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道德象征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人格的思想渊源。他们推崇圣贤道德 ,追求君子理想、博施济众、安邦定国、修己安人、惠而不费 ,奠定了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人格的基准。圣贤君子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核心 ,也是其追求的最高理想。作为道德完美的典范 ,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次是圣人。圣人是道德的理想者 ,不仅具有崇高的德行 ,而且把自己的德行践行到社会生活中去。对一般人而言 ,圣人的标准是很难达到的。这种理想人格的基本内容可以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即仁爱精神、重义精神、厚德精神、自强精神以及献身精神。本文重点以水性喻征…     

民初政治理想人格的时代重塑

民初谷钟秀等人以道德救亡为主旨,围绕理念上肯定道德对于民主共和的价值,理论上诠释道德因时更张与时俱进,目标上努力铸就共和道德精神,内涵上确立国民道德规范,方法上以重塑政治理想人格为要途等方面作了系统的理论诠释。此举与学理清算名实相悖、"官国"与"恶精神"、政治人格卑劣、社会人心颓废、社会思潮隳堕等弊害联系在一起,欲藉反省自爱、外在逼迫、示范作用、政治社会分离等方法以重铸近代政治理想人格,进而达到挽救民国危亡的目的。     

嵇康"越名任心"的儒家情

"竹林名士"嵇康生活在名教沦丧、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在反抗名教追求自由人格的道路上,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战斗口号,把老庄哲学作为批判虚伪名教社会的武器,但以传统儒家道德为灵魂维持的和谐社会仍然是嵇康精神的最终寄托.     

现代"公民社会"公共生活之意义彰显与民众公共人格的养成

转型社会道德价值的普遍疏离,使社会面临着公共生活之"道德合理性"基础缺失的窘境:在一个充满不公、不义的社会里如何"为公"、"取义"?市场经济和尘世功利社会的自由、个性和竞争等铁的法则对人们美好生活梦境的全面主宰,使以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和公共精神为伦理文化支撑的社会本位的道德理想被边缘化了。公共生活何以可能——合理的公共生活样式的反思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就社会价值追求而言,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并不只表现在经济基础方面,它还包括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培养。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公共生活传统的国家,发育公民社会,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提高全体民众的公民素养,不仅事关中国公民公共人格的形成,而且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树立的核心内容所在。     

魏源的"有我"道德理想及其船山思想烙印

受船山思想的影响,魏源也非常重视道德的价值。魏源尊重人的独立个体性和自然性,在社会活动中为道德个体的道德关系进行辩护,对"仁""孝"的道德标准加以修正,追求"造命之君子"的道德人格,发挥主观能动,渐进践履"有我"的道德理想。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道德理想大旗随着仕途的坎坷、政治理想的破灭而倒下,并最终遁入佛门。     

论第三代诗歌的儒家文化意蕴

具有后现代表征的第三代诗歌包蕴着浓烈的儒家精神,具体表现在变革意识、人本精神和君子人格三个方面。第三代诗人从整体上说都具有儒家精英的品性,他们在写作中有意无意地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坚守和阐扬着儒家精神。儒家匡正社会的祟高理想,舍生取义的气节情操,发奋努力的进取精神、自主自立的独立人格都潜隐在他们的精神血脉中,对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创作心理有着沦肌浃髓的影响。     

关于陶渊明"回归"主题的文化阐释

回归是陶渊明诗歌的一大主题,它包括有机统一的三个层次显在的、隐在的、终极的.归是陶诗之骨从文化的角度阐释陶渊明回归的深层涵义.可以看出,只有对"屋"的双重的文化内涵有了充分的理解,才能读出陶渊明归于其居的深层意味.陶渊明的回归是儒道互构的,是亦儒亦道的,使得晋人在人格精神上获得了某种同质.他们完成了自然美与人格美的统一人格美因自然美而显,自然美因人格美而彰,二者是一种同质异构的关系.魏晋时期既是人格自觉的时代,又是山水自觉的时代.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论陆九渊的伦理主体意识

陆九渊在论及"人以宇宙天地为己任"等到问题时,把人视为宇宙天地之主体,具有一种强烈的主体责任意识;他把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融为一体,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和道德自律作用,进而倡导"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铸成理想的君子人格.本文主要从人作为宇宙天地之主体、道德认知体验之主体、道德实践之主体、君子人格之主体四个方面来探讨他的主体观.     

康有为“元气”论的美学内涵

康有为从建立在"大同"社会理想上的独特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方法出发,发展出以"元"为核心范畴的审美意识."元"是本体"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起于天地,现于神明,又和于人的内在精神,成为具有审美必然性的浩然元气.从认识论看,"元"具有神圣性,人格性.有"元"而后有"心","元气"即"知气"."元"的审美范畴是人格化的,对"元"的体认通过生命的感悟,天道、地道、人道统一,形成三位一体的审美境界,天人一体,四海一家.在"元气"论基础上建立的"大同"理想,与康德"道德理想社会"相通,从而使美从"元"的本体性走向了人间性,使美的本质安放在了人间世界的立意上.可以说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是审美化社会理想的哲学表述,这正是康有为哲学现代性启蒙思想的体现.     

长安侠文化传统与唐诗的任侠主题--"长安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之一

崇尚武功,舍生取义是长安侠士的行为道德准则.西汉长安"五方杂错"的风习、黄老政治的施行是长安多游侠的文化渊源.唐长安的"恶少"、"英豪"群体是长安多游侠的社会基础.唐长安的多元文化存在是长安多游侠的思想背景.长安豪侠辅助关陇集团克定关中长安多游侠的历史动因.唐长安游侠在唐诗中成为超越世俗、建立奇勋的人格象征.他们逞强好胜,骄纵不羁的个性被诗化为豪迈矫健的英雄行为.唐诗中的侠士超越了横行复仇的个人意气,升华为慷慨的爱国激情,表现出俊逸的浪漫精神,为唐代诗歌注入劲健、刚猛的精神活力.     

