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黄州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富有爱国精神的著名文学家。他同王安石都主张革新,但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些“新进勇锐之人”,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野心家、投机派。自熙宁四年(一○七一)起,苏轼离开朝廷,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一○七九),苏轼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他在《湖州谢表》中说,神宗“知其(自指)     

西北战事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

苏轼豪放词风和当时宋与西夏的西北战事，以及苏轼对此战事的态度密切关联。熙宁六年的“熙河大捷”促使苏轼以《江城子·密州出猎》为代表的豪放词风形成；元丰六年“永乐之败”又促使苏轼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代表的豪放词风由豪放雄壮向清壮深沉、多内心反省转变。     

苏轼知密州新探

<正> 苏轼,字子瞻,公元1037年生于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县),少有大志,博通经史;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乙科进士;累官知官告院;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因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疏;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军州事。两年之中,不仅政绩可观,而且在思想上、学术上都有很大进展。现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不当之处,请多指正。据《诸城县志》记载,苏轼到任之时,密州连年大旱:“神宗熙宁七年……自秋至冬不雨……八年,春夏旱”(《总纪》)。苏轼到任后的第一年,全力以救灾安民:“受命之     

论二程的变革理论和对熙宁新政的态度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接受王安石的建议,实行变法,史称熙宁新政。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对熙宁新政及王安石的新学持反对态度,并提出种种责难。然而,二程和王安石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历来所说的守旧派或顽固派与革新派之间的斗争。尽管他们在“治国之要”的看法和做法上表现了不同的政见,但二程仍然是属于历史上地主阶级中重视变革的政治思想家。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就正于学术界。     

世谛文字中的华严楼阁——论苏轼文与《华严经》之关系

关于苏轼文与《华严经》之间的关系，钱谦益提出的“苏文有得于《华严》”说关注到了一个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即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这类看似与佛教绝无关涉的史体文在文章形式上与《华严经》的相似性。他因此十分推崇苏轼此类文字，其同乡后学也有不少人继承了这一观念，并认为此类文字乃苏轼“大文章”。但在传统评价中，苏轼长于策论而短于叙事。钱谦益的观点与苏文的传统评价产生了分歧，因而并未被时论所接受，他效法苏文而作的碑传文也颇受后人诟病。     

全国苏轼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全国苏轼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于1982年11月8日至13日在湖北黄冈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八十多位苏轼研究者参加了讨论会。会上收到论文九十四篇。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苏词的风格和苏轼“以诗为词”关于苏词的艺术风格,会上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苏词的风格主要还是豪放,他们不同意下述观点:苏轼早期的词还是婉约风格,后来形成豪放风格,其间存在着一个由婉约向豪放的转变过程。他们指出,苏轼在青年时代奋力向上,期于建功立业,对都市生活习染不深,还未掌握词这一艺术形式。他在中年受到打击外任杭州之后,才着手学习填词。苏轼作词的最初两年——熙宁五年和六年的尝试之作(《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行香子·过七里濑》),就不是婉约词,而是豪放词。熙宁八年他在密州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已经     

论朱熹对王安石新法新学的批判继承

后世论王安石变法,批评者很多。明代陈汝锜《甘露团长书》说:“介甫以新法负谤于当时,贻指摘于后世,善状不彰,而恶声嘈嘈满耳,此古今一大冤案!”史学界有一种观点,以为安石身后所以长期遭非议,大理学家朱熹起了决定作用,时至当今,这一问题应予辨正。笔者以为,首先,朱熹以理学家身份曾不遗余力地抨击新法,他的批评对后世评价王安石变法影响极大,但朱熹对王安石的社会政治思想并未一概否定,在若干方面倒做出了肯定评价,他在任地方官时的许多施政措施,更直接承袭了王氏新法。其次,朱熹对王安石的抨击并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深文诟病”、“恶声嘈嘈”的谤诬之辞,而是言之成理,反映了朱熹对社会变革问题的认识深度。澄清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王安石变法,更有利于深入研究朱熹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活动。     

两宋之际苏学与程学关系新变

两宋之际,随着元祐学术解禁,曾因意气而起的蜀洛党争已经消歇,双方力量也发生重大变化:苏门学统的涣散与程氏学统的传衍和加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与苏学“尽个性”和“恭己无为”的自由特质不无关系.随着苏学的学术和政治色彩逐渐淡退,苏轼所留给人们的,只是文学家的华丽背影.曾经的蜀洛党争,也变为杨时等道学家对苏轼文学的偶尔批评.南宋道南学派传人中,许多学者既秉承程系道学,又追摹苏轼之文;某些学者更寻找到了苏学与程学的契合点,并将之贯彻到自己的生命精神中.直到朱熹出来揭出苏轼性命之学的本质,才又使二者矛盾趋于尖锐,这集中体现在朱熹与吕祖谦的苏学之辩中.     

杰出的政治变革家吕惠卿──王安石变法的副帅

吕惠卿（１０３２—１１１１）是王安石变法最积极的参与者、执行者与继承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变革家。前代有些史家带着偏见撰写历史，把吕惠卿列入“奸臣”行列，这是对严肃史实的颠倒。与王安石接踵而起的奇才吕惠卿，字吉甫，南安人。王安石荐吕惠卿于神宗曰：“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①吕惠卿的学识渊博，欧阳修谓其材识明敏，“学者罕能及”②。当时龙图阁大学士沈　谓其“明习世务，可施有政，为朝廷之用。”③吕惠卿的政敌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他“诚文学辨慧”④。当时人们称…     

