写一篇有关治学方法的文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实在“治学无法”,因而也没有“治”出什么成绩来;但当我读书的时代,我的大学老师,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各有一套治学方法,我看过他们的“绣取鸳鸯”,也了解他们的“金针法术”;因此我只能写“师门记学”。还得从顾颉刚先生说起,我总觉得顾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作为学术界大师的条件应当是:1.学问自成体系;2.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这个学派对于学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3.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学问是做出来的

“学问是做出来的”,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了.这里把它做为一个题目,是强调“做”字的重要.如何做学问?我用四个字概括一下:一是“法”,二是“学”,三是“出”,四是“高”.先说“法”.很多人都讲读书要有方法,这个方法也就是“道”.做学问的方法和“治学之道”是一样的.我国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历代留传下来的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很多很多.具体到每个人,则各有各的方法.我不主张把“法”讲得很死.我和一些外国专家(包括作家)在一起开会,有时也谈到念书的方法问题,得知念书在国外也没有一定的方法.“书法”叫法,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法”,当然它是从有法到无定法.念书更是这样,你要别人给开一张治学之路上的“通行证”,可以肯定地说你这张“通行证”是走不远的,甚至是行     

论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

钱穆一生的学问宗主,是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其治学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钱穆毕生坚持的治学路径是史学的,而非哲学的.这与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知与评价有关.钱穆治学的逻辑方法,是“推寻与会通”.所谓“推寻”,就是寻求新知,发现问题;所谓“会通”,就是贯通事理,解答问题.钱穆探寻学问的重心,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前进的趋向,而是“人生的内在面”,也就是余英时说的为中国人招“魂”.钱穆一向认为,学问关键处是“察”历史之“变”.他反复告诫学生,要区别大变与小变,善于从历史进程各时期的变动中,寻求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从“变”中看传统、精神、力量、生命、个性.钱穆曾多次对学生论及专业训练的“出入”、“功力与智慧”问题.他认为,这里面既包含了古人的治学经验,更是自己的“做学问的方法论”.其要点是“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总之,概括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就是“探人生文化真谛,为千年故国招魂”.     

国内学者盛赞和支持《传略》的编辑出版

本刊从去年四月发起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以来,广大读者和国内学者纷纷来信,热情称赞、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编传工作。他们认为,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它对于总结和研究老一代社会科学家的治学实践、治学经验和治学方法,培养和造就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促进和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更好地为四化服务,将发生积极的作用。邓广铭教授指出:“贵刊要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蔡尚思教授说:“你们拟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一书,真是现代学术文化界的创举!”周汝昌     

从“杂学旁搜”到“观于远近”

<正> 想起《红楼梦》里说过贾宝玉是“杂学旁搜”,我不由联想起我青少年时代,也很有点这种味道。“杂学”而又是“旁搜”,不免有一点读书零乱或者是缺少有目的地汲取和剔除知识的意味;然而从一个初初治学的人说来,不懂得治学方法,光从兴趣出发,乱翻乱看,齐头并进,主次不分,缓急不辨,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从“乱”到“不乱”,从无计划到有计划,有个千山万水的过程。回头一看时,对走过的弯路,就有清醒的认识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还比不走弯路或不大走弯路的人,更能从教训中获得教益。     

论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阙疑观

<正> 经过对中国学术史的深刻反思和自己治学经验的悉心总结,王国维的阙疑观成了他整个学术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从某种视角言,阙疑法似乎是一种负面的方法,但是唯其正确运用,成了王国维走向成功的又一阶梯。诚如王国维的评价:“阙疑为进步第一关键”;“考释古文字以阙疑为第一要诀”。本文试图就此作一探讨,请读者指正。(一) 王国维作为学术大师,始终自觉地从中国传统学术中觅取治学方法之工具,又从西方学     

漫谈史学研究

<正> 我是解放后党和人民亲手培育的史学工作者,年龄还不到六十,比起在本刊撰写治学经验的许多老一辈学者来说,还只是小学生,对史学研究,还未曾升堂入室,谈不上有什么治学经验。加上辛勤教导我多年的唐长孺教授,也给了我以不敢侈谈治学经验的影响。他老治学经验丰富,除了深得前贤榘效外,还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卓识良方。然而,他从不写治学经验之类的文章。尽管有不少杂志向他约写这方面的稿件,他老总以无经验可谈婉言谢绝。唐老尚且谦虚如此,我这个作学生的,又何敢不遵师训而妄谈!但是,《文史哲》编辑部既有此命,拒之未免不恭,且后学之言,也许更切近青年学生实际。故遵命为之,盼勿以有违师训目之! 我所要谈的,主要有如下四点:一曰尊前贤,二曰考源流,三曰明致用,四曰勤用力。     

“章权才研究员与经学史研究”专家座谈会综述

“章权才研究员与经学史研究”专家座谈会综述李庆新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章权才研究员与经学史研究”专家座谈会，于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３日召开。会议的宗旨是介绍章权才研究员在中国经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经验，交流学术，弘物人文精神，共创社会科学研究...     