"电视的孩子"与身份建构

本文结合国内的有关电视现象,对三篇西方学者的电视论文作了评论与发挥.电视能够提供幻觉,为"电视的孩子"建构一种文化身份,使他们以这种身份来建立与社会的关系,并用于指导自己的实践.这个过程让我们既看到电视在全球化时代所起的作用,也看到全球化时代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种"身份政治学"揭示出身份认同的精神文化特征,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生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谈论思孟学派的"性-天思想"模式

"性天思想"是一个以"天-命-性-道-教"为心性论基调的思想模式,重点在"性"与"天".它所要讲的是"性"的起源,所要解释的,是心性问题,以及如何"存养省察"的修养功夫.它系统地解释了宇宙道德生命是上天降命、赋予人性而衍化的原理.人们通过诚、敬之道,尽心、知性、知天,而能以天之德为法则,致力于使道德生命与"天"合而为一,达到形上与形下的超越性统合,已立立人、已达达人、人人成圣成贤的社会终极目标.这也是思孟学派建构道德圆满形态之理想社会的重要实践途径.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价值理性追求及其意义

当今人类置身于其中的是一个实践的、历史的、文化的、价值的、道德的、精神的新"自然人类学"时代--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特质的时代.全球社会正通过多方面带有前瞻性的智识设计方案和实践方略,努力创制一个与"自由经济社会"、"技术社会"等截然不同的"生态社会",一个总体性的、秉承着当代人诸多美好期望和理想的"生态系人"正在被设计和期待.处在"现代性文化氛围"和现代化实践历程中的当代中国人,其努力之最富有创见性所在和所是,就在于思维的着力点和实践的用力点,是以先进、优越的制度理性和制度精神勇敢超越"应然性规范"的本有的局限,以对中华民族所应有的"生态人格境界"的培育和养成为归宿,不懈地致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勾画的美好生活远景.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到"和谐社会"的提出,再到明确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进党的文献之中,体现了中国整个社会和民众对于构建新质的生态性(体验性)生存共同体的信念和追求.     

儒家"三达德"思想与现代儒商人格塑造

"儒商"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历代商人追求的理想人格和道德境界.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君子人格论思想是儒商追求的至高境界.现代儒商必须在继承和发扬儒家"三达德"思想的基础上,建构"德商"、"智商"、"胆商"和"情商"四种品格,才能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和事业的成功.     

从"君""道"关系看士大夫的话语分裂

"道"与"君"的关系是儒生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从儒生自身来说,他们对道的追求表明他们心目中有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并企图以这个超越的理想世界来匡正、改造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实现理想世界的主体又不是儒生自己,而是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君主,超越的道最终必然依附于现实的政治权力,从而使理想世界愈加显得渺茫.这样一来,是"从道"还是"从君",便成了一个令人手足无措、难以割舍的棘手问题.     

"诗圣"的标准与"谪仙"的意义--谈宋人对李白的评价

宋代社会结构特点使宋代士人一方面受到社会伦理规范的制约,一方面又需要释放受压抑的心灵.为此,他们确立的时代典范是"诗圣"杜甫,李白虽然在宋代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中地位不高、颇受冷遇,却在文人雅士们的放言吟咏中受到热情的关注与赞美."谪仙"是唐人赋予李白的称号,其意义在宋代得到了深化和强化.宋代大量歌咏李白的诗歌赞序体现了宋人对"谪仙"精神价值的发现和强化.宋人对李白的微妙态度也成为宋之后历代论者评价李白的基本格局.     

"鲁迅风"与狄马的杂文写作——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思想文化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综合时代.思想价值的剧烈变动催生出了一代颇具叛逆色彩的"摩罗"型青年作家.他们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以北岛为代表的一代"愤青",更不同于80年代以王朔为代表的一代"顽主",在向旧的社会秩序发出"我不相信"之余,精神却并没有从旧秩序中脱身.比之于上述两代青年,他们身上更少有传统的精神羁绊.他们接续了鲁迅的精神之火,以社会文明批判为主要内容,以短小精悍的杂感为主要文体,从而在中国文坛刮起了一阵思想的旋风.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及其路径探析

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它体现一个时代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在古代士人的人格建构中,儒家思想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儒家认为整个社会的秩序、安宁以及和谐都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之上和道德自觉之上,而道德实践则取决于个人的自我完善。先秦儒家强调在自我体悟、反求诸己的基础上的道德自律,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成为“君子”,成就理想人格。文章通过对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建立依据及其实现路径的探讨,可以看出,先秦儒家通过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为社会制定了许多道德和政治规范,强化了人的道德良心,启发人的理性,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变成人的内在心理要求,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     

清末民初刘师培陈独秀人格说合论

清末民初,刘师培与陈独秀理性清算传统畸形人格,如鞭挞"清而不和"之徒和"雅人名士"逃避现实,"和而不清"之辈与同流合污者自甘堕落,国民爱国思想薄弱.同时,他们努力以学理构建近代理想人格,强调近代国民应具备积极入世、人格独立,自强不息、尚武善斗,秉持公理、道德优良,公私统一、家轻国重等品德.此外,还积极探索塑造人格之道,欲藉破"三纲之说"与老庄思想,融合中外文化,改造传统团体和加强修身与教育示范等途经以达到重塑近代理想人格之目的.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