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扎”节及其民俗文化功能透析——以甘肃莲花山地域枉子沟村为例

"拉扎"节是甘肃省莲花山地域的汉藏民族以自然村落为单位,每年在秋后约定俗成的日子喜庆庄稼平安丰收、酬谢并祭祀山神、亲友互相往来的民间传统节日。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拉扎"节及其主要活动——"过拉扎"、"吃拉扎"和"跳拉扎",对汉族村落番师"跳拉扎"的仪式进行深描,从中展现人神狂欢、喜庆丰收的节日全貌;也探讨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具有的诠释与宣教、维系与认同、传承与维系、经济与消费、娱乐与宣泄的民俗文化功能,满足了人们生存安全和精神慰藉的需要。     

企业属性与“得”、“德”价值关系辨析

企业和人一样,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企业的"自然属性"表现为企业作为经济单位的经济属性,企业的"社会属性"表现为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伦理属性。基于对企业属性的剖析,可阐明"得"与"德"是企业行为的两大动力源,它们在本质上是异质同构的。     

“身份化”、“艺术化”与“象法天地”——中国古代服饰的美学特征及深层原因

中国古代"国"、"家"一体,"法"、"礼"合一的社会结构特点,对服饰提出了"身份化"的要求,使服饰成为道德的象征、行为的约束、表情达意的工具;中国古代以艺术与工艺相互渗透的"泛艺术"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结构,对服饰提出了"艺术化"的要求,使中国古代服饰突出了平面化、流线美的审美特征,发展了平面剪裁的服装制作方法;中国古代重结构、重功能的"阴阳"思维模式,使服饰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影响,通过类比与自然、人事之间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象法天地"成为服饰形制、颜色选择等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上衣下裳"成为天尊地卑的宇宙秩序及君尊臣卑的象征,而天道定数、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等观念都在服饰的形制、颜色上得到了体现。     

汉画“周公辅成王”与汉代政治

以"周公辅成王"为题材的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等地。周公辅成王的史实涉及幼主、权臣、宗室三个方面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周公就已被视为圣人。西汉时期,霍光和王莽都曾在政治上效法周公。霍光是比附周公的正面典型,而王莽则是假托周公的反面例子。到了东汉,官方更突出周公"圣师"的地位,并与兴学重教结合起来。"周公辅成王"汉画在东汉的出现与两汉的政治分不开,也同鲁地信仰周公的传统相关。     

“三师”统领下综合性大学“卓越教师”的职业技能建构路径

地方综合性大学的教师教育专业"综合性"的优势还没有凸显,基础阵地"师范性"却在逐渐丧失。"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为综合性大学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破解困境的机会。以"三师"系统工程为统领的教师职业能力建构路径,与"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理念和指导思想高度契合,能够进一步引领综合性大学的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推动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 坚定“三个自信” 务实推进“四个河南”、“两项建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指导重要讲话的体会

"三个自信"与深化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离不开自信,自信推动改革,"三个自信"是深化改革的政治基础,深化改革是坚定"三个自信"的强大动力。"四个河南"与"两项建设",既体现了"三个自信"的坚定诉求,也是深化改革在河南的具体要求。其中,"文明河南"建设为"四个河南"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价值导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实践过程中的“几”、“数”、“运”

实践展开于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从本体论的层面看,人与世界的互动不仅涉及实然,而且关联可能、必然与偶然。作为行动背景的可能、必然与偶然不同于人之外的本然趋向和规定,其存在意义无法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以人的行动为视域,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必然与偶然分别呈现为"几"、"数"、"运"。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几"、"数"、"运"在中国哲学中已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关注,后者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其意义提供了历史前提。从现实的层面看,"见几而作"、"极数前知"、"慎处时运"相互联系,构成了实践过程有效展开的综合前提。     

论庄子的“无功”、“无名”、“无己”思想

庄子的“无功”、“无名”思想在价值观上是对儒家功名价值观的超越 ,是对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 ;在方法论上是通过“无功”、“无名”达到有功有名 ,即在建立功名中不以功名为念 ,获得功名后不以功名自居。庄子的“无己”观则是通过无执 ,达到与道的相通 ,达到对自然的归依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位于词尾的“家”的用法

文章在文献材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位于词尾位置的"家"字的用法进行了梳理。大致整理出位于词尾位置的"家"的以下几种用法。第一种:"家"作为词缀语素;第二种:"家"用于其它词的词尾,无特定含义;第三种:"家"字作为一个词独立运用;第四种:位于词尾的"家"在医书中的常见用法;文末还提及了一些由"家"构成的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在与某些典籍的比较中,发现本文所整理的"家"字位于词尾的用法出现时代普遍较晚。     

无“家”的彷徨——鲁迅对于“家”的绝望与痛苦

关于鲁迅作品的研究长期以来忽略了对于其"家"主题的考察,实际上鲁迅的作品中处处隐含着对于"家"的焦虑。这个"家",包含三个层面:微观的家庭、中观的家族和宏观的传统文化、现实社会的精神家园。这三个层面的"家"是紧密相关的,鲁迅藉此步步递进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深入骨髓的无"家"的绝望与痛苦。鲁迅作品中的"家"主题表达了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一个整体性的、根本性的焦虑。     

