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逻辑与生存机理--一个组织制度的分析视角

寺坊组织是寺与坊的结合体，在社会风险日益剧增的今天，寺坊组织的功能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文章以组织制度为视角，通过对寺—坊与寺坊组织的内涵进行解读，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逻辑，即互动与共生。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寺坊组织在回族社区中的张力和限度，进一步阐析了寺坊组织与回族社区的内在生存机理。     

试论寺坊组织在回族乡村社会工作中的功能发挥

以回族乡村寺坊和寺坊组织为切入点,通过对转型期回族乡村社会对社会工作需求的分析,讨论回族寺坊组织在社会工作中的功能发挥。从回族寺坊组织成员的特征出发,重点分析回族寺坊组织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工作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从而探讨民族社会工作在民族地区展开时,如何通过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区的内部组织资源来进行社会工作。     

法治背景下的“吊庄”回族寺坊组织——以宁夏银川市兴泾镇为例

在法治背景下,"吊庄"回族寺坊组织作为移民地区的宗教组织与社会组织,其在凝聚人心、互助救济、宣传法律政策、调解纠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构建"吊庄"回族和谐社区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寺坊组织这种本土性资源,以宗教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乡村混合门宦宗教社区中的寺坊结构及变迁——关于宁夏黑虎沟村的宗教民族志研究

派别意识和地理区隔是形成寺坊隶属结构的两大主因。在全球化、社会改革、教育普及、人口流动和媒体宣传等因素的影响下,西北农村伊斯兰教寺坊结构开始变化,人们的自主意识增强,教派观念淡化,村落行政权力下降,寺坊成为村民重要的交往和互动空间。乡村宗教获得了自由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世俗化、教育式微、寺坊人口下降、活动和号召力减弱、阿訇供养隐忧等困境。伊斯兰文化的传承、读书与念经的关系、寺坊人口的保持和稳定、新的宗教思潮的应对、宗教资源的分配、宗教社区的吸引力及其功能和角色等问题,将是未来农村伊斯兰教面临的较为紧迫的问题。     

清真寺与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对清真寺功能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而言 ,回族乃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之结果。清真寺在本土化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传承与交融”的双重社会文化功能。这种功能贯穿于唐宋时期的“蕃坊”迄至今日的回族社区。传承即对回族先民所负载的伊斯兰文化的传扬与继续 ,交融则是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主体文化—儒家文化进行充分而自觉的整合 ,从而使处身异质文化氛围里的回族穆斯林在中国社会得以生存。清真寺与云南回族社区的嬗变 ,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典型个案     

围坊而商的城镇回族经济刍论——临夏八坊当代回族经济调查研究

城镇回族聚居区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建立在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基础之上,围寺而居的教坊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居住单位和社会文化生活单元,而且是一个围坊而商的商业经营单元,体现了经济理性和生活方式的紧密相联。围坊而商的街居经济和依坊而商的贸易市场共同构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的形成,是回族特有的生计方式和社会文化模式共同形塑的结果。甘肃临夏市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论武则天与感业寺的几个问题——与气贺泽保规先生商榷

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在《武则天的感业寺出家问题与德业寺》一文中认为,唐太宗驾崩后,作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并未出家感业寺,而是栖身于长安城休祥坊母亲家中,"感业寺是在强烈意识着德业寺的心理状况下虚构的寺名"。揆诸史实,武则天出家为尼于感业寺,确凿无疑。感业寺不是"一个架空的影子寺院",并非人为虚构,它位于唐长安禁苑内,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事处感业寺小学内。感业寺与德业寺没有必然联系,都是唐长安禁苑内的宫人尼寺而已。     

试论唐宋时期的蕃坊

本文通过唐宋时期蕃坊的产生、蕃坊与羁縻府州的比较、蕃坊的历史地位等方面的论证, 揭示了蕃坊与唐宋政府关系的特殊性及其在中国回族社会结构形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明清城市的坊巷与社区──兼论传统文化在城市空间的折射

明清时期,由坊、街、巷组合而成的城市地域空间仍保持着其古老的样态,但坊制却经历了由盛到衰的演变,曾经对城居者的居住环境与范围进行限定的坊制已不复存在,坊仅仅是城市社区单位的名称而已。走出了封闭的居住空间的城居者,在若干个坊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不同等级与层次的人文社区,其中每个人文社区都有着使其得以凝聚的共同文化。城市社区中的街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着时代的风格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且街巷的外观建筑、名称及其内里空间更是折射出带有社区差异的文化特征。     