关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几点体会

<正> 往往有些青年人要我谈谈治学经验,我总觉得有点为难。因为我虽然从一九四一年发表第一篇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论文:《数学的史的考察》(《群众》第七卷二十二期)算起已经四十余年。四十年不算是一个短的时间,大约总有点治学体会罢。但仔细想来,又觉得不知从何谈起。最近《文史哲》的编者要我谈谈治学经验,那就怎样处理好长期全面掌握资料与运用好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问题,谈谈个人的治学一得罢。我近年     

鲁迅与治学

被当今世界公认为人类有史以来十大作家之一的鲁迅,同时也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伟大学者。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接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若干学科,后来经过长期刻苦治学和勇于在变革现实社会的斗争中不断地探索、总结,这不仅促进了鲁迅世界观的转变,奠定了鲁迅坚实的学术根柢,使他的学识既博大且精深,而且对于他的文学创作,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鲁迅比起许许多多缺乏高度文化科学素养的所谓“纯”作家来,他的高明之处与迥异之处,我以为就在于他既有艺术家的敏感又有学者的沉思。一生治学的鲁迅,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中都有精深的造诣和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和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探讨他的治学经验及学术成就,是我们全面学习鲁迅,继承鲁迅思想遗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漫谈治学

我曾经宣布,七十岁以前,不再写治学经验之类的文章.这是由于考虑到,我个人在治学方面确实缺陷很多,基本功不硬,成果也为数有限,谈不上有什么成功的经验;至于教训却不少,但谈出来不登大雅之堂,难免贻笑大方.最近我院举行治学经验交流会,领导上嘱我重点发言,只得勉为其难,拉拉杂杂谈一些零零碎碎的意见,供大家参考.错误、浅陋之处,在所难免,好在这是内部座谈,易于得到大家的谅解,希望多加批评和指正.     

胡适治学方法管窥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 ,胡适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而其影响的重要标志之一 ,就是在 2 0世纪初的新旧交替之际 ,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破旧立新”的治学理论和治学方法。通过认真的探索 ,他确信有一种最基本也是最广泛、最适用于各学科的科学方法 ,这就是“实验主义”,其精髓就是崇尚怀疑精神 ,不盲从已有的定论 ,不迷信圣贤和权威 ,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并用十分精练的语言把这种治学思想概括为“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公平地说 ,“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不失为十字治学格言。它揭示了科学研究中的部分却必要的思维过…     

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

本栏目发表的三篇文章,是从今年八月下旬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科研经验交流会上交流的成果中选出来的,旨在引起学术界探讨治学之道的兴趣,开展科研经验的交流,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更加蓬勃的发展.为此,本刊除继续办好“中青年治学之道”专栏以外,还渴求刊载学术界老一辈专家、学者宝贵的治学经验.本栏目三篇文章的作者:赵池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绮、胡如雷为该院教授.     

我的选择

<正> 1982年,《文史哲》编辑部约我写篇谈治学经验的文章,推而又拖,迄今四年,仍然难却。我之所以推、拖,是因为第一,我自省确乎很少值得认真谈论的所谓“经验”;第二,关于谈经验已经写过了。《书林》杂志上就发了两篇,还有一些“访问记”之类。不过现在既已提笔,只好硬着头皮再写一点。讲过的不再重复,下面结合自己谈谈选择问题。在人生道路上,偶然性非常之多。经常一个偶然的机缘,便可以影响、制约、决定相当一段时期甚至整个一生的发展前途。因之,一般说来,如何在面临各种偶然性和可能     

刘向治学特点综论

刘向是西汉成帝以前几乎所有中国典籍的经眼人和整理者,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枢纽,探讨其治学特点,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学术的特质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其治学特点有五:宽广开阔的治学领域;服务政治的治学宗旨;尊经崇儒的治学倾向;以史为据的治学方法;以类相从的治学思路。     

章学诚的治学思想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1738-1801年),曾撰《文史通义》等书。他不仅独创文史校雠之学,大论作史的原理和体例,主张史学经世,强调“史德”、“史意”,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治学理论方面,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在今天仍有它的借鉴意义。本文试图本着占为今用和批判地吸收占代优秀文化遗产的精神,将章学诚的治学思想归纳为八个方面,进行初步的评论。     

儒学·新儒学·价值形而上学--黄克剑先生访谈录

问 :克剑先生 ,我受《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的委托对您作学术访谈。我想从这样一个话题谈起 :从您的《自选集》的目录看 ,您把您的有代表性的著述分作“中学”、“西学”、“马学”、“困思”等篇 ,依我看 ,这样分篇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治学风格。您是否可以先就您的这一治学格局说说您的治学动机？答 :简括地说 ,我选择治学这条路 ,首先是为着自己心灵的安顿 ,此外 ,也对民族的学术命运有一份承诺。我想在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背景下 ,以自己的方式 ,以一个中国学人的姿态 ,对纠结中的民族文化出路和世界文化危机问题作点有价值、有担当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