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摩崖刻经与灭佛

中国的文字刻石年代长、数量多,气象万千,凿刻技术也极为高明。绵延数千年的文字刻石,以其材料的耐久性,保存了大量古文献、古法书,成为中国文献和书法的一大渊薮。文字石刻形制颇多,摩崖即其一。《金石索》曰:“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语石》谓:“碑之有文字,始于秦汉。而周之‘吉日癸己’即摩崖刻矣。推而上之,海东之锦山古字,黔南之红崖古字,远在商周以前,亦皆摩崖也。则碑为后起矣。”所传夏禹、周穆王、孔子等撰书的刻石皆难凭信,但无论是碑刻还是其他形式的石材雕刻,都必须先     

大足摩崖石刻探幽

为了一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重庆大足石刻,我们来到距离重庆市区160公里的郊区大足县．去观赏那独特的摩崖石刻,感受那博大精深的佛宗禅意。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它是唐末、宋初时期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尤以北山摩崖造像和宝顶山大佛湾摩崖造像最为著名,足中国著名的古代石刻艺术。因时间关系,我们只参观游览了宝顶山大佛湾的摩崖石刻。     

浅谈东汉碑刻兴盛的原因

铭功刻石,虽然秦已有之,但直到西汉末年,还依然少见。北宋欧阳修在其《集古录跋尾》中说:“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直到今天,徐森玉先生在《西汉刻石文字初探》一文中说,就目前全国所能收集到的西汉刻石拓片,仅能列出十种,另外还有四种,只见记载,而无具体内容。东汉以后,刻石立碑之风却大为兴盛。据杨殿珣先生的《石刻题跋索引》统计,除去“石经”部分,凡碑碣、墓志、摩崖、杂刻等总计在内,共450余种。若再就已知的凡带有     

文字禅与宋诗的以俗为雅

文字禅在宋代的发展与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相互为用的过程：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偈颂语录世俗化的语言外壳，而文字禅在宋代的兴起与衰落和“文学”的誉扬也是分不开的。     

唐贺知章《龙瑞宫记》摩崖考析

绍兴宛委山唐贺知章《龙瑞宫记》摩崖 ,人多以为是唐时原刻。经考 ,该摩崖在宋嘉泰间已漫灭 ,嘉定间郡守汪纲重刻 ,清嘉庆中又经好事者重度勾勒 ,遂显今貌。文中“秘书监”三字系后人加刻。     

阿穆尔考

五、《崖刻》一文认为“大约天德元年(公元1149年)是汉字碑刊刻年代,承安五年(公元1200年)是女真字碑建立的年代”,并具体推测汉字摩崖是阿台“事后追忆往事”,“而推功于太祖,其实金太祖并未到此。及承安五年阿台之子为追念其父,又立女真字碑,具体叙述了他父亲作战升职立碑的经过”。这里边有两个问题,是无法得到解释的。其一是,照摩崖题字内容,不是一般地“推功于太祖”的颂词,而是非常具体的指明是“大金太祖大破辽军”的“息马”地,这岂不是与历史事实相矛盾吗!金太祖根本没到过这里,这段“推功”文字又从何谈起呢?其二是,既然汉字刻于天德元年(1149年),女真字刻于承安五年(1200年),汉字要较女真字早五十二年,为什么早刻的汉字要刻在摩崖的阴面,而后刻的女真字反要占据明显位置刻于摩崖的正面呢?是刻汉字时有意留待后来续刻女真字吗?这显然是不合于常理的!     

邵阳城步古苗文实地调查报告

在目前所见到的苗文材料之前,古代苗族是否有过文字,一直是不解之谜。最近,笔者在湖南邵阳城步丹口镇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了100余处摩崖石刻。这些摩崖石刻上的文字与古文献资料、民间歌谣传说中的古苗文和明清城步苗族起义军曾广泛使用过的苗文字以及城步民间现仍在使用一些常用的苗文字极其相似。该石刻上的文字应该就是失传了两个半世纪的城步古苗文字。因此,“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说法有待商榷。     

制作拓片4要点

拓片，也就是将宣纸贴在器物表面用墨拓印来记录花纹和文字。拓片是从原物直接拓印下来的，大小和形状与原物相同，是一种科学记录的好办法。甲骨文字、铜器铭文、碑刻、墓志铭、古钱币、画像砖等，都广泛使用这种办法记录。制作拓片的要点如下：     

戴着镣铐的舞蹈——宋代游戏诗体在明清的新发展

宋代是一个"以文字为诗"的全新时代.集句诗、八音歌等杂体诗以及次韵等诗学游戏在宋代达到了高潮.在宋人开拓的诗戏疆域之内,明清文人进一步拓展并超越了宋人的某些成就,尤其在集句与戏曲的融合、八音体的双重限定与次韵形式的发展方面,表现出明清文人对演绎汉字诗意组合极致的强烈兴趣和高超能力.     