临夏回族方言“八坊话”解读

本文从语音、语法、词汇、语言表达的特殊形式等方面,对甘肃省临夏市八坊回族聚居区所特有的方言“八坊话”进行了分析。     

多元民族文化环境中的西北回族社区文化——以甘肃临夏市八坊回族聚居区为视角

本文以位于河湟民族走廊的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视角,通过对其成因的多种叙述,以及其所处的多元生态文化和多民族共居融生的历史、各民族多种生计间的互补、聚居区所处的宏观与微观资源环境中的生计选择等因素的分析,阐释八坊回族聚居区一体多元伊斯兰文化形态的形成。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特征

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整体上在内城和郭城沿御道规整化布局里坊区,并呈现出以类相从、坊市趋于融合、里寺相互掺杂以及权贵富贾竞相豪侈等特征。北魏洛阳城里坊布局与北魏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折射出北魏历史兴衰,促进了北魏时期城市转型,为隋唐时期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封闭到开放:城市回族聚居区的变迁模式

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的变迁 ,经历了由相对独立的封闭性寺坊社区 ,转变为开放性象征社区的发展历程。牛街的个案显示 ,探讨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模式 ,不仅要注意社会距离与文化融合、民族文化认同、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作用 ,以及城市民族分布格局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 ,更应当关注其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民族政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特点的影响     

地域性迁徙对新疆回族地域分布及文化的影响分析

明清至民国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大量回族迁入新疆,这种地域性迁徙对新疆回族的社区分布、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新疆回族地域社区分布呈现的特点：“大分散、小集中”与“大分散、大集中”;新疆回族社区主要分布于乡村,城镇数量很少;新疆回族社区大都是围寺而居。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融会而成的回族文化是新疆回族文化的核心,但这两种文化背景在新疆回族流散生活中又与各迁徙地地域文化产生了各种形式的交融磨合,因而对这一群体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宋代的甲乙与十方寺制

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对宋代寺制中的甲乙与十方寺制的区别及其例外情况、"革律为禅"的特定含义,二寺制与佛教戒律精神的错位、十方寺制的起源,二制寺在宋代寺院格局中的动态关系,政府对二制寺的管理,十方制的弊端及其产生原因,十方制在宋代政教关系中的意义等问题作了考论。     

解放前兰州清真寺述略

随着元代回回的进入中国,居甘肃的回回民族逐渐增多。明清以降,甘肃仍为回族最集中的地方,“甘肃在明代几为回民全部区域”。①回回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他们所到之处就以清真寺为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进行诗经布道等方面的活动,形成了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有明显界限的坊寺区域,清真寺也就我为坊寺伊斯兰教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     

周至仙游寺为唐代基督教大秦寺考辨

通过以诗证史的方法对唐代白居易、宋代苏轼、金代杨云翼等人游历周至的诗作进行考证,发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在的唐代大秦寺既不是长安义宁坊大秦寺,也不是现在的周至大秦寺,而是周至仙游寺。而碑文的撰述者僧景净为中国基督教总监督,仙游寺在唐代曾经是中国基督教的总部,它在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唐代游历过仙游寺的士人思想中明显有基督教思想影响的痕迹。因此,对大秦寺具体地理位置的考证,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由军事制度探究里坊制起源

里坊制度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最初的里坊制度不仅是指供人居住的聚落,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编户建军的需要。文章通过对里坊编户与军事组织制度的比较分析,揭示里坊制度与军事组织在早期存在的一一对应关系。并通过进一步比对,分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商业人口的增多,致使血缘聚落逐渐向地缘聚落转化,人不再依附在土地上。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募兵制的实行,最终导致里坊制度与军事组织制度走向分离,逐步发展成为各自独立的体系。     

回族社区变迁与回族社会现代化实践

回族社区作为基本的具有共同的宗教文化认同感的单位 ,是回族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形成的象征和标志。在回族社区现代化变迁的进程中 ,它行使着进行社会动员 ,组织社会生产 ,进行文化传承、筛选和创新等职能。回族社区分布于不同的区域环境中 ,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 ,但由于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及社会发展水平不尽相同 ,西北回族社会现代化模式显示了它的特殊性与多样性。为此 ,回族社会现代化只能走将自身的主体文化精神回族传统文化与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的现代化之路     

回族村落社区有序运行的内在因素分析——人类学视角下的“都阿”解读

“都阿”主要有社会请求性和宗教功修性“都阿”、治病“都阿”与殆“都阿”等，它们分别在精神层面、医疗层面和社会规范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都阿”蕴含于回族村落社区的方方面面，是回族村落社区有序运行的内在因素。