是“风教”还是“风情”?——明清文人传奇作家的文学观念散论

一 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文和道和的关系的明确提出和论定,发端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决堤于中唐的韩愈、白居易,至北宋古文家和道学家而滔滔极矣。这里的所谓文,主要涵义是文章之文;所谓道,主要涵义是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内容;而文以载道,即指文章应包涵政治伦理内容,应发挥社会教化功能。 绝大多数明清文人传奇作家匍伏在文以载道文学观的偶象之下,以肃穆的神情和激切的言辞,进行虔诚的布道。明代如杨之炯主张:“首重风化,兼寓言诠”;清代李渔高可能“思借戏场维节义”,要以传奇“代木铎”、“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劝使为善,诫使勿恶“,以发挥传奇“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弥灾之具”的社会效用。     

王安石的人才观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没有能在较短时期内培植一大批推行新法的人才来取代腐朽无能的各级官吏.这一点,他在一○七三年(熙宁五年)的《上五事书》中曾经说到过:“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可见,王安石对人中问题是看得十分重要的.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系年考辨——兼及苏词风格的若干问题

《东坡续集》卷五有《与鲜于子骏书三首》。在这三封书信的第二封中,苏轼讲了一些关于他自己作词的话。文如下: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六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 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从这段话里可以知道,苏轼曾经作过一首行猎词,并于数日后写呈鲜于子骏。词学界一般认为,信中所说的这首行猎词,即指《江城子·密州出猎》。宋人傅按编《东坡纪年录》云:“熙宁八年乙卯,公在密州。……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诗和梅户曹会猎,……又作《江神子》（雪涛按:《江城子》词牌亦作《江神子》）”。可见该词乃熙宁八年（1075）冬作于密州。因此,其数日后写给鲜于子骏的这封信,亦当作于是年。词学界一般均如此说,笔者亦以为然。     

刘勰论文原道

刘勰所讲之“道”,有道家的自然之道,《易传》的神理之道,儒家的政化、修身之道,诸子的学派之道,魏晋的玄学之道。他的“原道”,本在于“论文”,而刘勰之“论文原道”,主要是要求创作走自然之道,也在于纠正当时“浅而绮”、“讹而新”的文弊。并为后来韩愈之原道、柳宗元之论道,开了先河。     

苏轼的文章理论体系及其美学特质

苏轼在欧阳修的奖擢下跃入文坛,正是北宋古文运动将要取得实绩之时,而这个实绩之主要体现应该说就是苏轼的文章写作和文章理论批评,正是苏轼为北宋古文运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苏轼的时代已经是古文的时代,骄文的违反辞达,仅剩下一点未珍之余风,而古文的违反辞达,则有“求深”、“务奇”两种弊端,成为新的“时文”,可称之为“古体时文”。所以,革除这一新的文弊,便成为当时文章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苏轼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他的文章写作和理论批评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的。针对唐代古文运动以来倡导古文者在观念主张…     

简析王安石的法律思想

王安石是一位曾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曾为挽救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熙宁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是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来的重要的法律思想。他说,“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维持国家的政治统治,最重要的是要有财。“理财”,是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思想。他希望通过“理财”,挽救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     

读苏轼的《喜雨亭记》

《喜雨亭记》是苏轼早期的作品,写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当时苏轼正在风翔府任签判,年方二十七岁。苏轼是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的,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了主考欧阳修的极度赞赏,说是“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并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二十五岁被任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他没去。二十六岁又应“制科”考试,考入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第三等,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光荣。由此,他被任为凤翔府签判,其职务是协助知府处理一些文字工作。这是苏轼在少年得志,名满海内的情况下,第一次进入仕途。     

熙宁新法的富民与富国之争

1 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一。学术界大都把熙宁新法看作一个整体,而未能将熙宁法与元丰法分别看取。笔者认为,实际上能够看作王安石变法的,只是王安石在任时期推行的熙宁法而已。从总体上看,元丰法与熙宁法旨趣相异,措施相左,效果亦绝然相反。其实,关于熙宁法与元丰法的差异,前人已有觉察。元丰进士陈瓘说:“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则先志固已变而行之。”“(蔡)卞等初意,专以熙宁宰相为圣,     

士大夫文化的两种模式:《虔州学记》与《南安军学记》

王安石的《虔州学记》写在其主持“变法”的前夕,通过对《尚书.益稷》篇的或许有意的误读,表达了他对于学术思想、教育和政治之关系的基本主张,体现出士大夫文化的一元化模式。苏轼的《南安军学记》写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用他本人很少采用的考订字义的方法,意在纠正王安石的误读,并批判其思想,同时表述了对于多元化的期待。北宋时代随着“庆历新政”而走向繁荣的“学记”创作,正以发表此种根本性的大议论为特征。就其艺术渊源来说,当与唐代的孔子庙碑有关。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

荆公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中期著名灼政治家、思想家。神宗熙宁元年(1068)以前,他任地方官吏,表现出端详宁静而谦逊退让,不同流俗去奔竞进用而求为京官。“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宋史纪事本末》)他不同凡响,名重天下,为曾巩、欧阳修、文彦博、司马光等名士所延誉和倾慕。     

王安石的《老子注》探微

王安石的《老子注》颇具理论特色。他以元气释“道”,对《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阐释。他以“穷理”解“为学”,以“尽性”解“为道”,从而掀起了以性命之理解释《老子》的时代潮流。他主张有无并重,并对无为与有为作了辩证的理解,从而超越了魏晋玄学“贵无”、“崇有”之争以及道家纯任“自然无为”的弊端。他关于先王有尚贤之迹而无尚贤之心的说法,则试图调和儒、道两家在“尚贤”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他还提出“圣人无我”的说法,意图约束帝王的个人意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阐述“天地不仁”、“圣人不仁”时,提出了“与时推移,与物运转”的思想,从而为他的变法主张作了理论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