儒家传统“节”德的三维意蕴及检讨

从德性的视角审视,"节"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至少涵盖了节用、节义、节欲三个维度的意蕴,这三个维度的意蕴本质上是寻求情感、价值、理性三者之间的平衡,是传统伦理规范的主体性建构,共同展示了儒家伦理的思想特质与伦理精神。历史视野中传统道德的思想逻辑、展开维度是我们认识传统、承接传统的基本思路,儒家传统的"节"德作为一种道德的负价值与正能量交织的两重性道德范畴,需多加辨识并谨慎取舍。     

《海上花列传》中句末“个”考察

《海上花列传》(以下简称"《海》")刊行于19世纪90年代,人物对话全用苏州方言,创方言小说之先河。"个"在北部吴语(以上海话、苏州话为代表)中有个体量词、结构助词和句末语气词三种用法,一般认为其句法分布和语义与普通话的"的"相当。     

明代杜诗学中的“大家”论争

"大家"说是明代诗学的重要命题,而该命题始终是在杜诗学语境下,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即杜甫是否为唐诗第一人;杜诗中的瑕疵是否影响到他的"大家"地位;作为"大家"的杜甫与"正宗"是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的展开,主要突出了杜甫在各体诗中的成就、地位,其与盛唐诸家的比较及杜诗价值的论定,明代格调论诗学也在这过程中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明代"大家"说理论,除了"集大成"命题来自宋代,明人对它作了深细地开掘,还关涉到诗人才性、精神修养、生活面、艺术训练、文学传统等诸多方面。     

评循吏的亦“官”亦“师”

由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特定传统,循吏既肩负了一种特定的"官"之职责,又扮演了一种独特的"师"之角色。在地方行政活动中,循吏通过其"官"与"师"的角色互动,积极推进了地方风化。由此,它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一个特定渠道,也构成了中国古代行政伦理发展的一个特定向度。     

战国出土与传世文献中的“谁”与“孰”

文章以传世战国文献与出土战国文献为语料,考察了疑问代词"谁"与"孰"的频率、询问功能与句法功能、时代性等问题。"谁"主要问人,"孰"人、物并询。战国早期,"谁"作主语较多;战国中晚期,"谁"作主语较少,主要作谓语、宾语、定语等,而"孰"主要作主语,这时"谁"、"孰"在句法成分上形成互补关系。出土文献中"谁"、"孰"的数量远远不及传世文献,但出土文献中"谁"、"孰"的语言面貌与传世文献是一致的。     

《论语》“中”、“和”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政治伦理概念,在<论语>中得到了广泛的论及."中"、"和"这两种政治伦理品格的实现是与多种其他政治伦理品格的完善相辅相成的.<论语>"中"、"和"观是孔子之时社会形态的映照,是和孔子一生的理想分不开的.它既是实践孔子所倡导的社会政治生活制度的方式,又是孔子对理想的政治伦理状态追求的体认,也是孔子对前人"中"、"和"以修身养性、治国安民文化功能的继承与阐释."中"、"和"观对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的启示.     

“俩”、“仨”与北京话阳平“一”的音变类型问题

具有数量结构意义的“俩”、“仨”应该是连说音变形成的合音词,它跟北京话里用在名词前的阳平调“一”的来历不是同一个音变类型。“俩”、“仨”合音形成后仍保存着“两/三+个”的意义,北京话阳平“一”在原式失落“个”音后,量词“个”的语素也随之丢失了。由意义、功能上的差异,北京话阳平“一”能够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俩”、“仨”是合音式音变词。     

施莱格尔的“新神话”解析

启蒙运动因过于强调理性的作用而对神话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神话由于其非逻辑、非概念的思维方式不具备追求真理的能力,所以神话受到摈弃。其结果是不仅摧毁了人的完整意义的世界,而且也使理性的普适性价值受到质疑。德国耶拿早期浪漫派的代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站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立场上,提出了建立"新神话"的理论主张。"新神话"作为精神的创造物,具有与古代神话不同的路径,其理论基础是费希特哲学的"绝对自我"原则,是意识之内的绝对同一和"综合"。"新神话"不仅表达了施莱格尔的"泛神论"和神秘主义思想,同时还传达了浪漫主义者寻找整体性的理论诉求,是浪漫主义者把人、自然和社会综合为一体的理想,目的是为人和世界重新确立一个"中心",从而赋予世界一个新的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上,"新神话"理论不仅以"艺术"的概念成为谢林哲学的体系,而且被浪漫主义之后的尼采以"酒神"的精神使"新神话"得以复活,甚至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以"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以人的存在的"完整性"的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了"新神话"的理论主张,与浪漫派的"新神话"具有理论上的同构性。     

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

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985年至2001年这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村落数字在锐减,仅以2001年与2000年相比就减少了25458个,即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村落,它们的逝去没有挽歌,也没有祭祀,但其新建的文明却留给人们以思考,为此我们想以广州羊城村这个典型的村落的终结为线索,目的是为了探讨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