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

文章将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研究置于代际差异视角下,以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为数据源,使用SPSS 26.0统计工具探讨分析中国439个地区中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问题,考查影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主要因素,并对比分析四类因素对两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影响.由研究结果可知:(1)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存在代际差异.整体而言,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前者的回流意愿更强.(2)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个体因素、家庭因素、流动因素和社会融入因素影响.其中,本次流动范围、累计流动城市数、社区管理参与、主观融入、文化适应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而是否具有宅基地、职业类型、随迁家庭成员数、现住房性质和流动时长则对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影响更大.     

基于差异的比较:转型期我国大学生的幸福感研究

幸福感关乎对大学生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的理解,也是转型期我国社会文化特征一定程度的反映.为研究转型期背景下我国大学生的幸福感状况,对长春市某所全国统一招生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二学生及其父母共917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比较视角的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父辈不同,并且大学生的幸福意识和追求幸福的动机更强;城镇大学生与农村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幸福意识、追求幸福动机总体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城镇大学生的成就感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男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幸福意识和追求幸福的动机差异显著,同时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也有所不同.     

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受多种因素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研究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实现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子代主观幸福感越高;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子代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的子代。据此,从政府、社会和个体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现状考察

为了考察厦门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现状,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厦门市120名流动人口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8.1%的流动人口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不同性别、年龄和工作种类的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整体差异不显著,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下和初中的流动人口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     

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流动人口城市归属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基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

如何使流动人口更好的融入城市,已成为城市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基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和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和主观幸福感均有一定程度上的内部差异;在目前阶段,提高城市归属感依然是提高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途径,但归属感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唯一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等个人因素也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这为提升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提供了理论参考。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流动人口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基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国家计生委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收入对北京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将人口特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后,无论是个人收入还是家庭收入都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在目前阶段,提高收入依然是提升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途径,但收入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唯一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等个人因素也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青少年幸福感体验的影响因素及其提升路径

目的研究幸福感体验的影响因素及其提升路径。方法用自编问卷调查了314名广州青少年的幸福认知。结果青少年自主幸福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青少年自主幸福感体验有性别显著差异；父母职业对青少年自主幸福感体验有明显影响；家庭成员构成对青少年自主幸福感体验有一定影响；不同成长环境的青少年自主幸福感体验有显著差异；青少年自主幸福感的体验和内涵来自于家庭和亲情。     

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三维分析及政策意涵

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其幸福感不但是其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也会对中国城镇化进程、水平及其质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从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城市评价等3个维度来分析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建立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模型,在与老生代流动人口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其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有住房条件中建筑类型和住房产权因素,社区环境中的物业服务和邻里友好态度等社区态度因素、超市便利程度等生活条件因素,城市评价因素中生活水平评价等因素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应根据新生代流动人口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其幸福感。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老年人口的核心问题是生活质量问题,对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关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基于杭州市城乡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子女孝顺是影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经济状况、对社区工作满意度、婚姻、性别等也是共同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在城市和农村间存在差异.此外,在城市模型中,自我照料程度、子女个数等个人特征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在农村模型中,经济来源、对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等经济和社会保障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总之,城乡老年人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不同,城市老年人已侧重于对精神的需求,而农村老年人首先还需要物质的满足.     

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安全感与社会支持的作用

幸福感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为考察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反应曲面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大学生安全感和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中的作用。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阶层能预测主观幸福感，安全感在主观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中介作用；（2）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社会支持的调节。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个体的安全感和社会支持等心理层面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分析的方式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了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调节作用。通过层次回归以及调节效度检验发现：（1）工作-家庭冲突中WIF时间冲突、FIW压力冲突以及WIF行为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影响;（2）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影响;（3）通过回归分析也证明了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三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指出通过企业帮助、政府支持及农民工自身调解可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交叉表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个人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越弱;收益因素中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国外主观幸福感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积极心理学是国外心理学界的一个新兴领域,主观幸福感研究是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根据近年来国外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现状,一方面分别介绍了社会文化和个体适应两大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对个体较高主观幸福感可能带来的积极回报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后者包括医疗卫生、物质生产、个体社会性发展和生物适应性等四个领域。主观幸福感研究将来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个方面：测量手段更加多样化、研究方法更加综合化、影响因素更加广泛化。     

土地权益在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影响中的作用显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农民工城乡迁移,是影响中国农业转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变量.借鉴推拉理论梳理影响中国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的因素,区分并显化土地权益在其中的作用,提出城乡收入、就业环境、土地权益三个假说.并利用南京市的农民工1062份样本调查数据,以农民工流动方向为参照确定留在城市与返回农村作为各自对照组,通过多项分类logit回归分析计量各因素对不同迁移方向意愿的推拉作用.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的巨大动力;城市就业环境的好坏虽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但在家庭总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下他们对恶劣就业环境有较强的耐受力;土地权益则在农民工城乡迁移中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总之,规避风险并寻求家庭总收入最大化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行为决策的逻辑基础,今后土地制度改革和政策设计必须重视土地为农民工所提供的退路保障.     

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与未来走向——基于1978-2012年政策文本

农民工社会政策作为政府回应农民工群体流动的重要制度措施, 在不同的时期遵循着不同的建构逻辑。通过对1978—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政策公报中关于农民工的社会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 发现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经历了从流动控制向制度吸纳的转向。在西方社会权利理论和本土社会现实的双重启发下, 中国农民工社会政策未来的建构将遵循社会权利逻辑, 注重社会公平, 强化农民工的主体性, 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     

经济权利及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概念辨析

近代以来,法律对经济权利的明确保护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其外延大不相同,不同的社会主体所享有的经济权利也不完全相同。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发展的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外延在不断扩大,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包括民族经济平等权、民族经济发展权、民族经济自治权、民族经济获得帮助权的完整体系。     

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是提升市民整体素质的需要,也是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加快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应不断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完善覆盖新生代农民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和土地权利保障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加快皖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