鲁迅对武梁祠画像艺术的阐释和借鉴

武梁祠是汉代祠堂艺术的最高成就代表,它从不同角度记录了汉代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之前的学者大多只关注武梁祠拓片上的文字,并没有对图案多留意.鲁迅却敏锐地发现武梁祠拓片上的图案同样具有深厚的艺术内涵,开始搜集与整理武梁祠拓片,阐述武梁祠画像艺术的特征和风格,并在艺术创作中加以运用,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探究.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     

汉《石门颂》、《郙阁颂》的文化特征比较初探

《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148)镌刻在褒谷石门西壁的摩崖石刻,《郙阁颂》是东汉建宁五年(172)镌刻在略阳县(穴且)口的白崖,嘉陵江西岸峭壁上的摩崖石刻。书体皆为汉隶,都是我国著名的汉刻。现在这两方摩崖一个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一个迁到略阳县灵崖寺。至于它们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在金石学上的地位,素为历代学者和书法家们所推崇。然而,对这两方摩崖的文化特征有何异同?应作何认识?看法则不尽一致。研究这些问题对进一步全面认识这两方摩崖刻石的价值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就这方面作点比较论述。     

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现象管窥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极为盛行,其流风所及,几乎每一文人士大夫都与歌姬舞女有过交往和联系,从一定程度上讲,追求声伎之乐已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时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审美境界。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的盛行,不仅与宋代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劝导臣僚“以声妓自娱”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宦海升降浮沉紧密相联;宋代各类娱乐业和服务业的兴盛和发展,也为宋代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提供了条件。     

宋代文人与宋代女乐关系刍议

宋代文人与宋代女乐关系密切，对宋代女乐舞蹈起到了促进作用，宋代文人与宋人女乐关系内质是“才子佳人”。     

从《论书绝句百首》及其自注看启功对历代碑帖的评析

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百首》及其自注中,对礼器碑、史晨碑、张猛龙碑、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陆机平复帖、王伯远帖、智永千字文墨迹、颜真卿瀛州帖、杜牧张好好诗、万岁通天帖、冯承素摹本兰亭序、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历代碑帖给予了高度评价,提出了摩崖缺乏精刻,寻求汉隶笔法、刀法应从碑版入手,南北书派无鸿沟之判,观看六朝碑刻要善于“透过刀锋看笔锋”等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批判了明代祝允明等人盲目佞古的现象和清代阮元的南北书派论。     

上梁文与宋代文人构建的理想国

上梁文是一种体式独特的建筑民俗文体,宋代是上梁文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文人发挥了赋体"铺陈"、"夸饰"的修辞手法,使得宋代上梁文成为文人构建政治、文化以及个人生活之理想国的性情文章。而由此折射出宋代文人的淑世精神和淡泊情怀,也集中地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对宋代文人的深远影响。     

海龙金汉文摩崖是近代伪刻

《海龙女真摩崖石刻》(以下简称《崖刻》)(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2期)一文,误将伪刻汉文摩崖认为是金“天德元年”的作品。实际上这处汉文摩崖是古董商邢玉人伪造的。从其中许多破绽和不合史实处可知。一、以前多次有人去调查,都没发现汉文摩崖石刻。吉林海龙的金代摩崖,在山城镇南的九缸十八锅山上,该摩崖是一个突兀的山石,无论女真文还是汉文,均刻于山石壁面,女真文在阳面,汉文在阴面,均明显易见。但     

论《石门颂》的书法艺术

褒斜道自汉以后长期成为秦岭南北重要的一条通道。它不仅促进了秦、蜀地区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而且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在陡峭的石门一带,人们有的为开通或修复褒斜道而建立功绩者刻石纪功;有的刻石描写褒谷自然胜景;有的则留名题记……。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这些摩崖刻石虽然仅存百余种,但它们不仅是研究褒斜道的重要历史资料,而且也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奇葩。其电汉魏摩崖刻石十三种世称“汉中全汉”,更是驰誉中外。在十三品中,汉刻摩崖八品,曹魏和北魏摩崖各一品,宋刻隶书摩崖三品,而尤以《石门颂》和《石门铭》对书法艺术界影晌深远。本文试就《石门颂》作一探讨,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晋太康修栈道石刻厘正

晋太康修栈道石刻镌于今陕西省留坝县江口镇以北红崖河西侧古褒斜栈道近旁的崖壁间,原刻已毁,仅有的一张拓片据云是1932年陕西省城固张叔亮先生的学生所拓,后为张叔亮先生所收藏,建国后转交城固县政协。60年代初,陕西省文管会和陕西省博物馆组成的陕南工作组调查褒斜道南段栈道遗迹时,曾于城固县政协得此拓片。刊于《文物》1964年11期的《褒斜道连云栈南段调查简报》(以下简称《简报》)一文中,附有此拓片的录文和照片,可惜未将拓片的尺寸及字径署明,迄今已无从可考了,诚为憾事。好在总算留下了照片的影印版,在原物无存的情况下,也是弥足珍贵的(原刻照片附后)。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